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同红色农民谈话
我到保安以西的甘肃边境和前线去的时候，一路上借宿农民的茅
屋，睡在他们的土炕上（在弄不到门板那样的奢侈品的时候），吃他
们的饭，同他们谈话。他们都是穷人，心地善良，殷勤好客。他们有
些人听说我是个“外国客人”便拒绝收我的钱。我记得一个农村小脚
老太太，自己有五、六个孩子吃饭，却坚持要把她养的五、六只鸡杀
一只招待我。
“咱们可不能让一个洋鬼子告诉外面的人说咱们红军不懂规矩，”
我听到她同我的一个同伴说。我知道她这么说并不是有意无礼。她除
了“洋鬼子”以外实在不知道该用什么称呼来叫我。
我当时是同傅锦魁一起旅行，他是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由外交
部派来陪我上前线。象在后方的所有共产党一样，傅因有机会到前线
的部队里去而很高兴，把我看成是天赐给他的良机。同时，他直率地
把我看成是个帝国主义分子，对我整个旅行公开抱怀疑态度。但是，
在一切方面，他总是乐意帮忙的，因此后来没有等到旅行结束，我们
就成了很要好的朋友。
一天夜里在陕北接近甘肃边境的一个叫周家的村子里，傅和我在
一个住了五、六户农民的院子里找到了住处。有十五个小孩不断地在
跑来跑去，其中六个孩子的父亲是一个年约四十五岁的农民，他很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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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地慨然同意接待我们。他给了我们一间干净的屋子，炕上铺了一张
新毡子，给我们的牲口喂玉米和干草。他卖了一只鸡和几个鸡蛋给我
们，那只鸡只收二角钱，但是那间屋子，他坚决不收钱。他到过延安，
以前看到过外国人，但其他的男女老幼都没有见过外国人，他们现在
都怯生生地来偷偷看一眼。一个小孩子看到这副奇怪的容貌吓得哇的
大哭起来。
晚饭后，有一些农民到我们屋里来，给我烟叶，开始聊天。他们
要想知道我们美国种什么庄稼，我们有没有玉米、小米、牛马，我们
用不用羊粪作肥料。（一个农民问我们美国有没有鸡，我的房东对此
嗤之以鼻。他说，“哪儿有人就有鸡！”）我们美国有没有富人和穷人？
有没有共产党和红军？我的关于为什么有共产党却没有红军的答复，
恐怕使他们很费解。
我回答了他们好多问题以后，也问了他们一些问题。他们对红军
怎么看法？他们马上开始抱怨骑兵的马吃的过多的习惯。情况似乎是，
红军大学最近在迁移学校的校址时，曾在这个村子里暂憩几天，结果
使该村的玉米和干草储备大为减少。
“他们买东西不付钱吗？”傅锦魁问。
“付的，付的，他们付钱，问题不在这里。我们存底不多，你知
道，只有这几担玉米、小米、干草。我们只够自己吃的，也许还有一
些剩余，但是我们还要过冬呢。明年一月合作社肯卖粮食给我们吗？
我们不知道。苏区的钱能买什么？连鸦片都不能买！”
这话是个衣服破烂的老头说的，他仍留着辫子，不高兴地低垂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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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着自己的皱鼻和两英尺长的竹子旱烟筒。他说话的时候，年轻
的人都笑。傅锦魁承认他们不能买到鸦片，但是他们不论要什么其他
东西都可以到合作社里去买。
“能买到吗？”我们的房东问。“我们可以买到这样的碗吗，嗳？”
他拣起我从西安带来的一只廉价的红色赛珞璐碗（我想大概是日本
货）。傅承认合作社没有红色的碗，但是说，他们有不少粮食、布匹、
煤油、蜡烛、针、火柴、盐——他们还要什么？
“我听说每人只能买六尺布；有没有这回事？”一个农民问道。
傅不清楚。他认为布有的是。他于是求助于抗日的论点。“我们
的生活同你们一样苦，”他说。“红军是在为你们，为农民工人打仗，
保护你们抵抗日本和国民党。就算你们不是总能买到你要的那么多的
布，买不到鸦片吧，但是你们也不用付税，这是不是事实？你们不欠
地主的债，不会失掉房屋土地，是不是？那么大哥，你是不是喜欢白
军，不喜欢我们？请你回答这个问题。白军收了你的庄稼付给你什么，
嗳？”
一听到这话，一切抱怨似乎都烟消云散了，意见是一致的。“当
然不，老傅，当然不！”我们的房东点头道。“如果让我们选择，我们
当然要红军。我的一个儿子就在红军里，是我自己把他送去的。谁能
说不是？”
我问他们为什么宁可要红军。
那个对合作社没有鸦片卖表示不满的老头儿在回答时说了一席
热烈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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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军来了怎么样？”他问道。“他们要多少多少粮食，从来不
说一句付钱的话。如果我们不给，就把我们当共产党逮起来。如果我
们给他们，就没有钱缴税。反正不论怎么样，我们都没有力量缴税。
那么怎么办呢？他们就拿我们的牲口去卖。去年，红军不在这里，白
军回来了，他们拿走了我的两头骡子，四头猪。骡子每头值三十元钱，
猪长足了值二元钱，他们给了我什么？
“啊哟，啊哟！他们说我欠了八十元的税和地租，我的牲口折价
四十元，他们还要我四十元。我到哪里去弄这笔钱？我没有别的东西
给他们偷了。他们要我卖闺女，这是真的！我们有的人只好这样！没
有牲口没有闺女的只好到保安去坐牢，许多人给冻死了……“
我问这个老头，他有多少地。
“地？”他哑着声说。“那就是我的地。”他指着一个种着玉米、
小米、蔬菜的山顶。隔着一条小溪，就在我们院子的对岸。
“那块地值多少钱？”
“这里的地不值钱，除非是河谷地，”他说。“这样的一座山，我
们花二十五元钱就能买到。值钱的是骡子、羊、猪、鸡、房子、农具。”
“那么，打比方来说，你的地值多少钱？”
他仍旧不愿说他的地值多少钱。“你花一百元就可以把我房子、
牲口、农具都买去——再算进那座山。”他最后这么估计。
“那你得缴多少税和地租呢？”
“四十元一年！”
“那是在红军来这里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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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现在我们不缴税。但是谁知道明年又怎样？红军一走，
白军就来。一年红军，一年白军。白军来了，他们叫我们红匪。红军
来了，他们逮反革命分子。”
“但是有这不同，”一个青年农民插嘴说。“如果我们的街坊说我
们没有帮助白军，红军就相信了。但是碰上白军，我们即使有一百个
好人为我们担保，而没有一个地主，仍把我们当红匪。可不是这样？”
那个老头点点头。他说上次白军来时，把山那一头的村子里一家
贫农统统杀了，为什么？因为白军问红军藏在哪里，那家子人不肯告
诉他们。“从那以后，我们全都逃了，把牲口带走。我们后来同红军
一起回来。”
“要是下次白军来了，你走吗？”
“啊哟！”一个头发很长，长得一口好牙的老头叫道。“这次我们
当然走！他们会杀死我们的！”
他开始一一说村子里的人的罪名。他们参加了贫民会，他们投票
选举乡苏维埃，他们把白军动向报告给红军，他们有两家的儿子在红
军里，另一家有两个女儿在护士学校。这不是罪名吗？他向我保证，
随便哪一个罪名就可以把他们枪决。
这时一个赤脚的十几岁少年站起来，他一心注意讨论，忘记了有
洋鬼子。“老大爷，你说这是罪名？这是爱国行为！我们为什么这样
做？难道不是因为红军是穷人的军队，为咱们的权利在打仗？”
他热烈地继续说：“咱们国家以前有过免费学校吗？红军把无线
电带来以前咱们听到过世界新闻吗？世界是怎么样的，有谁告诉过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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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你说合作社没有布，但是咱们以前有过合作社吗？还有你的地，
从前不是押给了王地主吗？我的姊姊三年前饿死了，但是自从红军来
了以后，咱们不是有足够的粮食吃吗？你这说苦，但是如果咱们年轻
人能学会识字，这就不算苦！咱们少先队学会开枪打汉奸和日本，这
就不算苦！”
凡是知道中国普通农民对日本侵略或任何其他民族问题都是无
知的（不是冷漠的）人听来，这样不断提到日本和汉奸可能觉得是不
可能的。但是我发现这种情况不断发生，不仅在共产党人的嘴里，而
且也在农民的嘴里，象这些农民那样。共产党的宣传已造成普遍的影
响，这些落后的山民相信他们马上有受到“日本矮子”奴役的危险，
而他们大多数人除了在共产党招贴和漫画中以外还没有见过这样的
人种。
那个青年一口气说完以后不响了。我看了一眼傅锦魁，看到他脸
上露出满意的笑容。几个别的农民也连声称是，他们大多数人都面露
笑容。
谈话一直快到九点，早已过了上床的时间，使我感到兴趣的是，
这次谈话是在傅锦魁面前进行的，农民们似乎并不怕他是个共产党的
“官员”。他们似乎把他看成是自己人——而且，看成是一个农民的
儿子，他确实也是农民的儿子。
最后一个离开我们的是那个留着辫子和牢骚最多的老头。他走到
门旁时转过身来，再次低声向傅说。“老同志，”他央求道，“保安有
鸦片吗？现在，那里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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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走后，傅厌恶地对我说。“你相信吗？那个他妈的老头是这里
的贫民会主席，但他仍要鸦片！这个村子需要加强教育工作。”
二．苏区工业
我在去前线的途上，离保安向西北方向走了几天的路程以后，停
下来在吴起镇访问了一下。吴起镇是陕西苏区的一个“工业中心”，
它之所以突出，读者不久就会知道，并不是由于在工艺学方面有什么
成就使底特律或曼彻斯特不能等闲视之，而是因为居然有它的存在。
因为在它方圆数百英里之内都是半牧区，人民住在窑洞里，完全
同几千年以前他们的祖先一模一样，许多农民仍留着辫子，盘在头上，
马、驴、骆驼是最新式的交通工具。这里用菜油点灯，蜡烛是奢侈品，
电灯闻所未闻，外国人象爱斯基摩人在非洲一样罕见。
在这个中世纪的世界里，突然看到了苏区的工厂，看到了机器在
运转，看到了一批工人在忙碌地生产红色中国的商品和农具，确实使
人感到意想不到。
我知道在江西的时候，尽管由于缺乏海港和敌人封锁造成的障碍，
切断了共产党同现代化大工业基地的联系，他们还是建立了好些繁荣
的工业。例如，他们所经营的钨矿是中国最丰富的，每年生产一百多
万磅这种珍贵的矿物，秘密地卖给陈济棠将军在广东的钨垄断企业。
在吉安的中央苏区印刷厂有八百名工人，印刷许多书籍、杂志，还有
一家“全国性”报纸——《红色中华》。
在江西还有纺纱厂、织布厂、机器车间。这些小型工业生产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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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业制成品可供简单的需要。共产党自称一九三三年“对外出口贸
易”超过一千二百万元，其中大部分是通过南方敢于冒险的商人进行
的，他们闯破国民党封锁大获其利。但是大部分制造业是手工艺和家
庭工业，产品通过生产合作社出售。
据毛泽东说，到一九三三年九月，江西苏区共有一千四百二十三
个“产销”合作社，都是为人民所有，由人民管理的①。国联调查人
员的报告使人怀疑，共产党搞这种集体企业是成功的，哪怕是在他们
为了生存仍在打仗的时候。国民党事实上在南方有些地方模仿共产党
的办法，但至今为止所取得的结果证明，要在纯粹的自由资本主义制
度下经营这种合作社极为困难，即使不是不可能的。
但是在西北，我并没有想到会有什么工业。共产党在这里遇到的
困难要比在南方大得多，因为在成立苏维埃之前，甚至连一个小规模
的机器工业都几乎完全不存在。在整个西北，在陕西、甘肃、青海、
宁夏、绥远，这些面积总和几乎与俄国除外的整个欧洲相当的省份里，
机器工业总投资额肯定大大低于——打个比方来说——福特汽车公
司某一大装配线上的一个工厂。
西安和兰州有少数几家工厂，但这两个地方主要依靠华东的大工
业中心。只有从外界引进技术和机器，西北的庞大工业潜力才有可能
得到大规模的发展。如果说这话适用于西北的这两个大城市西安和兰
州，那么共产党所占的地方是甘肃、陕西、宁夏一些更加落后的地方，
他们所面对的困难就可想而知了。
当然，封锁切断了苏维埃政府的机器进口和技术人员的“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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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关于后者，共产党说目前他们的来源不绝。机器和原料是更严重
的问题。为了弄几台车床、纺织机、发动机或者一点废铁，红军不惜
作战。在我访问期间，他们所有的属于机器项目的一切东西几乎都是
“缴获”的！例如，在他们一九三六年远征山西时，他们缴获了机器、
工具、原料后就用骡子一路跨山越岭运回陕西，到他们令人难以想象
的窑洞工厂里。
南方的红军到西北时激起一阵“工业繁荣”。他们带来了（经过
六千英里世界上最难通过的路线）许多车床、旋床、冲床、铸模等。
他们带来了数十台胜（勝）家缝纫机，配备了他们的被服厂。他们从
四川红色矿井里带来了金银。他们还带来了制版机和轻型印刷机。怪
不得红军尊重爱惜马骡，特别是那些把重负从南方驮来的力壮的牲口！
在我访问红色中国的时候，苏区工业都是手工业，有保安和河连
湾（甘肃）的织布厂、被服厂、制鞋厂、造纸厂，定边（在长城上）
的制毯厂，永平的煤矿，所产的煤是中国最便宜的②，还有其他几县
的毛纺厂和纺纱厂——所有这些工厂都计划生产足够的商品供红色
陕西和甘肃的四百家合作社销售。据经济人民委员毛泽民说，这个“工
业计划”的目标是要使红色中国“经济上自足”——也就是，如果南
京拒绝接受共产党提出的结成统一战线和停止内战的建议，能够有不
怕国民党封锁而维持下去的能力。
苏区国营企业中最大最重要的是宁夏边境长城上的盐池的制盐
工业和永平、延长的油井，那里生产汽油、煤油、凡士林、蜡、蜡烛
和其他副产品。盐池的盐是中国最好的，所产的盐色白如晶，产量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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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因此苏区的盐比国民党中国又便宜又多，盐在国民党中国是政府
的主要收入来源，对农民不利。红军攻占盐池以后，同意把一部分产
品给长城以北的蒙古人，废除了国民党的全部产品专卖政策，因此获
得了蒙古人的好感。
陕北的油井是中国仅有的一些油井，以前的产品卖给一家美国公
司，该公司对该地的其他油藏拥有租让权。红军占领永平后，开凿了
两口新油井，生产据说比以前永平和延长在“非匪徒”手中任何一个
时期都增长了百分之四十。这里面包括所统计的三个月内增加的“二
千担石油，二万五千担头等油，一万三千五百担二等油”③。
在清除了罂粟的地方正在努力发展植棉，共产党在安定办了一所
纺织学校，收了一百名女学生。每天上三小时文化课，五小时纺织训
练。学完三个月后就派到各地去办手工纺织厂。“预计在两年内陕北
能够生产全部所需布匹。④”
但是吴起镇是红区工厂工人最“集中”的地方，作为红军的主要
兵工厂所在地，也很重要。它位于甘肃的贸易要道，附近两个古代碉
堡的废墟说明了它以前的战略重要性。镇址是在一条湍急的河流的陡
峭河岸上，一半是“洋房”——陕西人把有四道墙、一个屋顶的建筑
都叫洋房——一半是窑洞。
我是深夜到达的，感到很累。前线部队给养委员听说我要来，骑
马出来相迎。他“把我安排”在工人列宁俱乐部里——是个墙壁刷得
很白的窑洞，在不朽的伊里奇画像的四周挂着彩纸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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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给我送来了热水，干净的毛巾——上面印着蒋介石新生活运
动的口号！——和肥皂。然后是一顿丰盛的晚饭，有很好的烘制的面
包。我开始觉得好过一些。我把被褥在乒乓球桌上摊开，点了一支烟。
但是，人是很难满足的动物。这一切奢侈和照顾只有使我更加想喝一
杯我最爱喝的饮料。
这时，给养委员居然从天晓得的什么地方端出褐色的浓咖啡和白
糖来！吴起镇赢得了我的欢心。
“我们五年计划的产品！”给养委员笑道。
“你是说，你们征用没收部的产品，”我纠正说。我想这一定是
来路不正的，因为它有违禁品的一切魅力。
①《红色中国：毛泽东主席……》，第 26 页。
②红区行情是一银元八百斤——约半吨。见毛泽民著《甘陕苏区的经济建设》，载《斗
争》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四日陕西保安。
③④毛泽民上引文。
三．“他们唱得太多了”
我在吴起镇呆了三天，在工厂里访问工人，“考察”他们的工作
条件，观看他们的演出，出席他们的政治集会，阅读他们的墙报、他
们的识字课本，同他们谈话——还参加了锻炼。因为我参加了在吴起
镇三个球场之一举行的篮球赛。我们临时由外交部代表傅锦魁、在政
治部工作的一个能说英语的年青大学生、一个红军医生、一个战士和
我本人组成了一个球队。兵工厂篮球队接受了我们的挑战，把我们打
得稀烂。至少在我个人身上来说是名副其实的打得稀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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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工厂的这些工人不但能投篮也能造枪炮。我在他们这不同一般
的工厂里逗留了一天，在他们的列宁俱乐部吃了午饭。
兵工厂象红军大学一样设在山边一排大窑洞里。里面很凉快，又
通风，用斜插在墙上的烛台扦取明，主要的好处是完全不怕轰炸。我
在这里看到有一百多个工人在制造手榴弹、迫击炮弹、火药、手枪、
小炮弹和枪弹，还有少数农具。修理车间则在修复成排的步枪、机枪、
自动步枪、轻机关枪。不过兵工厂的产品粗糙，大部分用来装备游击
队，红军正规部队几乎完全是靠从敌军缴获的枪炮弹药为供应的！
兵工厂厂长何锡阳带我参观了好几个窑洞，介绍他的工人，把他
们和他本人的一些情况告诉我。他三十六岁，未婚，在日本侵华前原
来在著名的沈阳兵工厂当技术员。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以后，他去
了上海，在那里参加了共产党，后来就设法来了西北，进入红区。这
里大多数机工也都是“外地“人。其中有许多人曾在中国最大的日资
汉阳铁厂工作，少数人曾在国民党的兵工厂工作过。我见到了两个上
海机工师傅，和一个钳工能手，他们给我看了著名的英美商行如怡和
洋行、慎昌洋行、上海电力公司的很出色的介绍信。另外一个工人曾
在上海一家机器工厂当过工头。还有从天津、广州、北京来的机工，
有些还同红军一起经过长征。
我了解到兵工厂的一百十四名机工和学徒中，只有二十人结了婚。
他们的妻子同他们一起在吴起镇，有的当工人，有的当党的干部。兵
工厂的工会会员是红区技术最熟练的工人，党员百分比很大，有百分
之八十是党团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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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兵工厂，吴起镇还有几家被服厂、一家鞋厂、一家袜厂、一
家制药厂、一家药房，有一个医生看门诊。他是个刚从山西医校毕业
的青年，他的年轻漂亮的妻子在他身旁做护士。他们两人都是前一年
冬天红军东征山西时参加红军的。附近还有一所医院，有三个军医，
住的大多数是伤兵。还有一个电台，一所简陋的实验室，一个合作社
和兵站。
除了兵工厂和军服厂以外，大多数工人是十八岁到二十五岁或三
十岁的年轻妇女。有的已同上了前线的红军战士结了婚，几乎全部都
是甘肃、陕西、山西人，都剪了短发。中国苏区的一个口号是“同工
同酬”，对妇女据说没有工资上的歧视。在苏区的工人似乎比别人在
经济上都得到优待。后者包括红军指挥员，他们没有正规薪饷，只有
少额生活津贴，根据财政负担情况而有不同。
吴起镇是漂亮的刘群仙女士的总部所在地。她二十八岁，曾在无
锡和上海纱厂做过工，雷娜·普罗姆的朋友，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生，
现在是红色工会妇女部长。刘女士向我介绍了工作条件。工厂工人每
月工资十到十五元，膳宿由国家供给。工人可得免费医疗，公伤可以
得到补偿。女工怀孕生产期间有四个月假期，不扣工资，还为工人的
子女设了一个简陋的托儿所，但是他们大多数人一到学会走路就变成
野孩子了。做母亲的可以得到她们的一部分“社会保险”，那是由从
工资额中扣除百分之十加上政府同额津贴所得的一笔基金。政府并捐
助相当于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二的款项供工人作文娱费用，这些基金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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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工会和工人组织的工厂委员会共同管理。每星期工作六天，每天八
小时。我访问的时候，那些工厂都一天开工二十四小时，分三班倒—
—也许是中国最忙的工厂！
这一切规定似乎都很进步，当然与共产主义理想来说也许还有很
大距离。但是苏区为求生存还忙不过来，居然能实现这种情况，这一
点是的确令人感到兴趣的。至于实现的情况是多么原始，那是另外一
回事！他们有俱乐部、学校、宽敞的宿舍——这一切都是肯定的——
但是这都是在窑洞里，下面是土地，没有沐浴设备，没有电影院，没
有电灯。他们有伙食供应，但吃的是小米、蔬菜，偶尔有羊肉，没有
任何美味。他们领到苏区货币发的工资和社会保险金，这一点也没有
问题，但是能买的东西严格地限于必需品——而且也不多！
“无法忍受”！一个普通美国工人或英国工人会这样说。但是对
这些人来说并不是如此。你得把他们的生活同中国其他地方的制度儿
作一对比，才能了解为什么原因，例如，我记得上海的工厂里，小小
的男女童工一天坐在那里或站在那里要干十二、三小时的活，下了班
精疲力尽地就躺倒在他们的床——机器下面铺的脏被子——上睡着
了。我也记得缫丝厂的小姑娘和棉纺厂的脸色苍白的年轻妇女——他
们同上海大多数工厂的包身工一样——实际上卖身为奴，为期四、五
年，给工厂做工，未经许可不得擅离门警森严、高墙厚壁的厂址。我
还记得一九三五年在上海的街头和河浜里收殓的二万九千具尸体，这
都是赤贫的穷人的尸体，他们无力喂养的孩子饿死的尸体和溺婴的尸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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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吴起镇这些工人来说，不论他们的生活是多么原始简单，但至
少这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有运动、新鲜的山间空气、自由、尊严、希
望，这一切都有充分发展的余地。他们知道没有人在靠他们发财，我
觉得他们是意识到他们是在为自己和为中国做工，而且他们说他们是
革命者！因此，我了解为什么他们对每天两小时的读书写字、政治课、
剧团非常重视，为什么他们认真地参加在运动、文化、卫生、墙报、
提高效率方面举行的个人或团体的比赛，尽管奖品很可怜。所有这一
切东西，对他们来说都是实际的东西，是他们以前所从来没有享受过
的东西，也是中国任何其他工厂中从来没有过的东西。对于他们面前
所打开的生活的大门，他们似乎是心满意足的。
要我这样一个中国通相信这一点是很困难的，而且我对它的最终
意义仍感到不明白。但是我不能否认我看到的证据。这里篇幅不许可
我把这种证据详细提出来，我需要把我接触到的一些工人告诉我的十
多个故事一一介绍；引用他们在墙报上的文章和批评——是刚学会文
化的人用稚气笔迹书写的，其中有不少由我在那个大学生的帮助下译
成了英文；也需要报道我参加过的政治集会，这些工人所创作和演出
的戏，以及许许多多构成一个总“印象”的小事情。
但是我在执笔写本书时正好记得这样的一件“小事情”。我在吴
起镇遇到一个电气工程师，一个名叫朱作其的很有才能但严肃认真的
共产党员。他的英语和德语都很好，是个电力专家，所写的工程教科
书在中国普遍采用。他曾在上海电力公司工作过，后来在慎昌洋行。
最近以前，他在南方担任顾问工程师，他是个很能干的人，一年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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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达一万元。但他放弃了这样的收入，丢下家庭，到陕西的这些荒山
中来，尽义务为共产党贡献他的力量。这简直是不可相信的！这个现
象的背景要追溯到他敬爱的祖父，宁波的一个著名慈善家，他临死时
对他年轻的孙儿的遗言是要“把一生贡献给提高人民大众的文化水
平。”朱作其于是断定最快的方法是共产党的方法。
朱作其这样做是有点戏剧性的，是本着一种殉道者和热心家的精
神。对他来说，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意味着早死，他以为别人也这么
想。我相信，当他看到周围居然嬉嬉闹闹，大家都高高兴兴的，他一
定感到有点意外。当我问他有什么感想时，他严肃地说，他只有一个
意见。“这些人花在唱歌的时间实在太多了！”他抱怨说。“现在不是
唱歌的时候！”
我认为这一句话概括了陕西苏区这个奇特的“工业中心”的年轻
气氛。他们即使缺乏社会主义工业的物质，却有社会主义工业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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