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些未获解答的问题
我在中国的七年中间，关于中国红军、苏维埃和共产主义运动，
人们提出过很多很多问题。热心的党人是能够向你提供一套现成的答
案的，可是这些答案始终很难令人满意。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呢？他们
可从来没有到过红色中国呀。
事实是，在世界各国中，恐怕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谜，
更混乱的传说了。中华天朝的红军在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度的腹地进
行着战斗，九年以来一直遭到铜墙铁壁一样严密的新闻封锁而与世隔
绝。千千万万敌军所组成的一道活动长城时刻包围着他们。他们的地
区比西藏还要难以进入。自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国的第一个苏维埃
在湖南省东南部茶陵成立以来，还没有一个人自告奋勇，穿过那道长
城，再回来报道他的经历。
哪怕是最简单的事情，也是有争议的。有些人否认红军的存在，
认为根本没有这么一回事。只不过有几千名饥饿的土匪罢了。有些人
甚至否认苏维埃的存在。这是共产党宣传的捏造。然而，亲共的人却
称颂红军和苏维埃是中国要摆脱一切弊害祸患的唯一救星。在这样的
宣传和反宣传中，要想了解真相的冷静的观察家就得不到可信的证据。
关心东方政治及其瞬息万变的历史的人，都有这样一些感到兴趣而未
获解答的问题：
中国的红军是不是一批自觉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服从并遵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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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统一的纲领，受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指挥的呢？如果是的，那末那个
纲领是什么？共产党人自称是在为实现土地革命，为反对帝国主义，
为争取苏维埃民主和民族解放而斗争。南京却说，红军不过是由“文
匪”领导的一种新式流寇。究竟谁是谁非？还是不管哪一方都是对
的？
在一九二七年以前，共产党员是容许参加国民党的，但在那年四
月，开始了那场著名的“清洗”。共产党员，以及无党派激进知识分
子和成千上万有组织的工人农民，都遭当时在南京夺取政权的右派政
变领袖蒋介石的大规模处决。从那时起，作一个共产党员或共产党的
同情者，就是犯了死罪，而且确实有成千成万的人受到了这个惩罚。
然而，仍有成千成万的人继续甘冒这种风险。成千成万的农民、工人、
学生、士兵参加了红军，同南京政府的军事独裁进行武装斗争。这是
为什么？有什么不可动摇的力量推动他们豁出性命去维护这种政见
呢？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基本争论究竟是什么？①
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同其他地方的共产党人
或社会党人有哪些地方相像，哪些地方不同？旅游者问的是，他们是
不是留着长胡子，是不是喝汤的时候发出咕嘟咕嘟的响声，是不是在
皮包里夹带土制炸弹。认真思索的人想知道，他们是不是“纯正的”
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读过《资本论》和列宁的著作没有？他们有没有
一个彻底的社会主义经济纲领？他们是斯大林派还是托洛茨基派？
或者两派都不是呢？他们的运动真是世界革命的一个有机部分么？
他们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么？还“不过是莫斯科的工具”，或者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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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中国的独立而斗争的民族主义者？
这些战士战斗得那么长久，那么顽强，那么顽强，那么勇敢，而
且——正如各种色彩的观察家所承认的，就连蒋介石总司令自己的部
下私下也承认的——从整体说来是那么无敌，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是什么使他们那样地战斗？是什么支持着他们？他们的运动的革命
基础是什么？是什么样的希望，什么样的目标，什么样的理想，使他
们成为顽强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战士的呢？说令人难以置信，是同中国
的那部充满折衷妥协的历史比较而言的，但他们却身经百战，经历过
封锁、缺盐、饥饿、疾病、瘟疫，最后还有那六千英里的历史性“长
征”，穿过中国的十二个省份，冲破千千万万国民党军队的阻拦，终
于胜利地出现在西北的一个强大的新根据地上。
他们的领导人是谁？他们是不是对于一种理想、一种意识形态、
一种学说抱着热烈信仰的受过教育的人？他们是社会先知，还只不过
是为了活命而盲目战斗的无知农民？例如，毛泽东，南京通缉名单上
的第一号“赤匪”，蒋介石悬赏二十五万元银洋不论死活要缉拿到他，
他是怎样的人呢？那个价值这么高昂的东方人脑袋里到底有些什么
名堂呢？或者象南京官方宣布的那样，毛泽东真的已经死了吗？住的，
称作红军总司令的这个人的生命在南京看来具有同样的价值，他又是
怎样的人呢？林彪②这个二十八岁的红军天才战术家，据说在他率领
下的红军一军团从来没有打过一次败仗，他又是谁？他的来历如何？
还有其他的许多红军领导人，多次报道已经毕命，可是又在新闻报道
中重新出现，不但毫毛无损，而且仍旧在指挥着新的军队同国民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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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他们又是些什么人呢？
红军抗击极大优势的军事联合力量达九年之久，这个非凡的记录
应该拿什么来解释呢？红军没有任何大工业基地，没有大炮，没有毒
气，没有飞机，没有金钱，也没有南京在同他们作战时能利用的现代
技术，他们是怎样生存下来并扩大了自己的队伍的呢？他们采用了什
么样的军事战术？他们是怎样训练的？是谁给他们当顾问的？他们
里面有一些俄国军事天才吗？是谁领导他们在谋略上不但胜过所有
被派来同他们作战的国民党将领，而且胜过蒋介石重金聘请来的、以
前由希特勒已故的国防军头目冯·西克特将军领导的大批外国顾问？
中国的苏维埃是怎样的？农民支持它吗？如果不支持，那么是什
么力量在维系住它的？共产党在他们的权力已经巩固的地区实行“社
会主义”达到什么程度？为什么红军没有攻占大城市？这是不是证明
红军不是真正由无产阶级领导的运动，而基本上仍然是农民的造反吗？
中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仍然是农业人口，工业体系即使不说是患
小儿麻痹症，也还是穿着小儿衫裤，在这样的国家怎么谈得上“共产
主义”或“社会主义”呢？
共产党怎样穿衣？怎样吃饭？怎样娱乐？怎样恋爱？怎样工作？
他们的婚姻法是怎样的？他们的妇女真的象国民党宣传所说的那样
是被“公妻”的吗？中国的“红色工厂”是怎样的？红色剧团是怎样
的？他们是怎样组织经济的？公共卫生、娱乐、教育和“红色文化”
又是怎样的？
红军的兵力有多少？真象共产国际出版物所吹嘘的那样有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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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吗？果真如此，他们为什么没有能夺取政权呢？他们的武器和弹
药是从哪里来的？它是一支有纪律的军队吗？它的士气怎么样？官
兵生活真是一样吗？如果像蒋介石总司令在一九三五年所宣布的那
样，南京已经“消灭了共匪的威胁”，那末共产党到一九三七年在中
国战略地位最重要的西北占领了一块比以前更大的整块土地，又怎样
解释呢？如果共产党真的是完蛋了，那末，为什么日本在著名的广田
弘毅③第三点中要求南京同东京和纳粹德国缔结反共协定以“防止亚
洲布尔什维化”呢？共产党是真正“反帝”的吗？他们真要同日本交
战吗？在这场战争中，莫斯科会帮助他们吗？或者，像著名的胡适博
士拼命说服他在北京的情绪经昂的学生那样，他们的激烈的抗日口号
只不过是争取公众同情的诡计和绝望的挣扎，是亡命的汉奸和土匪的
最后呼号？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军事和政治前景如何？它的具有历史意义
的发展是怎样的？它能成功么？一旦成功，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对日
本意味着什么？这种巨大的变化对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会产生什么
影响？它在世界政治上会引起什么变化？在世界历史上会引起什么
变化？它对英、美等外国在中国的巨额投资会产生什么后果？说真的，
共产党究竟有没有“对外政策”呢？
最后，共产党倡议在中国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这
到底是什么意思？
相当一个时期以来，竟没有一个非共产党观察家能够有把握地、
准确地、或是用亲身调查过的事实解答这些问题，这似乎是荒唐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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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此，这里有一个日益使人感到兴趣和日益变得重要的值得采访
的消息，正如记者们在无关紧要的枝节问题上发出电讯之余相互承认
的一样，这是中国的唯一值得采访的消息。然而，我们大家对它却一
无所知，实在令人可悲。要在“白”区同共产党人发生联系极为困难。
共产党人的头顶上随时笼罩着死刑的威胁，不论在上等社会里，
或者在非上等社会里，他们都是不会暴露自己身份的。哪怕在外国租
界里，南京也有出高价雇用的侦探网在那里活动，其中有 G·帕特里
克·吉文斯那样热心的反共分子，他原来是上海公共租界英国警务处
中主要负责侦缉共产党的人。据说吉文斯督察每年要逮捕好几十个共
产党嫌疑犯，大多数年龄在十五岁到二十岁之间，然后由国民党当局
从租界引渡过去加以监禁或处死。一九三四年南京为了酬答这个有名
警察的效劳，授给他一枚宝玉勋章和大量现款作为礼物。中国为了要
缉拿本国的激进青年，雇用了不少外国侦探，吉文斯不过是其中的一
个罢了。
我们都知道，要对红色中国有所了解，唯一的办法就是到那里去
一趟。但我们推托说“没有法子”。有少数人尝试过，但失败了。这
就被看成是做不到的事。大家都认为没有谁能够进了红区后活着回来
的。在报纸受到象意大利或德国那样严格检查和管制的国家里，长年
累月的反共宣传就有那么大的力量。
后来，到一九三六年六月，我的一位中国好友带给我中国西北出
现了使人惊讶的政治局面的消息——这后来终于导致蒋介石总司令
被扣的惊人事件，扭转了中国历史的潮流。但是，当时对我来说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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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是，我在得到上述消息的同时，了解到我可能有办法进入红区。
这需要我立即动身。机会千载难逢，不能错过。我决定抓住这个机会，
设法打破这一已经持续了九年的新闻封锁。
我那样做，确实是有危险的，不过后来报上发表我的死讯，说是
“已遭土匪杀害”，那又太夸张了。但是多年来关于共产党暴行的恐
怖故事层出不穷地充斥于中国那些领津贴的本国报纸和外国报纸，在
这种情况下，我在旅途上很少有什么东西可以叫我感到放心的。说实
在的，除了带着一封给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的介绍信，确实没有什
么东西可以叫我感到放心。我只要找到他就行了。这要经过怎样的冒
险呢？我不知道。但是，在这些年的国共内战中，已经有千千万万的
人牺牲了生命。为了要探明事情的真相，难道不值得拿一个外国人的
脑袋去冒一下险吗？我发现我同这个脑袋正好有些联系，但是我的结
论是，这个代价不算太高。
就是怀着这种冒险的心情，我出发了。
①国民党是孙逸仙博士等人所建立，掌握一九二四到二七年所谓国民革命的领导权。
共产党创建于一九二一年，在国民革命中是国民党的主要盟友。②林彪后来叛党叛国，于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私乘飞机外逃，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③一九三三年至三六年任
日本外相。——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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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去西安的慢车
那是六月初，北京披上了春天的绿装，无数的杨柳和巍峨的松柏
把紫禁城变成了一个迷人的奇境；在许多清幽的花园里，人们很难相
信在金碧辉煌的宫殿的大屋顶外边，还有一个劳苦的、饥饿的、革命
的和受到外国侵略的中国。在这里，饱食终日的外国人，可以在自己
的小小的世外桃源里过着喝威士忌酒搀苏打水、打马球和网球、闲聊
天的生活，无忧无虑地完全不觉得这个伟大城市的无声的绝缘的城墙
外面的人间脉搏——许多人也确实是这样生活的。
然而，在过去的一年里，就连北京这个绿洲，也难免那弥漫于全
中国的战斗气氛的侵袭。日本征服的威胁，在人民中间，特别是在愤
怒的青年中间，激起了盛大的示威抗议。几个月以前，我曾经站在那
弹痕累累的内城城墙下，看到上万名学生在那里集合，他们不顾宪警
的棍棒，齐声高呼：“一致抗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分割华北的要求！”
北京的全部砖石屏障都阻挡不住中国红军试图穿过山西向长城
挺进的这一惊人之举引起的反响。这次远征号称要对日作战，收复失
地，但未免有些唐·吉诃德味道，立即被蒋介石总司令的十一师精锐
新军所拦截，但是，这却阻止不了那些爱国学生，他们不怕坐牢，也
不怕可能丢脑袋，大批走向街头，喊出了那被禁的口号：“停止内战！
国共合作抗日救国！”
一天午夜，我登上了一列破败不堪的火车，身上有点不舒服，可
是心里却非常兴奋。我所以兴奋，是因为摆在我面前的这次旅行是要
去探索一个跟紫禁城的中世纪壮丽豪华在时间上相隔千百年、空间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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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千百里的地方：我是到“红色中国”去。我所以“有点不舒服”，
是因为我身上注射了凡是能够弄到的一切预防针。用微生物的眼睛来
看一下我的血液，就可以发现一支令人毛骨悚然的队伍；在我的臂部
和腿部注射了天花、伤寒、霍乱、斑疹伤寒和鼠疫的病菌。这五种病
在当时的西北都是流行病。此外，最近还流传着令人吃惊的消息，说
淋巴腺鼠疫正在陕西省蔓延开来，陕西省是地球上少数几处流行这种
风土病的地方之一。
而我的第一个目的地就是西安府。这个地名有“西方平安”的意
思，是陕西省的省会，要从北京向西南做两天两夜劳累的火车，才能
到达陇海路西端的这个终点站。我的计划是从那里向北走，进入位于
大西北中心的苏区。在西安府以北大约一百五十英里的一个市镇——
洛川，当时是陕西红区的起点。洛川以北的地区，除了公路干线两旁
的几个狭长地段以及下文将要提到的几个地点外，已经全部染红了。
大致说来，陕西红军控制的地区南到洛川，北到长城；东、西两边都
以黄河为界。那条宽阔的浊流从西藏边缘往北流经甘肃和宁夏，在长
城北面进入内蒙古的绥远省，然后曲曲折折地向东流行许多英里，又
折而向南，穿过长城而构成陕西、陕西两省的分界线。
当时苏维埃活动的地方，就在中国这条最容易闹灾的河流的这个
大河套里——陕西北部、甘肃东北部和宁夏东南部。这个区域同中国
诞生地的最初疆界差不多相符，真可谓历史的巧合。数千年前，中国
人当初就是在这一带形成统一的民族的。
第二天早晨，我观察一下我的旅伴，看见一个青年人和一个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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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正、留着一绺花白胡子的老人，坐在我对面呷着浓茶。那个青年很
快就跟我攀谈起来，先是客套一番，后来就不免谈到了政治。我发现
他妻子的叔叔是个铁路职员，他是拿着一张免票证乘车的。他要回到
离开七年的四川老家去。不过他不能肯定究竟能不能到家。据说他家
乡附近有土匪在活动。
“你是说红军吗？”
“哦，不，不是红军，虽然四川也有红军。我说是土匪。”
“可是红军不也就是土匪吗？”我出于好奇心问他。“报纸上总
是把他们称为赤匪或共匪的。”
“啊，可是你一定知道，报纸编辑不能不把他们称作土匪，因为
南京命令他们这样做，”他解释说。“他们要是用共产党或革命者的称
呼，那就证明他们自己也是共产党了。”
“但是在四川，大家害怕红军不是像害怕土匪一样吗？”
“这个么，就要看情况了。有钱人是怕他们的，地主、做官的和
收税的，都是怕的。可是农民并不怕他们。有时候他们还欢迎他们呢。”
说到这里，他不安地望了那老人一眼，那老人坐在那里留心地听着，
却又显得并不在听的样子。“你知道，”他接着说，“农民太无知了，
他们不懂得红军不过是要利用他们。他们以为红军说话是当真的。”
“那末他们说话不是当真的了？”
“我父亲写信给我，说红军在松潘取缔了高利贷和鸦片，重新分
配了那里的土地。所以，你看，他们并不完全是土匪。他们有主义，
这没有问题。但是他们是坏人。他们杀人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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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那花白胡子忽然抬起他那温和的脸孔，十分心平气和地说
出一句惊人的话来：“杀得不够！”我们两人听了都不禁目瞪口呆地望
着他。
不巧火车这时已经快到郑州，我在那里得换乘陇海路的车，因而
不得不中断讨论。可是，从那时起，我心里一直在纳闷，这位模样儒
雅的老先生有什么确凿的证据来支持他那骇人听闻的论点呢。在这第
二天的旅途上，火车（这列火车还心，很舒适）在河南和陕西的景象
奇异、层层重叠的黄土山中缓慢地爬行，最后开进西安府新建的漂亮
车站，我却整天都在纳闷这件事。
我到西安府不久，就去拜访陕西省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将军。杨
将军在一两年以前，在陕西那些未被红军控制的地区，还是个唯我独
尊的土皇帝。他当过土匪，后来经由中国那条许多极有才能的领导人
由此上台的途径而掌握了权势，据说也在这条大道上照例发了大财。
但是在最近，他不得不同西北的其他几位先生分享他的权利了。因为
在一九三五年，以前满洲的统治者张学良“少帅”，带着他的东北军
开到了陕西，在西安府就任这一带的最高红军征剿者——全国剿匪总
部副司令。而为了监视这位少帅，又派来了蒋介石总司令的侍从邵力
子。这位邵先生便是陕西省的省主席。
在这些人物——还有其他一些人——之间，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均
势。而在所有这些人的背后牵线的，就是那位手段厉害的总司令本人，
他力图把他的独裁统治扩大到西北去，不但要消灭正在奋斗中的苏维
埃民主，而且要把老杨和小张两人的军队都消灭掉，用的就是使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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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残杀这个简单的方法——这是政治军事方面一出出色的三幕剧，
而戏中的主要谋略，蒋介石显然认为只有他自己才懂得。正是这种估
计错误——在追求上述目的时有些操之过急，在肯定对手的愚蠢时又
有些过分自信——导致蒋介石几个月以后在西安府成了阶下囚，听由
这三方面发落！我在下文中要谈到总司令被逮的这一惊人事件，说明
它怎样把中国的历史引导到了新的方向。
我在一所新近竣工、耗资五万的巨石宅第里会见了杨将军。当时
他没有带着太太而是单身住在这所有着多间寝室的拱顶建筑物——
绥靖公署主任的官邸里。原来杨虎城也同这个过渡时期的许多中国人
一样，为家庭纠纷所苦，因为他有两个太太。第一个太太是他年轻时
娶的小脚女人，是他的父母在浦城给他娶的。第二个是象蒋介石夫人
那样的一位活泼而勇敢的女性，年轻貌美，已经是第五个孩子的母亲，
既摩登又进步，据说从前参加过共产党，是杨将军自己看中的。据传
教士们说，在杨将军这个新居落成的时候，两个太太看来都向他提出
了相同的最低要求。她们互相憎恨；她们都为他生育了儿子，都有权
做他的合法妻子；双方都坚决不肯搬到那巨石营建的宅第里去住，除
非对方不住在里面。
在一个局外人看起来，事情好像很简单：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法是，
离去一位太太或者另娶第三位太太。但是杨将军还没有打定主意，因
而他还是单身住着。他的这种尴尬处境，在现代中国并不少见。蒋介
石同那位有钱的、美国留学的、相信基督教的宋美岭结婚的时候，也
曾遇到同样的问题。这一决定受到了传教士们的高度赞许，他们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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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一直在为他的灵魂祈祷。然而这样的解决方法是从西方输入的新
颖思想，许多中国人对之仍然要皱眉头。至于出身草莽的老杨，对于
自己的灵魂的归宿，大约是不如对祖宗的传统那么关心的。
决不要以为杨虎城将军早年当过土匪，就必然没有资格做领袖了。
这样的假定在中国是不适用的。因为在中国，一个人青年时当过土匪，
往往表示他有坚强的性格和意志。翻一翻中国的历史，就可以发现中
国有些极能干的爱国志士，都曾一度被人贴上土匪的标签。事实上，
许多罪大恶极的无赖、流氓、汉奸，都是以正人君子的面目，陈腐的
诗云子曰的伪善，中国经书上的愚民巫术，爬上显赫的地位的，尽管
他们常常也要利用一个纯朴的土匪的有力臂助来达到这一目的——
今天多少也仍是如此。
杨将军反正在大多数外国传教士中间名声不佳，因此他不可能真
的是个坏人。他的革命历史，说明他原来是个粗鲁的农民，可能一度
有过崇高的梦想，要大大改变自己的世界，但是他掌了权以后，却没
有找到什么办法，他听着他周围那些食客的进言，也逐渐感到腻味和
混乱起来了。不过，他假如有过这样的梦想的话，他并没有向我吐露。
他拒绝讨论政治问题，客气地委派他的一个秘书陪我参观市容。再说，
我见他的时候，他害着严重的头痛和关节炎，在他这样多灾多难的当
口，我当然不想坚持向他提出为难的问题。相反，对于他所处的困境，
我倒是十分同情的。因此，我对他做了简短的访问之后，便知趣地告
辞了，打算去找省主席邵力子阁下，向他寻求一些答案。
邵主席在他那宽敞的衙门的花园里接见我，经过尘土飞扬的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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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的酷热之后，分外觉得那里凉爽舒适。我上次见到他是在六年前，
当时他是蒋介石的私人秘书，他帮助我访问了总司令。从那时起，他
就在国民党里飞黄腾达起来。他是一个能干的人，受过良好的教育，
现在总司令赐给他省主席的殊荣。但是可怜的邵力子，也同其他许多
文官当省主席的一样，他统治的地盘不出省会的灰色城墙——城外的
地方是由杨将军和张少帅瓜分的。
邵力子阁下自己一度当过“共匪”，现在再提这件事未免有些不
恭。他事实上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创造者。但是我们不应当对他太严
厉，在那些日子里，当共产党是一桩时髦的事情，没有人十分明白入
党究竟意味着什么，只知道许多有才华的青年都是共产党。后来邵力
子反悔了；因为在一九二七年以后，当共产党是怎么一回事，已经可
以看得十分清楚了，那是可以叫你脑袋搬家的。此后邵力子便成了一
个虔诚的佛教徒，再也没有表现出信仰异端的痕迹了。
“现在红军怎么样了？”我问他。
“没有留下多少了。在陕西的不过是些残余。”
“那末战事还在继续？”我问。
“不，现在陕北没有多少战斗。红军正在转移到宁夏和甘肃去。
他们似乎要跟外蒙古取得联系。”
他把话题转到西南的局势，当时那里的反叛的将领正在要求出兵
抗日。我问他，中国应不应该同日本打仗。他反问道：“我们能打吗？”
接着，这位信佛的省主席将他对日本的看法如实地对我说了，但不允
许我发表，正象那时所有的国民党官员那样，他们对日本的看法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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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你，但是不能发表。
这次访问以后几个月，可怜的邵力子和他的总司令一起，就为这
个抗日问题，被张学良少帅部下的一些反叛的年轻人弄得狼狈不堪，
他们不再讲理了，不再接受“也许有一天”这样的答复了。而邵力子
的那位小胖子夫人——从莫斯科回来的留学生，后来也“叛变”的前
共产党员——则受到一些反叛分子的围困，奋勇拒捕。
可是，在我们那次谈话的时候，邵力子对于这一切并没有透露出
半点预感来，我们经过交换意见，在看法上已有极为接近之处，我该
向他告别了。我已经从邵力子那里弄明白我要知道的事情。他已经证
实了我在北京的熟人通知我的消息：陕北方面的战斗已暂时停止。因
此，如果有适当的安排，到前线去应当是可能的。于是我就着手进行
这些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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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汉代青铜
西北的危机在我到达西安府大约六个月后就要令人意想不到地
爆发，富有戏剧性地使全世界都知道，张学良少帅统率下的大军同他
以剿共军副总司令身份奉命要去剿灭的“匪军”令人惊诧地结成了同
盟。但是在一九三六年六月，外界仍完全蒙在鼓里，不知道这些奇怪
的发展，甚至在蒋介石自己的控制西安府警察的蓝衣社宪兵总部，也
没有人知道到底要发生什么事情。西安府的监牢里关着大约三百名共
产党员，蓝衣社还在继续搜捕。当时空气极度紧张。到处是特务和对
方的特务。
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必要秘而不宣这些兴奋紧张的日子里发生的
事情，和当初不得已才让我知道的秘密了，因此可以在这里报道出来。
我在到西安府之前从来没有见到过一个红军战士。在北京为我用
隐色墨水写了一封介绍信给毛泽东的人，我知道是个红军指挥员，但
是我没有见到过他。这封介绍信是通过第三者，我的一个老朋友给我
的。但是除了这封介绍信以外，我在西北要取得联系，只有一个希望。
我得到的指点就是到西安府某家旅馆去，要了一个房间住下来，等一
个自称姓王的先生来访，除此之外，我对他一无所知。确实是一无所
知，除了他会设法给我安排搭乘——他们这样答应我——张学良的私
人座机去红区！
我在旅馆里住下来后过了几天，有一个身材高大，胖得有点圆滚
滚的，但是体格结实，仪表堂堂的中国人，身穿一件灰色绸大褂，穿
过打开着的房门进来，用一口漂亮的英语向我打招呼。他的外表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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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裕的商人，自称姓王，提到了我在北京的那个朋友的名字，并且还
以其他方式证实了他就是我等的那个人。
在这以后的那个星期了，我发现即使仅仅为了王一个人，也值得
我到西安府一行。我每天花四、五个小时听他聊天，回忆往事，还听
他对政局作比较严肃的解释。他是我完全意想不到的一个人。他曾经
在上海一所教会学校里受教育，在基督教圈子里颇有地位，一度自己
有个教堂，我后来知道，在共产党中间，大家都叫他王牧师①。像上
海的许多发达得意的基督教徒一样，他参加过操纵该市的青帮，从蒋
介石（也是青帮中人）到青帮头子杜月笙，他都认识。他一度在国民
党中担任过高级官员，但是我现在也不能泄露他的真实姓名。
一些时候以来，王牧师就丢官弃教，同共产党合作。这样有多久
了，我不知道。他成了一种秘密的、非正式的使节，到各种各样的文
物官员那里去进行游说，帮助共产党把他们争取过来，使他们了解和
支持共产党的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议。至少在张学良那里，
他的游说是成功的。这里就需要介绍一些背景情况，才能说明当时已
经达成的秘密谅解的基础是什么。
大家知道，张学良在一九三一年之前还是受人爱戴、为人慷慨、
有现代化思想、能打高尔夫球、却又喜好赌博、吸毒成瘾这样一个性
格矛盾的主宰满洲三千万人民的军阀独裁者。南京的国民党政府承认
他从他土匪出身的父亲张作霖那里继承下来的职务，并且还给了他中
国军队副总司令的头衔。一九三一年九月日本一开始征服东北，张学
良的厄运就开始了。侵略开始时，张少帅在长城以南的北京协和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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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伤寒，无法独立应付这场危机。他只有依靠南京，依靠和他歃血
为盟的“大哥”蒋介石总司令。但是蒋介石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打仗，
主张不抵抗，向后撤，依赖国际联盟。张学良当时有病在身，年轻（只
有三十三岁），没有经验，又受到腐败无能的食客的包围，于是接受
了蒋介石的意见和南京的命令，结果就坐失了他的老家满洲，几乎没
有放一枪来进行保卫。这样的牺牲使得总司令能够在南京维系他自己
的摇摇欲坠的政权，开始对红军发动新的围剿。
这就是在中国叫做东北军的满洲军队的大部转移到长城以南中
国本土来的背景。日本侵略热河时又发生了同样的情况。张学良当时
没有在医院里，其实他是应该住院的。南京没有给他任何支援，也没
有作抵抗的准备。总司令为了要避免打仗，准备让热河也沦于日本之
手——结果就是这样。张学良背了黑锅，驯服地扮演了替罪羊的角色，
在全国义愤填膺的情况下，总得有人辞职以谢国人。本来这不是蒋介
石就是张学良，结果是张学良屈服下台，他到欧洲去“考察”一年。
张学良在欧洲所经历的最重要的一件事，不是他见了墨索里尼和
希特勒，会晤了麦克唐纳②，也不是苏俄愚蠢地不让他去访问，而是
他治愈了吸毒恶习。他象许多中国将领一样，几年前在作战间隙染上
了吸鸦片的恶习。要戒烟不是件易事；他没有时间进行必要的长期治
疗，他天真地盲目相信的一个医生告诉他可以用打针的办法治愈。他
固然戒掉了烟瘾，可是等到疗程结束时，这位少帅却成了一个吗啡鬼
了。
我在一九二九年在沈阳第一次见到张学良时，他是全世界最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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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独裁者，当时他的气色还不错。他人很瘦，脸色清癯发黄，但是思
想敏捷活跃，看上去精神饱满。他是公开激烈反日的，他很想实现把
日本赶出中国和把满洲现代化这两个奇迹。几年后他的健康状况大为
恶化。他在北京的一位医生告诉我，他一天用“药”要花二百元钱—
—这种药是特别调制的吗啡，从理论上来说能够“逐步减少用量”。
但是在欧洲，张学良取得了一个大胜利，他戒了吸毒恶习。到一
九三四年他回国时，他的朋友们看到他又惊又喜：他的体重增加了，
肌肉结实了，脸色红润，看上去年轻了十年，人们在他身上有看到了
年轻时代那个杰出有为的领袖的痕迹。他本来思维敏捷，讲究现实，
现在他就给他这种头脑一个发展的机会。他到汉口重掌东北军的统率
权，当时为了打红军，东北军已调到了华中。尽管他过去犯有错误，
他的部下仍旧热烈地欢迎他回来，由此可见他人望之高。
张学良实行了新的生活习惯——六时起床，锻炼身体，每日练武
读书，吃的是粗茶淡饭，过的是简朴生活。当时东北军还有十四万人，
他除了同军官以外，还同部下直接接触。东北军开始出现了新面貌。
怀疑派逐渐相信，少帅又成了一个值得注意的人，因此认真对待他在
回国时立下的誓言：他要把毕生精力用于收复满洲，为人民雪耻。
与此同时，张学良对总司令还没有失去信心。在他们的全部交往
的关系中，张学良对那个长者始终忠心耿耿，从未动摇，他曾经三次
拯救那个长者的政权免于崩溃，而且充分信任那个长者的识见和诚意。
他显然相信蒋介石所说的要收复满洲，决不再未经抵抗就让出一寸领
土的话。但是，一九三五年日本军国主义者继续进行侵略，成立了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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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傀儡政权，并吞了一部分察哈尔，提出了华北脱离南方的要求，对
此，南京已经默认了一部分。少帅麾下的官兵甚为不满，特别是在调
到西北继续对红军打不受欢迎的内战，而对日本却不开一枪以后，更
是普遍啧有怨言。
在南方同红军打了几个月的仗以后，少帅和他的一些军官开始有
了几点重要的认识：他们所打的“土匪”实际上是由抗日爱国的能干
指挥员领导的；“剿共”这件事可能要继续好几年；一边同红军打仗，
一边要抗日是不可能的；而在这期间东北军却在同自己毫不相干的战
事中很快地消耗兵力，土崩瓦解。
尽管如此，张学良把他的司令部迁到西北以后，仍开始大举进攻
红军。有一阵子他打了几次胜仗，但是到一九三五年十月和十一月间，
东北军吃了大败仗，据说丢了整整两个师（一〇一师和一〇九师）和
另外一个师（一一〇师）的一部分。成千上万的东北军士兵“投向了”
红军。也有许多军官被俘，扣了一阵子受“抗日教育”。
这些军官释放回到西安以后，大肆赞扬地向少帅作了关于苏区士
气和组织的报告；特别是关于红军有诚意要停止内战，用和平民主方
法统一全国，团结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这给了张学良很深刻的印
象。使他印象更为加深的是，他的部队送上来的报告说，全军都有反
对与红军作战的情绪，红军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和“同我们一起
打回老家去”的口号影响到了东北军的全体官兵。
与此同时，张学良本人也受到了强烈的左倾影响。他的东北大学
的许多学生来到西安，在他手下工作，其中有些是共产党员。一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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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十二月日本在北京提出要求以后，他传话到北方去，凡是抗日的
学生，不论政治信仰如何，都可以投奔到西安府来。在中国其他地方，
进行抗日宣传的人都遭到南京的逮捕，唯独在陕西，他们却受到了鼓
励和保护。张学良的一些年轻军官也受到学生的很大影响，当被俘的
军官从红区回来，谈到那里到处都有公开的抗日群众团体和红军在人
民中间的爱国宣传时，张学良开始越来越把红军当作天然的盟友而不
是敌人了。
据王牧师告诉我，就是在这当儿，也就是一九三六年初，有一天
他去拜访张学良，开门见山地说：“我是来向你借飞机到红区的。”
张学良吃了一惊，跳起来瞪着眼睛说：“什么？”你敢到这里来
提出这样的要求？你不知道凭这一点就可以把你压出去枪毙么？”
①这位“王牧师”的这名士董健吾。②当时英国工党领袖（一八六六——一九三七年）。
——译注
王牧师详细作了解释。他说他同共产党有联系，知道许多张学良
应该知道得情况。他谈了很久，谈到他们政策的改变，谈到中国需要
团结抗日，谈到红军为了使南京抗日愿意作出很大的让步，因为这一
政策，红军认识到他们单方面是不能实现的。他建议，由他来安排一
次会见，请张学良和某些共产党领导人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张学良
开始时很惊异，后来却留心地听了这一些话。他有一个时期以来就一
直在想他可以利用红军：现在看来他们也显然认为可以利用他；那么
好吧，也许咱们可以在结束内战团结抗日的共同要求的基础上互相利
用一下。
最后王牧师还是坐了张少帅的私人飞机飞到了陕北的延安。他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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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苏维埃中国，带回了一个谈判方案。过了不久，张学良本人飞到延
安去，见了红军指挥员周恩来（关于他的情况下文还要述及）。在经
过了同周恩来长时间的详细讨论以后，张学良相信了红军的诚意，相
信了他们的统一战线建议的合理可行。
东北军与共产党之间的协议的第一步执行就是停止陕西境内的
战事。双方未经通知对方都不得调动兵力。红军派了好几个代表到西
安府去，穿上了东北军的制服，参加了张学良的参谋部，帮助改组他
的军队的政治训练方法。在王曲镇开办了一所新学校，张学良把他部
下的低级军官送去集训，课程有政治、经济、社会科学和日本如何征
服满洲以及中国因此受到什么损失的详细统计。另外又有成百上千的
激进学生纷纷来到西安，进了另外一个抗日政治训练学校，少帅也经
常去做演讲。东北军中采用了苏俄和中国红军所采用的政治委员那种
制度。从满洲时代遗留下来的一些头脑封建的年老高级军官给撤换了，
张学良提拔了激进的年轻军官来代替他们，指望依靠这些年轻军官作
为建设新军的主要支柱。在张学良“花花公子”时代包围他的一些腐
败的阿谀谄媚之徒也由东北大学的热心认真的学生所代替。
但是这种改革都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虽然东北军不再
同红军作战，在陕晋交界处，在甘肃、宁夏，仍有南京军队驻扎，激
战仍在进行。张学良与共产党真正关系的消息没有泄露给报界。蒋介
石在西安的特务虽然知道有什么事情正在酝酿之中，但是他们无法得
悉确切的内容。偶尔有卡车开到西安来，载着一些共产党乘客，但是
他们在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因为他们都穿着东北军制服。偶尔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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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卡车离西安去红区，也没有引起怀疑；因为这些卡车同其他东北军
区前线的卡车没有什么两样。
在我到了不久之后，王牧师又一次告诉我，我就是要搭这样的卡
车到前线去。坐飞机的计划告吹了：这样做有可能引起少帅难堪，因
为如果有一个外国人丢在前线不回来，他的美国飞行员可能嘴快说出
来。
一天早晨，王牧师同一个东北军军官，或者至少是个穿着东北军
军官制服的年轻人一起来见我。他建议我们到西安城外汉朝古城遗址
一游。在旅馆外面有一辆挂着窗帘的汽车等着我们，我们进了汽车以
后，我看到里边坐着一个头戴一副墨镜，身穿一套国民党官员穿的中
山装的人。我们驱车前往汉朝一个皇宫的遗址，在那里，我们走上了
有名的汉武帝坐在他的御殿里君临天下的隆起的土堆。你在这里还能
拾到一些二千多年以前大屋顶上的碎瓦片。
王牧师和那个东北军军官有几句话要说，所以他们站在一旁说话
去了。那个国民党官员在我们坐汽车出来的尘土飞扬的路上一直坐在
那里没有说话，这时向我走了过来，卸下墨镜，摘掉白帽。我这才看
出他相当年轻。他的一头黑油油的浓发下面，一双闪闪发光的眼睛紧
紧地盯着我，他的青铜色的脸上露出了恶作剧的笑容，在他卸掉那副
墨镜以后，你一眼就可以看出，他的制服是件伪装，他并不是个坐办
公室的官僚，而是个户外活动的人。他中等身材，看上去力气不大，
所以当他走进过来，突然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时，我没有想到他的手象
铁抓子似的那么有力，不仅痛得退缩了一步。我后来注意到，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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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动有一种黑豹的优美风度，在那套硬邦邦的制服底下，一点也不
失轻巧矫捷。
他把脸凑近我，露出笑容，锐利的眼光紧紧地盯着我，把我的两
条胳膊紧紧地握在他的那双铁爪子中，然后摇摇脑袋，滑稽地撅起了
嘴，向我眨着眼！“瞧瞧我！”他低声说，好像一个有什么秘密的孩子
一样高兴。“瞧瞧我！瞧瞧我！你认出我来了吗？”
我不知道这个人是怎么回事。他兴奋地不知在说些什么东西，结
果这种兴奋情绪也感染了我，但是我觉得很尴尬，因为我不知说什么
才好。认出他来了吗？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遇到过像他那样的中国人！
我抱歉地摇摇头。
他从我的胳膊上松开一只手，用手指指着他的胸膛。“我以为你
可能在什么地方见过我的照片，”他说。“我是邓发，”他告诉我说—
—“邓发！”他的脑袋像后一仰，看着我对这个炸弹的反应。
邓发？邓发……哦，邓发是中国共产党秘密警察的头子。而且还
有，悬赏五万元要他的首级！
邓发泄漏了他的身份以后高兴得跳了起来。他压捺不住自己，对
目前这样情况感到好玩：他，这个鼎鼎大名的“共匪”，就生活在敌
营中心，不把到处追击他的特务放在眼里。他看到我，一个自告奋勇
到“匪”区去的美国人感到很高兴——不断地拥抱我。他什么都愿意
给我。我要他的马吗？啊，他的马好极了，红色中国最好的马！我要
他的照片吗？他收集的不少，都可以给我。我要他的日记吗？他会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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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到仍在苏区的妻子，把这一切，还有别的东西都给我。他后来真的
没有食言。
真是个你意想不到的中国人！真是个你意想不到的赤匪！
邓发是个广东人，出身工人阶级家庭，曾经在一艘来往于广州与
香港之间的轮船上当西餐厨师。他是香港海员大罢工的一个领导人，
被一个不喜欢罢工的英国警察打伤了胸口，折断了几乎全部肋骨。他
接着就成了共产党，进了黄埔军校，参加了国民革命，一九二七年以
后到江西参加了红军。
我们在那个土堆上站了一个多小时，一边谈话，一边看着下面绿
草掩盖的皇城遗址。我无法向你形容那一时刻在我感情上引起的奇怪
冲击——由于我们所在的环境而这么强烈，又是这么奇怪地富有预兆
性质，这么奇怪地超脱于我、超脱于中国的那部分变化无穷的历史；
因为这些共产党人把这个地方当作我们四个人可以安然无事地碰面
的安全场所，似乎是很不协调的，但是又是很合乎逻辑的，而且毕竟
是在这里，在两千多年以前，当时已经够激进的大汉族统治着一个统
一的、当时是进步的中国，成功地在战国的混乱中巩固了一个民族的
和文化，使得后代从此以后以汉族子孙自称，就在这样的地方会见这
个令人惊讶的现代革命年轻战士，又是多么合适啊。
就是在这里，邓发告诉我由谁护送我去红区，我一路怎么走，我
在红色中国怎么生活，并且向我保证在那里会受到热烈欢迎。
“你不怕丢掉你的脑袋吗？”我们坐车回城里去的时候我问他。
| “不比张学良更怕，”他笑道。“我同他住在一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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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过红色大门
我们在黎明之前离开西安府，那一度是“金城汤池”的高大木头
城门在我们的军事通行证魔力前面霍地打了开来，拖着门上的链条铛
铛作响。在熹微的晨光中，军用大卡车隆隆驶过飞机场，当时每天都
有飞机从那个机场起飞，到红军防线上空去侦察和轰炸。
对于一个中国旅客来说，在这条从西安府北去的大道上，每走一
里路都会勾起他对本民族丰富多彩的绚烂历史的回忆。中国最近发生
的历史性变化——共产主义运动，竟然选择在这个地方来决定中国的
命运，不可不谓恰当。一小时以后，我们摆渡过了渭河，在这个肥沃
的渭河流域，孔子的祖先、肤色发黑的野蛮的人发展了他们的稻米文
化，形成了今天在中国农村的民间神话里仍是一股力量的一些传说。
快到正午的时候，我们到了宗蒲县。大约两千两百年前，那个最先“统
一”中国的威赫一时的人物秦始皇就是在这个筑有雉堞的城池附近诞
生的。秦始皇第一个把他的国家的古代边境城墙都连接起来，成了今
天仍然是地球上最宏伟的砖石工程——中国的万里长城。
在那条新修的汽车路上，沿途的罂粟摇摆着肿胀的脑袋，等待收
割。新修的路面经过水冲车压，到处是深沟浅辙，因而我们那部载重
六吨的道奇卡车，有时也甚至无法通行。陕西长期以来就以盛产鸦片
闻名，几年前西北发生大饥荒，曾有三百万人丧命，美国红十字会调
查人员，把造成那场惨剧的原因大部分归咎于鸦片的种植。当时贪婪
的军阀强迫农民种植鸦片，最好的土地都种上了鸦片，一遇到干旱的
年头，西北的主要粮食作物小米、麦子和玉米就会严重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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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我在洛川一间肮脏的茅屋里的土炕①上过了一夜，隔
壁屋里关着猪和毛驴，我自己屋里则有老鼠，闹腾得大家都睡不了多
少觉。第二天早上刚出城数英里，那片黄土地面便逐层升高，险峻起
来，地势古怪地变了样。
这一令人惊叹的黄土地带，广及甘肃、陕西、宁夏、山西四省的
大部分地区，雨量充分的时候异常肥沃，因为这种黄土提供了无穷无
尽的、有几十英尺深的多孔表土层。地质学家认为，这种黄土是有机
物质，是许多世纪以来被中亚细亚的大风从蒙古、从西方吹过来的。
这在景色上造成了变化无穷的奇特、森严的形象——有的山丘象巨大
的城堡，有的象成队的猛犸，有的象滚圆的大馒头，有的象被巨手撕
裂的岗峦，上面还留着粗暴的指痕。那些奇形怪状、不可思议有时甚
至吓人的形象，好像是个疯神捏就的世界——有时却又是个超现实主
义的奇美的世界。
在这里，虽然到处可以看见田畴和耕地，却难得看见房屋。农民
们也是在那些黄土山里藏身的。在整个西北，多少世纪以来已成了习
惯，都是在那坚硬的淡褐色的山壁上掘洞而居的，中国人称之为“窑
洞”。可是这种窑洞同西洋人所说的洞穴并不是一回事儿。窑洞冬暖
夏凉，易于建造，也易于打扫。就连最富有的地主，也往往在山上挖
洞为家。有些是有好几间屋子的大宅，设备和装饰华丽，石铺的地板，
高敞的居室，光线从墙上的纸窗透进室内，墙上还开有坚固的黑漆大
门。
在那辆颠簸的卡车里，一位年轻的东北军军官坐在我身旁，在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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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川不远的地方，他将那样一个“窑洞村”指给我看。那地方离汽车
路只有一英里左右，中间只隔着一个深谷。
“他们是红军，”他向我透露说。“几个星期以前，我们派一队人
到那里去买小米，村子里的人一斤也不肯卖给我们。当兵的笨蛋就动
手抢了一些。他们退出村子的时候，农民便开枪打他们。”他用双臂
画了一条大弧线，把国民党军队驻守的许多堡垒——构筑在山顶上的
机枪阵地——严密保护下的公路两边的一切都包括在里面。“赤匪，”
他说，“在那边，全部都是赤匪的地盘。”
我怀着更加浓厚的兴趣眺望他指出的地方，因为几小时之内，我
就要踏进那莫测究竟的山丘和高地的那一边去了。
在路上，我们遇见了一〇五师的一些部队，他们都是东北人，正
从延安回到洛川去。他们是瘦削而结实的青年，大多数比一般中国士
兵的身材高些。我们在路边的一家小客店歇下来喝茶，有几个士兵在
那里休息，我在他们的附近坐了下来。他们是刚从陕北的瓦窑堡回来
的，在那里曾经和红军发生过遭遇战。我听到了他们相互间谈话的一
些片断。他们是在那里谈论红军。
“他们吃得比我们好得多，”一个说。“是的，他们吃的是老百姓
②的肉呀！”另一个答道。“那没有关系，不过是少数地主，反而有好
处。我们到瓦窑堡去，有谁感谢我们呢？是地主！你说是不是？我们
为什么要为那些有钱人送命呢？”“他们说现在有三千多东北军已经
加入他们一边了……”“这又是他们有理的一件事。我们除了打日本
人，同谁也不想打的，为什么我们要打起自己人来呢？”一个军官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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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过来，于是这番引人入胜的谈话就中止了。那个军官命令他们上路。
他们拣起了他们的枪，拖着脚步走上了公路。不久我们也坐车走了。
第二天午后不久，我们到达延安，在长城以南约四百华里③，陕
北唯一可以通车的道路到这里便是终点。延安是一个历史名城，在过
去几个世纪里，从北方来的游牧部落曾经通过这里入侵中原，成吉思
汗的蒙古铁骑大军也曾经通过这里南征西安府。
延安是个理想的要塞，它位于一个深谷中间，四周都是岩石嶙峋
的高山，坚固的城墙一直延伸到山巅。现在，城墙上新建了许多工事，
象蜂窝一样，工事里一挺挺机枪都对着不远地方的红军。公路以及与
公路直接毗连的地方，那时仍然在东北军手里，可是直到最近，延安
是完全被切断联系的。蒋介石总司令对红军进行了封锁，红军利用封
锁来对敌人进行反封锁，据说有数以百计的人活活地饿死。
就是用飞机来对付周围的红军也证明是不起作用的。红军把机关
枪架在山顶——因为他们没有高射炮——结果很有效，以致南京的飞
行员来给城里空投供应时，不得不飞得极高。事实上，大多数的供应
品都落在红军手里，他们就在延安城外开了一个市场，将食物卖回给
城里被困的居民。连张学良自己的外国驾驶员，因怕机关枪的高射，
也有点胆怯起来，有一个美国人竟因此而辞职。后来我在西安府看见
少帅的漂亮的波音式私人座机满身都是弹孔，我对那飞行员深表同情。
红军对延安④的长期包围，是在我到达那里以前几个星期才解除
的，但是从居民的面有菜色，从店铺里的货架空空如也或者店门紧闭，
还可以明显地看到围城的迹象。食品极少，价格高昂。可以买到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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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东西，都是因为同红军游击队达成暂时的休战而得到的。当时曾
达成协议，东北军不在这条战线上向苏区发动攻势，作为交换条件，
苏区的农民开始出售粮食和蔬菜给那饥饿的剿共军队。
我有到前线访问的证件。我的计划是第二天一早离开延安，到“白
军”前线去，那里的军队限于防守阵地，没有前进的意图。到了前线
后，我打算岔入一条据说是商贩偷运货物出入苏区的山道。
①中国房屋中土垒的平台，一头有灶，下面有迷宫一样的弯弯曲曲的烟道，可以把土
炕烧暖。②老百姓字面的意思就是“一百个姓氏”，中国口语中指乡下人。③一华里约等于
三分之一英里。④延安后来为红军所占领，现在（一九三七年）是红区临时首都。
我如愿以偿，安然通过最后一个岗哨，进入无人地带——这个经
历，我要是如实地叙述出来，就可能给那些帮助我前去的国民党方面
的人造成严重困难。现在我只消说，我的经历再次证明在中国任何事
情都可能办到，只要照中国的方式去办。因为到了第二天早上七点钟
的时候，我确实已经把最后一架国民党的机关枪抛在后边，走过那个
把“红”“白”两区分开的狭长地带了。
跟着我的，只有一个骡夫，他是我在延安雇来的。他答应把我简
单的行李——铺盖卷、一点吃的、两架相机和二十四卷胶片，运到红
军游击队的第一个前哨。我不知道他本人是赤匪还是白匪，不过他的
样子的确像个土匪。几年以来，这一带反复被那两种颜色的军队交替
控制，所以他很可能不是做过赤匪就是做过白匪——也许两者都做过。
我决定最好是不要问莽撞的问题，只是乖乖地跟着他走，希望一切顺
利。
我们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溪走了四个小时，一路没有见着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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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影。那里根本没有路，只有小溪的溪床，两边岩壁高耸，溪水就在
中间湍急地流过，在岩壁上面就是险峻的黄土山。要结果掉一个过分
好奇的洋鬼子，这是一个好去处。使我惴惴不安的一个因素，是那个
骡夫对我的牛皮鞋子多次表示羡慕。
“到啦！”他突然转过头来大声说。这里，岩壁终于消失，一个
狭小的山谷展现在我们面前，山谷里一片绿油油的麦苗。“我们到啦！”
我放下了心，朝着他的前面望去，看见一座小山的山边有一个黄
土村落，缕缕青烟从村里那些高大的泥烟囱里袅袅上升，那些烟囱象
长长的手指一样竖立在峭壁的面前。几分钟之后，我们就到了那里。
一个年轻的农民，头上包着一条白毛巾，腰间插着一支左轮手枪，
从村里走出来，惊愕的望着我，问我是谁，到那里去干什么？“我是
个美国记者，”我说。“我要见这里的贫民会主席。”他面无表情地看
着我，回答说：“Haip'a！”
我过去听到中国人说“Haip'a”就只有一个意思：“我害怕！”我
心里想，如果他感到害怕，那我该感到怎么样呢？但是，他神色泰然
自若，看来他的话不是这个意思。他回过头来问那骡夫我是什么人。
那骡夫把我说过的话重说了一遍，还添枝加叶地说了些他自己的
话。我放心地看到那位青年农民的脸色和缓下来了。这时我发现他确
实是个长得很英俊的小伙子，皮肤黝黑发亮，牙齿整齐洁白。他好像
同中国其他地方的胆怯的农民不属于一个族类。他那双炯炯有神的快
乐的眼睛含着一种挑战的神情，他还有一定的吓人气派。他的手慢慢
地从枪柄上移开，脸上露出了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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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你要见的人，”他说。“我就是主席。请进来喝口热茶吧。”
这些陕西山区的居民有自己的方言，尽是发音含混的口语，但是
他们懂得“白话”——中国的官话，他们自己的话有一大部分是外地
人很容易听懂的。我同那位主席又作了几次谈话的努力之后，他渐渐
地现出能够领会的神情，我们的谈话就有了顺利的进展。不过在我们
的谈话当中，偶尔又会出现 Haip'a 一词。我一时顾不上问他到底害怕
什么。等到我最后问清这个问题时，我这才发现陕西山区方言中的
Haip'a 等于官话中的 puchihtao（不知道）。这个发现使我感到很满意。
我坐在铺着炕毡的炕上，向我的主人进一步谈到我自己和我的计
划。过了不久，他就显得没有什么疑虑了。我想去县政府所在地安塞，
当时我以为苏维埃主席毛泽东就在那里。他能不能给我找一个向导和
一个骡夫。
他答应说，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不过我不能在大热天赶路。太
阳已经升到当空，天确实是非常热，我看上去很疲倦，再说，我吃了
东西没有呢？说实在呢，我饿极了，因此我不再跟他客气，接受了他
的邀请，第一次同一个“赤匪”一道吃饭。我的骡夫急于回延安去，
我把钱付了给他，跟他告别。这也是我同白色世界的最后一个联系环
节告别，从此要有许多星期不跟它发生接触。我已破釜沉舟，决心跨
进红区了。
我现在已经完全落入刘龙火先生（我后来知道这就是那位青年农
民的姓名）的掌握之中，也同样落在他的那些外貌强悍的同志的掌握
之中，他们开始从附近的窑洞里陆续过来。他们穿着同样的装束，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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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同样的武器，好奇地看着我，听见我说话的怪腔怪调，都呵呵大笑。
刘龙火拿烟、酒、茶来招待我，向我提出无数的问题。他和他的
朋友们非常好奇地翻看我的照相机、鞋子、毛袜、我的布短裤的质料，
不时发出赞美的声音；对于我的卡其布衬衫的拉链，更是赞不绝口。
总的印象似乎是：我的行头不论看起来是多么可笑，显然非常实用。
我不知道“共产主义”在实践上对这班人意味着什么，我准备眼看我
的这些东西很快地被“共产”——但是当然没有发生这种事情。我几
乎可以肯定，我受到严密检查的目的（比你在其他边境所受到的海关
检查要愉快的多）是为了要证实他们以前的一种看法：洋鬼子不可思
议。
不到一个小时，他们端来了一大盘炒鸡蛋，还有蒸卷、小米饭、
一些白菜和少量烤猪肉。我的主人为饭菜简单而表示歉意；我则为我
的食量不同寻常而表示歉意。其实后面这一点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我
必须飞快运用我的一双筷子，才能赶上贫民会的那些好汉呢。
龙火告诉我，说安塞离那里不过“几步路”，尽管我不大放心，
但是除了照他说等一等以外，没有其他办法。等到一个年轻的向导和
骡夫终于到来的时候，已经过了下午四点钟了。临走时，我想把饭钱
付给刘先生，可是他忿然拒绝了。
“你是一位外国客人，”他解释说，“而且你是来找我们的毛主席
的。再说，你的钱也没有用处。”他对我手里拿着的纸币瞟了一眼，
问道：“你没有苏区的钱吗？”听我回答说没有，他就数了共值一元
钱的苏区纸币说，“这个你拿去，你路上会用得着的。”我拿一元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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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钱和刘先生交换，他接受了；我再一次向他道谢，然后跟在我的
向导和骡夫后边爬上山道。
“好啊，”我一边气喘喘地爬山，一边对自己说。“到现在为止，
一切顺利。”我已闯进了红色大门。这件事多么简单！
但是在我的前面等待着我的是一场险遭不测的事件，以致后来谣
传我被土匪绑架杀掉了。其实，土匪早已在那寂静的黄土山壁后边跟
踪着我了——只不过不是赤匪而是白费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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