一．红色窑工徐海东
一天早上我到彭德怀的司令部去，发现他有好几个部下在那里，
正好开完会。他们请我进去，开了一只西瓜。我们围桌而坐，淘气地
在炕上吐起瓜子来。我注意到有一个我以前没有见过的年轻指挥员。
彭德怀看见我瞧着他，便开玩笑说，“那边这个人是著名的赤匪。
你认出他来了吗？”新来的那个人马上面露笑容，脸涨得通红，嘴里
露出掉了两个门牙的大窟窿，使他有了一种顽皮的孩子相，大家不由
得都笑了。
“他就是你一直要想见的人，”彭德怀又补充说。“他要你去访问
他的部队。他叫徐海东。”
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中，恐怕没有人能比徐海东更加“大名
鼎鼎”的了，也肯定没有人能比他更加神秘的了。除了他曾经在湖北
一个窑场做过工，外界对他很少了解。蒋介石把他称为文明的一大害。
最近，南京的飞机飞到红军前线的上空，散发了传单，除了其他诱惑
（红军战士携枪投奔国民党，每人可获一百元奖金）以外，还有下列
保证：
“凡击毙彭德怀或徐海东，投诚我军，当赏洋十万。凡击毙其他
匪首，当予适当奖励。”
可是就在这里，羞怯地长在一对宽阔的孩子气肩膀上的，却是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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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的悬赏不下于彭德怀的脑袋。
我表示感到很荣幸，心里在想，有一条命对你部下值这么多的钱，
不知有何感觉，因此问徐海东，他请我去访问他的部队是不是当真的。
他是红军十五军团司令，司令部设在西北八十里外的预旺县。
“我在鼓楼已为你准备好了一间屋子，”他答道。“你什么时候想
来就告诉我好了，我派人来接你。”
我们当场就谈妥了。
因此几天之后，我带了一支借来的自动步枪（这是我自己从一个
红军军官那里“没收”来的），在十名带着步枪和毛瑟枪的红军骑兵
护卫下前往预旺县，因为在有些地方，我们的路线离前线红军阵地只
有很短的距离。与陕西和甘肃的无穷无尽的山沟沟相比，我们走的那
条路——通向长城和那历史性的内蒙草原的一条路——穿过的地方
却是高高的平原，到处有长条的葱绿草地，点缀着一丛丛高耸的野草
和圆圆的山丘，上面有大群的山羊和绵羊在放牧啃草。兀鹰和秃鹰有
时在头上回翔。有一次，有一群野羚羊走近了我们，在空气中嗅闻了
一阵，然后又纵跳飞跑躲到山后去了，速度惊人，姿态优美。
五小时后，我们到达了预旺县城，这是一个古老的回民城市，居
民约有四、五百户，城墙用砖石砌成，颇为雄伟。城外有个清真寺，
有自己的围墙，釉砖精美，丝毫无损。但是其他的房子却有红军攻克
以前围城的痕迹。县政府的两层楼房已毁了一半，正面墙上弹痕累累。
他们告诉我，这所房子和城外的其他房子都是红军开始围城时马鸿逵
将军的守军毁坏的。敌人从城外房子撤出时都纵火焚毁，以免红军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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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后作为攻城的阵地。
“县城攻克时，”徐海东后来告诉我，“实际只打了一场小仗。我
们包围封锁预旺县十天。里面有马鸿逵的一旅骑兵和大约一千民团。
我们根本没有进攻，到第十天晚上天黑后，我们在城墙上放了云梯，
有一连人爬了上去，这时敌人岗哨才发现。一架机枪守住云梯后，我
们又有一团人爬了上去。
“没有发生什么战斗。天亮以前我们就把所有民团缴了械，包围
了骑兵旅。我们的人只死一个，伤了七个。我们给民团每人发一元银
洋，遣返他们回家，给马鸿逵的部下每人两元。他们有好几百人不愿
走，参加了我军。县长和旅长在他们部下缴械时爬东墙逃走了。“
我在十五军团呆了五天，发现时时刻刻都是极为有意思的，而对
于我这个“红区调查员”——他们在预旺县是这样叫我的——来说，
所有这些事情，没有比徐海东本人的故事是更好的材料了。每天晚上
他完成工作以后，我就同他谈话。我骑了马同他一起去七十三师前线，
我同他一起去红军剧社看演出。他第一次告诉我关于鄂豫皖苏维埃共
和国的历史，这在以前还从来没有为外人充分知道过的。那个苏区在
面积上仅次于江西中央苏区，作为这个广大地区的第一支游击队的组
织者，徐海东对它的发展详情，几乎无不了若指掌。
徐海东给我的印象是我所遇到的共产党领袖中“阶级意识”最强
的一个人——不论在态度上、外表上、谈吐上和背景上都是如此。事
实上，除了贺龙以外，他大概是指挥员中唯一的“纯无产阶级”。虽
然红军中的大多数下级军官出身于无产阶级，有许多高级指挥员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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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中产阶级或中农家庭，甚至出身于知识分子。
徐海东是个明显的例外。他对自己的无产阶级出身很为自豪，他
常常笑着称自己是个“苦力”。你可以看出来，他真心真意地认为，
中国的穷人，农民和工人，都是好人——善良、勇敢、无私、诚实—
—而有钱人则什么坏事都干尽了。我觉得，他就是认为问题是那么简
单：他要为消灭这一切坏事而奋斗。这种绝对的信念使他对自己的大
胆无畏，对他的部队的优势所说的自豪的话，听起来不至于使人有狂
妄自大的感觉。他说，“一个红军抵得上五个白军，”你可以看出，在
他看来，他这话不过是说明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
他的自豪的热情未免有点幼稚天真，但是极其真诚，他的部下对
他的拥戴的秘密也许就在这里。他对自己的部队极感自豪——不论他
们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战士、骑兵、革命者的能力。他对他们的列
宁俱乐部，他们的艺术化的招贴——的确很好——都感到自豪。他对
他的几个师长——其中两个“象我一样是苦力”出身，一个只有二十
一岁，当红军却有六年了——也很感到自豪。
徐海东很重视能够表现身体强壮的事，他打仗十年，负伤八次，
因此行动稍有不便，使他感到很遗憾。他烟酒不沾，身体仍很修长，
四肢灵活，全身肌肉发达。他的每条腿、每条胳膊、他的胸口、肩膀、
屁股都受过伤。有一颗子弹从他眼下穿过他的脑袋又从耳后穿出，但
他仍给你一个农村青年的印象，好象刚从水稻田里上来。放下卷起的
裤腿，参加了一队路过的“志愿参加”的战士的队伍。
我也打听清楚了门牙是怎么掉的。那是在骑马失事时碰掉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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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他骑马在路上驰骋，马蹄碰了一个战士，徐海东拉紧缰绳想看看
那个战士有没有受伤。马一受惊，把他撞在一棵树上。两个星期后他
苏醒过来时，发现他的门牙已嵌在那棵树上了。
“你不怕有一天会受伤吗？”我问他。
“不怎么怕，”他笑道。“我从小就挨打，现在已经习惯了。”
事实上，他的童年生活足以说明他今天为什么成了一个革命者。
我向他问到他的生平，要套出他的回答来很费力，因为象所有的红军
一样，他只肯谈打仗。我从记下的几百字的笔记中，选出少数一些重
要事实在这里。
徐海东于一九 OO 年生于汉口附近的黄陂县。他的家庭世世代代
都是做窑工的，祖父一代曾经置过地，但由于旱灾、水灾、捐税，后
来就赤贫化了。他的父亲和五个哥哥在黄陂的一个窑里做工，仅可糊
口。他们都是文盲，但因为徐海东聪明，又是幼子，所以凑钱送他上
了学校。
“我的同学几乎全是地主或商人的子弟，”徐海东告诉我说。“因
为穷人的孩子很少有上学的。我同他们一起在一张桌子上念书，但是
他们很多人都讨厌我，因为我很少有鞋穿，衣服又破烂。他们骂我时
我忍不住要同他们打架。如果我跑到先生那里告状，他总是打我。但
是如果地主的子弟打输了，他们去先生那里告状，打的又是我！
“我上学第四年，也就是十一岁那年，参加了一场‘富人打穷人’
的吵架，一群‘富家子弟’把我逼到墙角里。我们当时扔着棍棒和石
头，我扔出去的一块石头打破了一个姓黄的孩子的脑袋，他是个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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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的儿子。那孩子哭着走了，不久又带着他家里的人回来。他老子
说我‘忘了生辰八字’，对我拳打脚踢。先生又打了我一顿。我就逃
学不肯再去。这件事对我印象很深。我从此相信，穷人的孩子是得不
到公平的。”
徐海东就到窑厂去当学徒，在“谢师的几年”里没有工资。他十
六岁满师，在三百个工人中工资最高。他微笑着吹嘘说，“我做的窑
坯又快又好，全中国没有人能赶得上，因此革命胜利后，我仍是个有
用的公民！”
他回忆起一件事，使他更恨地主豪绅：“一个戏班子到我们附近
来唱戏，工人们都去看了戏。豪绅官僚的太太也在那里看戏。工人们
自然很好奇，要想看看这些阔老的足不出户的老婆到底是什么模样，
因此就盯着包厢瞧。阔老们就命令民团把他们赶出园子，结果就打了
起来。后来我们厂主不得不设宴请得罪的‘贵人’吃饭，放鞭炮为那
些被人偷看过的女人‘清白受玷’赔礼道歉。厂主想从我们工资中扣
钱来办酒席，我们表示要罢工来反对，他这才作罢。这是我第一次体
会到组织起来的力量是穷人自己的武器。”
徐海东二十一岁的时候因家庭纠纷一怒离家出走。他步行到了汉
口，接着又到了江西，做了一年窑工，攒了钱，打算回黄陂。但是他
得了霍乱，等养好身体，积蓄也化光了。空手回家不好看，他就参加
了军队，他们答应他每月十元军响，得到的就只是“挨打”。这时国
民革命在南方开始，共产党在徐海东所属军队中进行宣传。他们有好
几个给砍了头，却使他关心起来。他对军阀的军队感到厌恶，和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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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官一起开了小差，逃到广州，参加了张发奎将军的国民党第四军，
一直呆到一九二七年。他当了排长。
一九二七年春，国民学军队分成左翼和右翼两派，这个冲突在张
发奎的部队里特别尖锐，这时这支部队已到了长江流域。徐海东站在
激进派一边，不得不逃亡，他偷偷地回到了黄陂。这时他在一些学生
的宣传影响下已成了共产党员，他在黄陂就立即开始建立党支部。
一九二七年四月发生右派政变，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但徐海东
却没有，他单独得出结论，觉得采取独立行动的时机已经成熟。他把
窑厂的工人几乎都组织了起来，还有一些当地农民。从这些人中他组
织起湖北省的第一支“工农军队”。他们开始时只有十七个人，一支
手枪，八发子弹——那都是徐海东自己的。
这就是后来发展成为有六万人的红四方面军的核心，到一九三三
年在它的控制下的苏区有爱尔兰那么大。它有自己的邮局、信贷系统、
铸币厂、合作社、纺织厂，还有总的来说组织得相当完善的农村经济，
在一个民选的政府领导之下。黄埔军校毕业生、前国民党军官徐向前
成了四方面军司令。莫斯科回来的留学生、一九一七年中国新文化运
动的伟大领袖之一张国焘任政府主席。
象江西一样，这个鄂豫皖红色共和国经受住了南京方面的头四次
“围剿”，在这个过程中反而加强了自己。也象江西一样，在第五次
围剿中，同样的战略和战术迫使四方面军主力最后作“战略后撤”，
先到四川，后来又到了西北。
除了经济封锁、每天空袭、并且在鄂豫皖苏区周围建筑好几千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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碉堡网以外，南京的将领们显然执行一种把红区老百姓几乎完全消灭
的政策。他们最后终于认识到红军的唯一真正基础是在农民群众中间，
因此着手有步骤地消灭老百姓。在第五次围剿中，湖北和安徽的反共
部队共约三十万人，由蒋介石派了在南昌和南京的军校中经一年反共
宣传思想灌输的，受到法西斯训练的军官来加强。其结果是一场激烈
程度不下于法西斯对西班牙的侵略的内战。
统治阶级的政权一旦受到威胁，它所进行的报复似乎到处都是采
取同样野蛮的方式，不论种族或肤色。但是有些手法上的不同，却颇
有启发意义，这里不妨花一些篇幅来说明一下这在中国是怎样进行的。
二．中国的阶级斗争
有三天之久，每天下午和晚上好几个钟头，我一直在向徐海东和
他的部下提出关于他们的个人历史、他们的军队、前鄂豫皖苏区——
共产党叫做鄂豫皖苏维埃共和国①——的斗争、他们目前在西北的情
况等等的问题。我是访问他们的第一个外国新闻记者。他们并没有什
么“内幕消息”、“独得之秘”可以兜售（这种行话他们也不懂），也
没有漂亮的、成套的讲话，我得反复盘问才能从他们嘴里套出一些东
西来。不过现在回想起来，能从这些不懂向外国人进行宣传的艺术的
人得出直率的毫不掩饰的答复，确是使人感到耳目一新。你感到他们
的话是完全可信的。
我想大概也是由于这个缘故，我听到徐海东回答我的“你家里的
人现在哪里？”时，不禁突然感到很大的兴趣，连忙坐直了身子。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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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无其事的回答，显然没有准备，使我不能不怀疑这是实话。
“我家的人全都给杀了，只留下一个哥哥，他现在四方面军。”
“你是说在打仗的时候打死的？”
“哦，不是！我的哥哥只有三个是红军。其余的都是汤恩伯和夏
斗寅将军枪决的。国民党军官一共杀死了徐家六十六个人。”
“六十六个人！”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是的，被杀的有我二十七个近亲，三十九个远亲——黄陂县的
人都姓徐。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甚至婴孩都给杀了。姓徐的都给杀
光了，除了我的妻子和三个在红军的哥哥，还有我自己。后来两个哥
哥又在作战时牺牲了。”
“你的妻子呢？”
“我不知道她的下落。一九三一年白军占领黄陂县时她被俘。后
来我听说她被卖给汉口附近的一个商人做小老婆。这是我逃出来的哥
哥告诉我的，还有其他人被杀的事。在第五次围剿中，徐家有十三个
人逃出黄陂，到了礼山县。但是在那里都被逮捕了。男的被砍了头，
女人小孩被枪决。”
徐海东看到我脸上吃惊的脸色，就惨然一笑。“这没有什么特别
的地方，”他说。“许多红军指挥员家里都发生了这样的事，只是我家
损失最大而已。蒋介石下了命令，我的家乡被占领时，姓徐的一个也
不能留下。”
我们就是这样开始谈阶级报复的。我在这里必须承认，要是能够
把这个问题完全略而不谈，我只有更加乐意，因为不论在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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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集暴行故事都不是愉快的事。但是为了对红军表示公正起见，对于
他们的敌人所采取的毁灭他们的方法，应该说几句话。十年来国民党
一直对红区保持全面的新闻封锁，在全国到处散布“恐怖”宣传，把
它自己的飞机和重炮所造成的生命与财产的破坏大都归咎于“共匪”，
但事实上红军是根本没有这种武器的。因此偶尔有一次听一下共产党
对国民党有什么说的，不是无益的事。
我一页一页地写了许多同徐海东及其同志们的谈话的笔记，其中
有国民党军队在鄂豫皖对老百姓所犯罪行的日期、地点以及详细情况。
但是我无法重述我所听到的最残暴的罪行。这些罪行不仅无法形诸笔
墨，而且（象西班牙每天发生的事件一样），在那些不知阶级战争中
阶级仇恨的可怕深度的天真怀疑派听来，很可能是不可信的。
我们必须记住，现在大家都已知道，在第五次反共围剿中，国民
党将领在许多地方下令要杀光全部老百姓。这被认为是军事上的必需，
因为蒋总司令在一次演讲中谈到，凡是苏维埃政权久已确立的地方，
“是分不清赤匪和老百姓的”。这种杀光的办法在鄂豫皖共和国执行
得特别凶残，主要是因为有些负责剿共的国民党将领是本地人，是被
共产党没收了土地的地主的儿子，因此报仇心切。在第五次围剿结束
时，苏区人口减少了六十万人。
共产党在鄂豫皖的战术是在广大地区实行机动作战，每次围剿开
始，他们的主力就撤出苏区，到敌人境内与敌交锋。他们没有什么重
要的战略根据地要防守，很容易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试探、
佯攻、分散敌人兵力，以及用其他方法取得战术上的有利条件。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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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使得他们的“人力基地”完全暴露在外，但是在过去，国民党军队
遇到他们占领下的苏区里和平营生的农民和市民，他们是不杀的。
在第五次围剿中，象在江西一样，采用了新的战术。南京军队不
再在战场上与红军交战，而是集中兵力挺进，构筑碉堡，逐步深入红
区，把红区边界内外的整块地方的全部人口，不是消灭殆尽，就是迁
移一空。他们要把这样的地方化为阒无人烟的荒地，如果后来红军再
度占领也再无法取得补给。南京终于充分懂得，农民才是红军的基地，
这种基地必须毁灭。
成千上万的儿童被抓了起来，送到汉口和其他城市，卖去做“学
徒”。成千上万的年轻姑娘和妇女被带去卖到工厂里去做包身工或者
做妓女。他们在城市里是当作“灾区难民”或者“红军杀害的人家的
孤儿”卖掉。我记得在一九三四年有成百上千的这样的人到了大工业
城市，结果生意兴隆，中间商人都从国民党军官那里收购儿童和妇女。
有一个时期，获利很大，几有影响部队军纪之势。外国传教士纷纷议
论此事，笃信基督教的将军蒋介石不得不严令禁止这样“纳贿”，凡
从事这种交易的军人，一经发现，严惩不贷。
“到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徐海东说，“整个鄂豫皖有一半已成一
片荒地。在这一度富饶的地方，留下房子极少，牛都被赶走，土地荒
芜，白军占领的村子无不尸积成山。湖北有四个县，安徽有五个县，
河南有三个县都几乎完全破坏。东西四百里，南北三百里之内，全部
人口不是被杀光就是给迁空了。”
①鄂、豫、皖是湖北、河南、安徽的古名。共产党把这三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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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在一起称呼他们在这三省边区的地方苏维埃。
“在那一年的战斗中，我们从白军手里夺回了一些这样的地方，
但我们回来时发现原来是肥沃的大地现在几乎成了沙漠。只有少数老
头儿、老太婆留下，他们说的情况叫我们大吃一惊。我们不能相信中
国人对中国人会犯下这种罪行。
“我们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撤出天台山和老君山，这两个苏区当
时有六万人。两个月后我们回来时，我们发现这些农民已被没收土地，
房屋被烧掉或炸坏了，整个地区只有不到三百名老人和少数病儿。我
们从他们那儿了解到了当时发生了什么情况。
“白军一开到，军官们开始把妇女和姑娘分开。凡是剪短发或放
脚的都当共产党枪决，剩下的由高级军官挑选好看的给自己留下，接
着由下级军官挑选。剩下的就交给士兵当妓女。他们告诉士兵，这些
都是‘土匪家属’，因此可以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这些地方许多青年都已参加了红军，但凡是有留下来未走的，
都想杀死白军军官报仇，甚至一些老人也是这样。但是谁有抗议表示，
谁就被当作共产党枪决。没死的人告诉我们，白军中间为了分女人发
生争吵，打了起来的也不少。这些妇女和姑娘在遭到奸污后就送到城
市里去卖掉，那些军官只留少数长得好看的当小老婆。”
“你是说这都是国民党政府的军队？”
“是的，他们是汤恩伯将军的十三集团军和王均将军的第三集团
军。夏斗寅、梁冠英、孙殿才将军也有责任。”
徐海东谈到另外一个县，湖北少的黄冈县，红军在一九三三年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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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从王均将军手中收复：“在句容集镇上，原来一条街上苏维埃合作
社生意兴隆、人民安居乐业，现在成了一片废墟，只有几个老人没死。
他们领我们到一条山沟里，只见有十七具年轻妇女的尸体，赤条条地
在阳光中躺在那里。他们是在遭到强奸后被杀死的。白军显然是很匆
忙；他们只有时间剥下一个姑娘的一条裤腿。那天我们开了一个大会，
全军在那里举行了一次追悼大会，我们大家都哭了。
“不久之后，在麻城，我们到了我们以前的一个运动场。在一个
埋得很浅的坟地里，我们找到了十二个被杀的同志的尸体。他们身上
的皮给剥掉了，眼珠被挖了出来，耳朵鼻子都给割掉。看到这个惨象，
我们都气得哭了出来。
“同一个月，也在黄冈，我们的红二十五军到了欧公集。这本来
是个兴旺的地方，现在却荒无人烟。我们在镇外走，看到一个农民的
茅屋在冒烟，那是在山边上，我们就有几个人爬了上去但是发现里面
只有一个老人，他显然已经疯了。我们再走到山下，终于看到了长长
的一堆男女尸体。一共有四百多个，他们显然是刚被杀不久。有些地
方血有几寸厚。有些妇女尸体旁边还有紧紧抱着她们的孩子。许多尸
体都是摞在一起的。
“我突然看到一具尸体还在动，过去一看，是个还活着的男人。
后来我们发现有好几个还活着，一共有十多个。我们把他们抬了回来，
包扎了他们的伤口，他们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我们，这些人是从镇上
逃出来躲到山沟里来的，在空地里露宿。后来白军军官带部队来，在
山边上架起机关枪，对下面的人开火。他们开了几小时的枪，以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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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死了，便看也不下来看一眼又开走了。”
徐海东说，第二天他带全军到山沟里，给他们看看死难者的人，
其中有些战士认出他们认识的农民，这些男女有的曾经给他们找过住
的地方，卖过瓜给他们，或者在合作社作过交易。他们看了极其难受。
徐海东说，这次经历加强了他的部队的士气，使他们决心要死战到底，
在这最后一次大围剿剩下的十二个月当中，二十五军没有一个人开过
小差。
“到第五次围剿结束时，”他继续说，“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死人。
我们曾经进了一个村子，看上去似乎是空无一人，我们到烧毁的房子
里一看，就会在门口、地上、炕上发现尸体，或者藏在什么地方。许
多村里连狗都逃走了。在那些日子里，我们不需要情报员注意敌人动
向。我们可以根据烧掉的村镇在天空里飘起来的烟，很容易地跟随他
们。”
我从徐海东和别人那里所听到的事情，这不过是其中很小很小的
部分。这些人在那可怕的一年中战斗过来，最后终于西撤，不是因为
他们的军队，而是因为他们的人力“基地”被破坏了，青年人的尸积
如山，血流成河，整个地方失去了活力。后来我又同许多鄂豫皖来的
战士谈了话，他们告诉我的故事比这还惨。他们不愿再谈他们看到的
惨景；他们只有在我追问的时候才说，很显然，他们的经历在他们的
思想深处永远地留下了一生之中不可磨灭的阶级仇恨。
我们不免又要问，这是不是说共产党自己是清白的，没有干下什
么暴行或阶级报复的事？我想不是。不错，在我同他们在一起的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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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中，我进行了不受限制的调查，就我由此所了解的情况而言，他们
只杀了两个老百姓（见下文有解释）。我也没有看到过有一个村庄或
市镇被他们焚毁，或者从我问到的许多农民那里听说红军喜欢纵火。
但是我个人的经验从开始到结束只限于在西北同他们在一起的几个
月，在其他地方可能干过什么“烧杀”的事，我可无法证实也无法否
认。同时这些年来在国民党和外国报纸上发表的反共宣传，百分之九
十纯属胡说八道，如果对此不加怀疑，那就不免过于天真了，因为至
少其中大部分是未经可靠证实的。
确切地说，上面提到的那两个倒霉的“反革命分子”，其中之一
并不是共产党杀的，而是宁夏的一些回民，他们恨死收税的。关于他
怎么会不得好死，以后再说，这里先来看看，这些回民是怎样治理的，
也许由此可以明白为什么要处决他的经济学上的原因了。
三．四大马
我们可以说，青海、宁夏和甘肃北部就是斯惠夫特①那部幻想小
说的雏型，那个霍亨亨姆②的国土，因为这些省份就是作为中国名闻
遐迩的四大马的封疆来统治的。在上述这个地区里，权力由一家姓马
的回民将领家庭分享——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或者应
该说是在共产党开始把“霍亨亨姆”挤出他们大块领域之前曾由他们
分享。
马鸿逵是宁夏省省主席，他的堂兄弟马鸿宾原来是该省省主席，
现在割据甘肃北部一块地盘不稳的地方。他们同马步芳是远亲，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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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著名回族领袖马克勤的儿子，有妻妾多人。马步芳承继了他父亲的
衣钵，一九三七年南京任命他为该省绥靖公署主任，他的兄弟马步青
则占青海，此外还统治着夹在宁夏和青海之间的甘肃西部的一个狭长
地带。十年来，这个边远之地就由马家象一个中世纪的苏丹国一样统
治着，从他们自己的阿拉真主那里得到一些帮助。
四大马之中有两大马自称是贵族，一个在中国西北历史中有时起
过决定性作用的回民贵胄后裔。为了要了解今日中国回民的情况，特
别是马家——西北姓马的多如宁夏的青草，或者西方姓史密斯——的
情况，一些历史背景知识是必要的，因此我们不妨停下来简单考察一
下。
这马氏兄弟，象中国的许多回民一样，有突厥血统，早在第六世
纪，现称为土耳其人的一个民族在中国西北边境势力壮大，对当时那
里平原上的小国国君们可以提出随心所欲的要求，在一两个世纪内，
他们建立了一个庞大帝国，东起西伯利亚东部，经过蒙古，西达中亚
细亚。他们逐步南侵，到第七世纪时，他们的大可汗在隋朝末代帝王
炀帝的宫廷中几乎得到平起平坐的待遇。也就是这个突厥可汗，帮助
半突厥血统的李渊将军推翻了炀帝，建立了赫赫有名的唐朝，在长安
（现在叫西安府）君临东亚达三个世纪之久。长安在当时也许是世界
上最有文化的都城。
在七世纪中叶以前，阿拉伯航海的商人就在广州建了清真寺。在
唐朝的宽容的政权出现以后，这个宗教就通过西北的突厥人从陆路迅
速传入中国。毛拉、商人、使者、战士从波斯、阿拉伯半岛、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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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把宗教传了过来，唐朝的历代君主同西方的各个哈里发国结成了
紧密的关系。特别是在九世纪，大批大批的回纥③突厥（他们的伟大
领袖塞尔柱克还没有诞生）的铁骑被唐朝宫庭请来援助他们镇压叛乱，
伊斯兰教就在中国扎了根。许多回纥人镇压叛乱有功，封官进爵，赐
了田庄，在西北、四川、云南安居下来。
在几个世纪的时期中，回民顽强地抵抗汉人的同化，但逐渐丧失
了他们的突厥文化，吸收了不少中国文化，多少服从中国的法律。但
是在十九世纪，他们还是有足够强大的力量，两次争夺政权：一次是
杜文秀在云南一度立国，自称苏丹王苏莱曼；第二次是在一八六四年，
回民控制了西北全境，甚至进犯了湖北。这次叛乱经十一年才平定。
当时清政权已趋衰亡，但能干的汉族将领左宗裳震惊世界，收复了湖
北、陕西、甘肃、西藏东部，最后率领他的胜利大军越过了土耳其斯
坦的沙漠大路，在中亚细亚的那个边远之地重振了中国的国威。
从此以后，没有一个领袖人物能够把中国的回民团结起来进行争
取独立的斗争而获得成功的，但不断有零星的起义反对汉人统治，双
方都进行了野蛮血腥的屠杀。最近的一次最严重事件是一九二八年发
生的，当时冯玉祥将军是西北的军阀。就是在冯玉祥的统治下，五马
联盟④势力猛增，奠定了今天的财富和权力的基础。
虽然从理论上来说，中国人把回民即穆斯林看成是中国五大民族
⑤之一，但是大多数中国人似乎不承认回民的单独的民族性，都说他
们都已汉化了。实际上，国民党肯定是在实行一种同化政策，甚至比
对蒙古人还更加直接（不过也许不那么有效）。中国对回民的官方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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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似乎是，他们是“少数宗教”而不是“少数民族”。但是，凡是在
西北回民地区中看到过回民的人无不很清楚，他们要求种族统一和作
为一个民族地位的权利从事实上和历史上来说，不是完全没有实际根
据的。
中国的回民据说有二千万，其中至少有一半现在集中在陕西、甘
肃、宁夏、四川、青海和新疆。在许多地方，特别是在甘肃和青海，
他们是多数民族，在有些面积很大的地方，与汉人的比例高达十比一。
他们在宗教上的纯正性，一般视一定地方人数多少而异，但是在甘肃
北部和宁夏南部回民占多数的地方，完全是伊斯兰教区域的气氛。
事实上可以这么说：在中国的少数民族中，其教士和主教除了在
宗教生活中以外，也是世俗生活中的真正仲裁者，而且宗教对他们的
文化、政治、经济仍起决定性的作用的，回民是其中人数最多的一个
少数民族。回民社会是绕着盟王和阿訇（政、教领袖）转的，他们的
可兰经知识和突厥语或阿拉伯语（尽管一般很少）知识是他们的魔力
和权威的凭借。西北的回民每天在许多修缮整洁的清真寺中做祈祷，
按伊斯兰礼俗过开斋节和戒斋节，遵守婚丧礼仪，不吃猪肉，看到猪
狗就认为是受到冒犯。到麦加去朝圣，是人人的想望，但常常只是有
一人和阿訇才能实现这个奢望，后者由此而加强了他们的政治和经济
权力。
尽管如此，汉族的影响还是很显著的。穆斯林穿着象汉人一样（除
了男人戴的白圆帽或逢年过节戴的圆筒帽和女人的白头巾），平时都
说汉语（虽然有不少人略知一些可兰经上的话）。虽然他们中间突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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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脸部特点仍很普遍，但大多数人的外貌已与汉人分不清了，因为
他们许多世纪来与汉人通婚。由于他们的法律规定汉人与回民结婚不
仅必须改信回教而且也必须入赘或嫁入回民家庭，与原来的家庭断绝
关系，因此通婚所产子女长大以后往往认为自己是与汉族亲戚不同的
一个族类。
①英国作家（一六六七——一七四五年），《格列佛游记》作者。——译注
②《格列佛游记》中的有人性的马国，“霍亨亨姆”取英语“马嘶”（Whinny）一词的
谐音。——译注
③现称维吾尔。——译注
④第五马是马仲英，但由于部落政治和国际阴谋，现已分势。斯文·赫定在《大马逃
亡》（一九三六年纽约）一书中对他作了颇有趣味的介绍。
⑤五大民族是汉、满、蒙、回、藏。
今天中国三派回民的斗争有些削弱了他们的团结，为中国共产党
造成了方便之机，可以在他们中间做工作。这三派就是老教、新教、
新新教。老教和新教最近结成了一种“统一战线”来反对异端的新新
教。后者名义上主张放弃伊斯兰教的许多仪式和习惯，提倡“科学”，
但其真正目显然是摧毁阿訇的世俗权力，因为四大马认为对他们起掣
肘作用。由于新新教得到国民党的支持，许多回民认为它的目的是所
谓“大汉族主义”——由汉人对少数民族实行同化。在西北，四马是
新新教的领袖。他们在周围纠集了自己的附庸、官僚、有钱的地主和
牧主，他们的政权就是建筑在这个基础上的，但是四大马并不是会在
那个地区领导宗教改革运动的人。
以马鸿逵为例，他大概是四大马中最有钱有势的一个。他有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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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妾，据说宁夏城里百分之六十的财产是他的，并且在鸦片、盐、皮
毛、捐税、自印纸币方面发了一笔大财。但是在一个意义上来说，他
还是够新派的，那就是他最近选他有名的“照片新娘”的时候。他从
上海雇来一个秘书，叫他收集受过教育的合格美女照片，从中选美。
价格定在五万元。老马选定了以后就包了一架飞机，在北国的尘土中
起飞，到苏州接了后宫新欢，一个基督教的东吴大学毕业生，然后又
飞回宁夏，象阿拉丁在他的飞行地毯上一样，引起一时轰动。
对一个西方人来说，这也许是很吸引人的。但是马鸿逵的农民或
者士兵是否能够充分欣赏这件事的浪漫情调，则很可怀疑，因为农民
们知道这五万元从何而来，士兵们也觉得奇怪，既然大马能够出巨资
买个基督教徒做新娘，为什么开不出他们的军饷。不到几个月后红军
向西挺进，打入宁夏南部和甘肃北部马鸿逵的地盘时，马部很少抵抗，
尽管他吹嘘他们要歼灭“匪军”，这就一点也不奇怪了。这是完全有
道理的。
这里我不想开列统计表格，但宁夏发表一项政府公报，其中一篇
有意义的文章①值得一提，开列了马将军在该省要征收的捐税：销售
税、家畜税、骆驼税、运盐税、用盐税、烟灯税、养羊税、商人税、
脚夫税、养鸽税、土地税、掮客税、粮食税、特别粮食税、附加土地
税、木材税、采煤税、皮税、屠宰税、船税、灌溉税、磨石税、房屋
税、磨面税、秤税、礼仪税、烟税、酒税、印花税、婚税、蔬菜税。
这张单子还没有囊括所有的苛捐杂税，但足以说明，对比之下人民对
共产党是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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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鸿逵的食盐专运专销办法可谓举世无双。盐不仅专卖，而且规
定每人每月必须买半磅，不管用得了用不了。买了不能转卖；私自卖
食盐要处以鞭笞，或者甚至处死。其他措施使人民不满的还有出售牛、
羊、骡要征百分之三十的税，养羊一头要征百分之二十五的税，杀猪
一头征税一元，卖麦子一石征税四角。
但是最令人强烈不满的措施，也许是马将军的征兵了。他共有军
队四万（加上马鸿宾的），还有数目不限的守城门的“门卫”。这些人
几乎都是强征而来。每个人家凡有儿子的都要当兵，否则就雇人代替，
价格已涨到一百五十元。穷人可以到当铺去借钱，年息百分之四十到
六十，而这些当铺都是四马之一开的。当兵的不仅没有军饷，而且得
自供衣食。显然马鸿逵除了在新娘身上以外，什么地方都不乱花钱的。
苛捐杂税和欠债累累迫使农民卖牛卖田。大批大批的土地被官僚、
税吏、债主以廉价收购，但大部分都弃置荒废，因为捐税和地租太重，
找不到佃户耕种。土地、牲畜、资本加速集中，雇农人数猛增。在一
个县进行了调查②后发现，百人之七十的农民欠债，百分之六十的农
民靠借粮糊口。在同一县内，据说百分之五的人有地一百到二百亩，
骆驼二十到五十头，牛二十到四十头，马五头到十头，大车五到十辆。
贸易资金一千到二千元，而百分之六十的人口有地不到十五亩，除一
两头毛驴外没有别的牲口，平均欠债三十五到三百六十六磅粮食——
比他们的土地价值高得多。
最后，马鸿逵有阴谋争取日本支持反共的嫌疑。宁夏城里已有日
本军事代表团，马鸿逵将军允许他们在城北修一个机场，那是在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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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的阿拉善旗境内。有些回民和蒙民担心日本真的武装进驻。
要是红军到达时情况不是这样，他们在回民中间是否能打开局面
也是可以怀疑的。但是马鸿逵的军队根本不想打仗，抵抗起来只有百
分之五的人才有什么好处。但是共产党仍需克服回民天生不愿与汉人
合作的心理，向他们提出一个合适的纲领。对此，共产党在进行艰巨
努力，因为回民地区的战略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西北的这个宽阔地
带控制着通向新疆和外蒙的大道——也控制着同苏俄发生直接联系
的大道。
按共产党自己的看法：西北有一千多万回民，具有极为重要的地
位。我们目前的任务和责任是要保卫西北，在这五省内建立抗日根据
地，使我们能够更加有力地领导全国的抗日运动，为争取立即与日本
作战而努力。同时随着形势的发展，我们可以与苏联和外蒙取得联系。
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把回民争取到我们的势力范围和抗日统一战线上
来，我们的任务就不可能实现。③
共产党在好几年以前就在西北对回民进行工作了。早在一九三六
年，红军经过宁夏和甘肃向黄河挺进，年轻的回民先遣人员就已在宁
夏部队中进行宣传，鼓动推翻“国民党走狗”和“伊斯兰教叛徒”马
鸿逵——他们有几个人为此而掉了脑袋。共产党向他们提出的诺言是：
取消一切苛揖杂税。
协助成立回民自治政府。
取缔征兵。
取缔欠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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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回族文化。
保证各派宗教自由。
协助创建和武装回民抗日军。
这对几乎每一个回民大概都是有一些吸引力的。甚至有些阿訇也
认为这是除掉马鸿逵的一个机会（因为他放火烧了老教和新教的清真
寺）。到五月份，共产党说他们已经完成了怀疑派认为办不到的事。
他们自称已经创立了中国回民红军的核心。
①《宁夏公报》（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宁夏市）。
②刘晓：《预旺县调查》，刊《党的工作》（一九三六年八月三日保安）。
③《连队讨论材料》：《回民问题》，第 2 页，一军团政治部，一九三六年六月二日。
四．穆斯林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一天早上，我同徐海东参谋部里一个能说英语的参谋人员去访问
十五军团所属的回民教导团。该团驻扎在一个回民商人和做官的家里，
这是一所墙头很厚的房子，摩尔式的窗户的外面是一条铺着石块的街
道，驴、马、骆驼、行人络绎不绝。
房子里面很凉快、整洁。每间屋子里砖地中央是个水池，下通排
水沟，供洗澡之用。虔诚的回民一天要洗五次澡，但是，这些战士虽
然仍信伊斯兰教，显然只是偶尔使用这些水池。我想他们大概不相信
把一件好事做过头。但是他们仍是我在中国看到的习惯最清洁的士兵，
没有随地吐痰的恶习。
共产党在前线组织了两个回民教导团，基本上都是从前马鸿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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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鸿宾的部队中来的。他们比汉人身材高大、结实、胡须深、肤色黑，
有的人长得很英俊，明显地有突厥人的外表，杏眼又黑又大，高加索
人种的特点很突出。他们都带着西北的大刀，熟练地给我表演了几下，
能够一举手就砍下敌人的脑袋。
他们的营房里墙上贴满了漫画、招贴、地图、标语。“打倒马鸿
逵！”“废除马鸿逵的国民党政府！”“反对日本造机场，绘地图，侵略
宁夏！”“建立回民独立政府！”“建设自己的回民抗日红军！”共产党
的一些回民拥护者就是靠这些主张招来的，回民战士在关于他们为什
么参加红军问题上给我的答复也以此为他们的中心问题。
由此可见，马鸿逵将军部下士兵对他是有不满的（无疑有些被共
产党夸大了），宁夏的农民似乎也是如此。我记得有一天早晨在路上
向一个回民老乡买瓜，他种了一山坡的瓜，是个态度和蔼的乡下佬，
满面笑容，脾气随和，还有一个长得实在美丽的女儿——在这些地方
这是十分不可多见的，因此我迟迟不走，买了三个瓜。我问他，马鸿
逵手下做官的是不是真的象共产党所说的那么坏。他滑稽地举起双手
表示气愤，一边嘴里吐着西瓜子。“哎呀！哎呀！哎呀！”他叫道。“马
鸿逵，马鸿逵！征的税叫我们活不了，还抢我们的儿子，又烧又杀！
妈的马鸿逵！”最后一句话的意思是你可以奸污马鸿逵的母亲（我还
是第一次看到这种直白的解释中国国骂的方式……），这还便宜了他。
院子里的人看到这老头儿这么激动都笑了。
参加红军的回民战士原来都是在马鸿逵军队中进行颠覆宣传所
争取过来的，也是他们投到红军阵营以后听的政治课所争取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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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一个指挥员他为什么参加红军。
“为了打马鸿逵，”他说。“在马鸿逵统治下，我们回民的生活太
苦了。没有一家是安全的。如果一家有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必须到他
那里去当兵。如果有三个儿子，两个儿子必须去当兵。没有出路——
除非你有钱，可以买替身。哪个穷人出得起？不仅如此，每个人还需
自己带衣服，家里给他付粮食、柴火、灯油钱。一年要花好几十元钱。”
这两团回民红军组织起来才不到半年，看来已经有了相当的“阶
级觉悟”。他们读了，或者听人家读了《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
的简单介绍，每天关于回民当前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政治课。这
些课不是汉人给他们上的，而是共产党中回民党员给他们上的，后者
上过共产党的党校。马鸿逵部队百分之九十是文盲，参加红军的回民
在刚来时一字不识。现在他们每人已识几百个字，能够学发给他们的
简单的课本。共产党希望这两团人中能培养出一支大规模的回民红军
的干部，来保卫他们梦寐以求要想在西北建立回民自治共和国。这些
回民中已有将近百分之二十五的人参加了共产党。
关于自治的口号，回民自然是会同意的；因为那是他们多年来的
要求。但是他们之中大多数人是不是认为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那就
是另一回事了。我对此是怀疑的。中国军阀的多年压迫和汉回之间的
仇恨，使他们对一切汉人的动机都理所当然地深为怀疑，共产党能在
这么短的时间内消除回民的这种怀疑，令人难以置信。
这种回民与共产党合作，也许有他们自己的理由。如果汉人愿意
帮助他们赶国民党，帮助他们创建和武装一支自己的军队，帮助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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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自治，帮助他们剥夺有钱人（他们无疑是这样对自己说的），他
们就准备利用这个机会——如果后来共产党食言，他们就再把那支军
队用于自己的用途。但是从农民的友善态度和他们在共产党领导下愿
意组织起来这两点来看，共产党的纲领有明显吸引人的地方，他们小
心翼翼尊重伊斯兰教风俗习惯的政策即使在最多疑的农民和阿訇中
间也留下了印象。
在战士中间，有些历史上的民族宿怨看来已经克服，或者说正在
逐步蜕化为阶级仇恨。例如，我问到一些回民战士，他们是否认为回
汉两族人民能够在苏维埃政体下合作，其中一个回答说：
“汉人和回民是兄弟；我们回民中间也有汉人的血统；我们都属
于大中国，因此我们为什么要打来打去？我们的共同敌人是地主、资
本家、放高利贷的、压迫我们的统治者、日本人。我们的共同目标是
革命。”
“但是如果革命干涉你们的宗教呢？”
“没有干涉。红军不干涉伊斯兰教礼拜。”
“我是说这样的情况。有些阿訇是有钱的地主和放高利贷的，是
不是？要是他们反对红军，那怎么样？你怎样对待他们？”
“我们要说服他们参加革命。但大多数阿訇不是有钱人。他们同
情我们。我们的一个连长原来是阿訇。”
“但是，如果有些阿訇说服不过来，而参加了国民党来反对你们，
那怎么办？”
“我们就要惩罚他们。他们是坏阿訇，人民会要求惩罚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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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整个一军团和十五军团都在进行紧张的训练，教育战士
了解共产党对回民的政策和建立“回汉统一战线”的努力。我参加了
几次政治讨论会，战士们在会上讨论“回民革命”，这些讨论会很有
意思。有一次会上，发生了长时间的辩论，特别是关于土地问题。有
的认为，红军应该没收回民大地主的土地；有的反对。接着政委把党
的立场作了简洁的介绍，说明为什么应该由回民自己来进行土地革命，
由他们自己的、在回民群众中有基础的坚强革命组织来领导。
另外一个连讨论了回汉两族人民交往的简史，另外一个连讨论了
发给驻在回民地区全体战士行为守则必需严格遵守的理由。这个守则
规定红军战士不许：未经房主同意进入回民家中；以任何方式侵犯清
真寺或教职人员；在回民前面骂“猪”或“狗”；问他们为什么不吃
猪肉；叫回民是“小教”，叫汉人是“大教”。
这都是争取把全军有意识地团结在共产党的回民政策周围，除了
这些努力以外，在农民中间也在不断地进行工作。这方面的宣传由那
两个回民教导团来带头进行，但是红军各连也派宣传队去挨家挨户宣
传共产党的政策，鼓励农民组织起来；部队的剧团到各村子里去巡回
演出，表演回民戏，那是以当地情况和历史事件为根据的，目的是要
“鼓动”人民；分发用汉文和阿拉伯文写的传单、报纸、招贴；常常
举行群众大会，成立革命委员会和村苏维埃。农民们不论汉回，要避
免一定程度的这种灌输，是很困难的。到七月间，宁夏好几十个农村
成立了村苏维埃，派代表到预旺堡来与那里的回民共产党开会。
四个月后，四方面军就要渡过黄河，再向西推进二百英里，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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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州，那是马步芳的辖地，正好在通新疆的大路上。他们有此迅速进
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现在同回民建立了良好关系。我在宁夏的时候
就碰到了建立这种关系的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早在九月间，宁夏已有
足够的进展，可以召开一个大会，有三百名回民代表从红军当时占领
下的各村苏维埃选出，还有一些阿訇、教师、商人、两三个地主参加，
但大多数是贫农，因为有钱一些的阶级早已在“汉匪”到达时逃出了。
代表会议通过决议，要同红军合作，接受它的帮助建立回民抗日军队
的建议，并且立即开始组织汉回团结同盟，贫民会，以及群众性的抗
日团体。
这个历史性的小小代表会议所处理的最后一项议程——但我认
为对那里的农民来说是最重要的议程——是处理一个国民党税吏。此
人显然在红军到达以前已民怨沸腾，红军到达后他逃到附近山间农村
中一个叫张家寨的地方，在那里继续收税。据说他还增加税率一倍，
宣布这是他自称代表共产党政府的新规定！但回民农民了解到共产党
并没有派收税的，于是他们出动了六、七个人把这个坏蛋捉了起来送
到预旺堡公审。我个人对这件事的反应是，在这样的时候，在这样的
地方，有这样的胆略，敢冒充这样的角色，这种人才不可多得，应该
保护下来。但是回民们却不那么想。全休代表一致通过把他枪决。
就我所知，他是我在预旺堡两个星期中被枪决的唯一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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