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遭白匪追逐
“打倒吃我们肉的地主！”
“打倒和我们血的军阀！”
“打倒把中国出卖给日本的汉奸！”
“欢迎一切抗日军队结成统一战线！”
“中国革命万岁！”
“中国红军万岁！”我就是在这些用醒目的黑字写的、多少有些
令人不安的标语下面度过我在红区的第一夜的。
但是，这不是在安塞，也不是在任何红军战士的保护之下。因为，
不出我的所料，我们当天并没有到达安塞，到太阳下山的时候，我们
才走到一个坐落在河湾上的小村庄，四周都是阴森森地俯瞰着的山峦。
有好几排石板屋顶的房子从溪口升起，标语就写在这些房子的土坯墙
上。五六十个农民和目不转睛的儿童，涌出来迎接我们这个只有一匹
驴子的旅队。
我的那位贫民会的年轻向导，决定把我安顿在这里。他说，他的
一头母牛最近下了仔，附近有狼，他得回去照应。安塞离这里还有十
英里路，要摸黑赶到那里是不容易的。于是他把我叫托给当地贫民会
分会主席照料。我的向导和骡夫都拒绝接受任何报酬，不管是白区的
钱，还是红区的钱。
分会主席是位二十出头的青年，脸色黝黑开朗，身上穿着褪了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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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蓝布褂子和白裤，露出一双牛革似的赤脚。他很客气地招待我。他
请我到村公所的一间屋子里去睡，派人送来热水和一碗小米粥。但是
我谢绝住在这间有臭味的黑屋子里，请他让我使用两扇拆卸下来的门
板。我把这两扇门板搁在两条板凳上，摊开毯子，就睡在露天里。这
是一个美丽的夜晚，晴朗的夜空闪耀着北方的繁星，在我下面的一个
小瀑布流水淙淙，使人感到和平与宁静。因为长途跋涉的疲乏，我倒
头就睡着了。当我再睁开眼睛时，天已破晓。分会主席站在我的身边，
摇摇我的肩膀。我当然吃了一惊，连忙翻身坐起，完全醒了过来。“什
么事？”我问。“你最好早一点动身，这里附近有土匪，你得赶紧到
安赛去。”
土匪？我的话已到嘴边上，正要回答我正是来这些所谓土匪的，
这时我才明白他的话是什么意思。他说的土匪，不是指红军，而是指
“白匪”。我不用他再劝说就翻身而起。我不想闹出在苏维埃中国给
白匪掳去这样的笑话。这里需要向读者作一些解释。白匪，用国民党
的名词来说就是民团，正如赤匪用苏维埃的名词来说就是游击队一样。
国民党为了要镇压农民起义，纷纷组织民团。现在在国民党在中国、
日本人在“满洲国”都普遍实行保甲制度这个控制农民的古老办法，
民团就是作为保甲制度的一个有机部分进行活动的。
保甲的字面含义就是“保证盔甲”。这个制度规定每十户农民必
须有个甲长，保证他们循规蹈矩，使当地县长满意。这是一种连保制
度，一个保甲里的任何一个人如果犯了罪，整个保甲的人都要负责任。
当初蒙古人和满洲人就是用这个办法统治中国的。用这个方法来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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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组织反叛，几乎是无往而不胜。因为保甲长几乎总是富农、地主、
开当铺或放债的，他们是最最积极的，自然不愿“担保”任何具有叛
逆倾向的佃户或债户。无人担保是一件十分严重的事情。一个无人担
保的人，可以用任何借口，当作“嫌疑分子”投入牢狱。
实际上这就是说，整个农民阶级的命运是操在乡绅阶级的手中，
后者随时可以用拒绝担保的方法来毁掉一个人。保甲制度的重要作用
之一，就是征收捐税维持民团。民团是由地主和乡绅挑选、组织和指
挥的。它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共产主义，帮助收租交谷，包讨欠债本息，
帮助县长勒索苛捐杂税。
所以，每当红军占领一个地方，它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敌人
就是民团。因为除了出钱供养他们的地主外，民团没有什么基础，红
军一到，他们当然就失去了这个基础。中国的真正阶级战争，从民团
和红军游击队的斗争上，可以看得最清楚，因为这一个斗争往往就是
地主和他们以前的佃农债户之间的直接武装冲突。民团的人数有几十
万，是中国两百万左右名义上反共的军队的最重要的辅助部队。
如今红军和国民党军队在这一条战线上虽已停战，民团对于红军
游击队的袭击还是继续不断。在西安、洛川和延安等处，我听说有许
多逃到这些城市里的地主，出钱供养或亲自领导白匪在苏维埃区活动。
他们常常利用红军主力不在的机会，作为“共产党”俘虏向地主和白
军军官邀功领赏。民团从事冒险活动，主要是为了进行报复和很快的
到手钱财，他们在红白战争中以最富于破坏性著称。无论如何，我个
人是不愿在自己的身上试验白匪的“外交政策”的。我的行李虽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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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但我觉得如果只须干掉一个孤零零的洋鬼子就可以把我的一点点
现钱、衣服和照相机据为己有的话，这些东西还是有足够的引诱力，
使他们不会放过的。
匆匆地吞下了几口热茶和麦饼以后，我跟分会主席所派的另外一
个向导兼骡夫一同出发。我们沿着一条河床走了一个钟头，有时经过
一些窑洞组成的小村落，便有毛茸茸的狗恶狠狠地朝我吠叫，站岗的
儿童走出来查问我们的路条。接着我们走到了一个巨石围绕、自然形
成的可爱的水潭旁边，在这里我遇见了第一个红军战士。
除了一匹身上披着绣有一颗金星的天蓝色鞍毯的白马在河边吃
草以外，只有他一个人。这个青年正在洗澡；我们走近时，他很快地
跳出来，披上天蓝色的褂子，和白布的头巾，上面有一颗红星。一枝
毛瑟枪挂在他腰际，木盒子柄上垂着一绺红缨绸带。他手按着枪，等
着我们走进，问向导我们有什么事情。后者拿出他的路条，简单地说
明了我是怎么被交给他的，那个战士好奇地看着我，等我进一步解释。
“我是来见毛泽东的，”我说。“我知道他在安塞。我们还得走多
远？”“毛主席吗？”他慢吞吞地问。“不，他不在安塞。”接着他看
了看我们的后面，问我是不是没有别人。他弄清楚确实只有我一人之
后，态度才自然起来，他微笑着，好像有什么秘密的好玩的事情似的。
他对我说：“我正要到安塞去。我和你一块到县政府去吧。”
他牵着马在我身边走，我自动地更详细地介绍了我自己，也问了
一些关于他的情况的问题。我弄清楚了他是在政治保卫局里工作，在
这一带边境上值班巡逻。那匹马？这是张学良少帅的“礼物”。他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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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我，最近在陕北的战争中，红军从张学良的军队方面俘获了一千多
匹马。我又进一步知道他姓姚，二十二岁，当红军已经六年了。六年！
他该有什么样的故事可以讲啊！
我很喜欢他。他是一个外贸诚实的青年，长得很匀称，红星帽下
一头乌亮的黑发。在寂寞的山谷中遇见了他，令人安心。真的，我甚
至忘记了问他关于土匪的事情，因为我们很快就谈到红军在春天的东
征山西。我告诉他那次东征在北京所发生的影响，他也告诉我，他在
那次惊人的“抗日东征”中的个人经验，据说红军在一个月内增加了
一万五千人。
两小时后，我们到了安塞，它位于黄河支流肤水的对岸。从地图
上看来，安塞是一个大城，实际上则很小，徒有空墙。街上阒无人迹，
到处是断垣残壁。我的第一个想法是，这时劫掠和破坏的证据。但再
仔细一看，并没有放火的痕迹，很明显这些废墟年代久远，不可能是
红军造成的。姚解释说：“十年前安塞给大水完全冲毁，全城都泡在
水里了。”安塞的居民没有再把原来的城厢建筑起来，他们如今都住
在城外不远石崖上蜂巢似的窑洞里。我们到了以后才发现，驻扎在那
里的红军一个支队，已经派去追击白匪，县苏维埃的委员都一到附近
的一个小村庄百家坪去向省里的一位委员报告工作。姚自告奋勇，护
送我去百家坪，我们在黄昏时候到达。
我在苏区境内已经有一天半了，可是还没有看见一点战时紧张的
迹象，只遇到过一个红军战士，所看见的老百姓，似乎毫不例外地都
在从容不迫地从事田间劳动。不过，我是不会给外表所欺骗的。我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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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在一九三二年的中日淞战争中，中国农民就在炮火交加之中也毫
不在乎地继续种他们的田。所以，当我们转一个弯刚要走进百家坪，
就听到头顶上传来令人胆战心惊的呐喊声时，我不是完全没有准备的。
我抬头向传来凶狠的呐喊声的地方看去，只见大路上面山坡上有
十几个农民站在一排营房似的房子前，挥舞着长矛短枪和几支步枪，
神情非常坚决。他们要把我当作一个帝国主义者交给行刑队吗？还是
当作一个真正的访问者来欢迎？看来我这一个闯封锁线的人的命运
是立刻就要决定了。我对姚一定露出很滑稽的脸色，因为他忽然大笑
起来。他咯咯地笑着：“不怕！不怕！他们不过是几个游击队——正
在操练。这里有一个红军游击队学校。不要惊慌！”
后来我才知道游击队的课程里，有这中国古代战争厮杀呐喊的演
习，就好像在《水浒传》中所描写的封建时代比武的那样。在无意中
作了这种战术的对象，亲自尝到了脊梁凉了半截的滋味以后，我可以
证明这用来恫吓敌人还是非常有效的。游击队喜欢夜间出动，在天黑
突袭时发出这种叫喊一定是很怕人的。姚在百家坪介绍给我一个苏维
埃工作人员。我刚刚坐下，准备和他开始谈话，忽然一个束着军官皮
带的青年指挥员骑了一批汗流浃背的马急驰而到，跨下马背。他好奇
地端详着我。我从他的口中才知道我自己这段冒险经历的详细情形。
新来的这个人姓卞，他是安塞赤卫队队长。他说，他刚和一百多
个民团打了一场遭遇战回来。原来有一个农民的儿童——一个少年先
锋队员——跑了好几里路，筋疲力尽到了安塞，来报告民团已经侵犯
县境。据他报告，民团的头子是一个真正的白匪！——一个洋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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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我自己！卞接下去说：“我马上领了一对骑兵，上山抄了近路，
一小时后，我们就看见了白匪。他们都跟随着你”——他一指我——
“离你只有两里地。可是我们在一个山谷中把他们包围起来，进行袭
击，俘获了几个人，其中有两个他们的头子和几匹马。其余的人都向
边境逃去。”他简单地报告完毕后，他的几个部下鱼贯走进院子，牵
着几匹俘获的马。
我开始担心他会不会真的把我当作带领那些民团的头子。我刚从
白党——他们如果在无人地带捉住了我，一定会叫我是赤党——那里
逃身出来，仅仅是为了要给赤党抓住叫我是白党吗？
但是这时突然出现了一个清瘦的青年军官，他长着一脸黑色大胡
子。他走上前来，用温和文雅的口气向我招呼：“哈啰，你想找什么
人吗？”他是用英语讲的！
我马上就知道了他就是周恩来，那个“鼎鼎大名的”红军指挥员，
他曾经是个教会学校的高材生。这时如何接待我的问题终于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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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造反者
我和周恩来谈了几分钟，向他说明了我的身份以后，他就替我安
排在百家坪过夜，叫我在第二天早晨到他设在附近的一个村庄里的司
令部去。
我坐下来和驻扎在这里的交通处的一部分人员一起吃饭，见到了
十几个宿在百家坪的青年。他们有些人是游击队学校的教员，一个是
无线电报务员，有几个是红军军官。我们吃的有炖鸡、不发酵的保麸
馒头、白菜、小米和我放量大吃的马铃薯。可是像平常一样，除了热
开水之外，没有别的喝的，而开水又烫得不能进口。因此我口渴得要
命。
饭是由两个态度冷淡的孩子侍候的，确切地说是由他们端来的，
他们穿着大了好几号的制服，戴着红军八角帽，帽舌很长，不断掉下
来遮住他们的眼睛。他们最初不高兴地看着我，可是在几分钟后，我
就想法惹起了其中一个孩子的友善的微笑。这使我胆子大了一些，他
从我身边走过时，我就招呼他：“喂，给我们拿点冷水来。”那个孩子
压根儿不理我。几分钟后，我又招呼另外一个孩子，结果也是一样。
这时我发现戴着厚玻璃近视眼镜的交通处长李克农在笑我。他扯
扯我的袖子，对我说：“你可以叫他‘小鬼’，或者可以叫他‘同志’，
可是，你不能叫他‘喂’。这里什么人都是同志。这些孩子是少年先
锋队员，他们是革命者，所以自愿到这里来帮忙。他们不是佣仆。他
们是未来的红军战士。”正好这个时候，冷水来了。“谢谢你——同志！”
我道歉说。那个少年先锋队员大胆地看着我。“不要紧，”他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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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为了这样一件事情感谢一个同志！”
我想，这些孩子真了不起。我从来没有在中国儿童中间看到过这
样高度的个人自尊。可是，这第一次遭遇不过是少年先锋队以后要使
我感到意外的一系列事情的开端而已，因为我深入苏区以后，我就会
在这些脸颊红彤彤的“红小鬼”——情绪愉快、精神饱满、而且忠心
耿耿——的身上发现一种令人惊异的青年运动所表现得生气勃勃精
神。
第二天早晨护送我到周恩来的司令部去的，就是列宁儿童团的一
个团员。司令部原来是一个不怕轰炸的小屋，四面围着许多同样的小
屋，农民都若无其事地住在那里，尽管他们是处在战区中间，而且他
们中间还有个东路红军司令。我心里不由得想，红军能够这样不惹人
注目地开进一个地方，是不是红军受到农民欢迎的原因？附近驻扎一
些军队似乎一点也没有破坏农村的宁静。
蒋介石悬赏八万元要周恩来的首级，可是在周恩来的司令部门前，
只有一个哨兵。我到了屋子里以后看到里面很干净，陈设非常简单。
土炕上挂的一顶蚊帐，是唯一可以看到的奢侈品。炕头放着两只铁制
的文件箱，一张木制的小炕桌当作办公桌。哨兵向他报告我的到来的
时候，周恩来正伏案在看电报。
“我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个可靠的新闻记者，对中国人民是友好
的，并且说可以信任你会如实报道，”周恩来说。“我们知道这一些就
够了。你不是共产主义者，这对于我们是没有关系的。任何一个新闻
记者要来苏区访问，我们都欢迎。不许新闻记者到苏区来的，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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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是国民党。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要给你一切帮助来考
察苏区。”
给我这样自由活动的诚意，我是有一点惊奇和怀疑的。我原来以
为即使允许我到苏区去旅行，对于拍照、搜集材料或访问谈话等总会
对我加以一定的限制的。他的话听起来太理想了；总归有什么地方会
出毛病的……
关于我的“报告”，显然来自共产党在西安的秘密总部。共产党
同中国的所有重要城市，包括上海、汉口、南京、天津等处，都有无
线电的交通。他们在白区城市内的无线电台虽然经常被破获，国民党
要想长期切断他们与红区的通讯联系，却从来没有成功过。据周恩来
告诉我，自从红军用白军那里缴获的设备成立了无线电通讯部门之后，
他们的密码从来没有给国民党破译过。
周恩来的无线电台设在离开他的司令部不远。他靠了这个电台和
苏区里所有各个重要的地方，各个战线都保持联系。他甚至和总司令
朱德直接通讯，那时朱德的部队驻扎在西南数百英里外的川藏边境。
在西北的苏区临时首都保安有一个无线电学校，大约有九十个学生正
在那里受无线电工程的训练。他们每天收听南京、上海和东京的广播，
把新闻供给苏区的报纸。
周恩来盘腿坐在小炕桌前，把无线电报推开一边——据他说，其
中大多数是对面山西省黄河沿岸红军东线各地驻军的报告。他动手替
我起草一个旅程。写完以后，他交给我一张纸，开列着为时共需九十
二天的旅程中的各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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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个人的建议，”他说，“但是你是否愿意遵照，那完全是
你自己的事情。我认为，你会觉得这次旅行时非常有趣的。”
但需要九十二天！而且几乎一半的日子要花在路上。那里究竟有
什么可以看呢？难道红区有这样辽阔吗？我嘴里没有作声，但是心里
对这旅程是有保留的。可是，实际结果是，我花的时间比他所建议的
还长得多，随后我还舍不得离开，因为我看到的太少了。
周恩来答应让我骑马到保安去，有三天的路程，并且给我安排好
第二天早晨就动身，因为我可以跟着回到临时首都去的一部分通讯部
队同行。我听说毛泽东和苏区其他干部都在那里，周恩来同意打一个
电报给他们，告诉他们我就要来到。
我一边和周恩来谈话，一边深感兴趣地观察着他，因为在中国，
像其他许多红军领袖一样，他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个子清瘦，中
等身材，骨骼小而结实，尽管胡子又长又黑，外表上仍不脱孩子气，
又大又深的眼睛富于热情。他确乎有一种吸引力，似乎是羞怯、个人
的魅力和领袖的自信的奇怪混合的产物。他讲英语有点迟缓，但相当
准确。他对我说已有五年不讲英语了，这使我感到惊讶。
我从周恩来的一位以前的同学那里，从外国人称为中国“国民革
命”的一九二五到二七年的大革命时代中与他共事的国民党人士那里，
了解到一些关于周恩来的情况。但是从周恩来自己身上，我后来还了
解到更多的情况。他使我感到兴趣，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他显然是
中国人中间最罕见的一种人，一个行动同知识和信仰完全一致的纯粹
知识分子。他是一个书生出身的造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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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是一个大官僚家庭的儿子，祖父曾任清朝大官，父亲是个
杰出的教书先生，母亲不同凡俗（是个博览群书的妇女，甚至真的喜
爱现代文学！），他本人似乎注定要做个读书人的，因为他从很小的时
候起就表现出有突出的文学天赋。但是，像他同辈的许多其他人一样，
他在民族觉醒的时期里受的教育，使他的兴趣从文学转移到别的方面
去了。第一次革命（一九一一年）以后，中国的单纯的新文化运动开
始有了比较严重的产物萌芽，这是周恩来便被卷到了社会革命运动中
去，这个运动将使中国受到触及灵魂深处的震动。
他先在南开中学，后在南开大学学会了英语，受到了“开明的”
教育，南开大学是天津得到美国教会支持的一所大学。他在班上成绩
优异，在南开的三年都靠奖学金维持。接着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要求”，
袁世凯企图恢复帝制，全国爆发起义，产生了争取民主和社会改革的
运动，最后是一九一九年的学生运动。周恩来作为学生领袖，遭到逮
捕，在天津关了一年监牢。
周恩来获释后去了法国。他在战后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下，在巴
黎帮助组织中国共产党，成了同时在中国成立的这个组织的创建人。
他在巴黎学习了两年，到英国去了几个月，又回到法国，接着又到德
国学习了一年。他在一九二四年回国，已是个著名的革命组织者，回
国后立即在广州与孙逸仙汇合，后者当时与中国共产党和苏俄合作，
准备发动国民革命。
周恩来二十六岁就成了广州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领袖人物，被任命
为著名和黄埔军校秘书，做了布留赫尔将军的亲信，布留赫尔将军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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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是黄埔军校的第一号俄国顾问，现在是苏联远东红军司令。对当时
担任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来说，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是个克星。但是
蒋介石还是不得不任命他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那是因为周恩来在
激进的学员中间影响很大。
一九二五、二六、二七年进行了北伐，由蒋介石任总司令，这是
国民党和共产党联合推选的。周恩来奉命去上海准备起义，协助国民
军攻占上海。周恩来当时是个年方二十八岁的青年，并未受过正规的
军事训练，在工人阶级中间也很少活动经验（他是个大资产阶级家庭
的子堤，同工人阶级素无接触），更没有什么手册指导他怎样发动起
义，没有什么人给他出主意（主要的俄国顾问都留在蒋介石那里），
因此他到上海的时候唯一的武装是他的革命决心和坚定的马克思主
义理论知识。
共产党在三个月之内组织了六十万名工人，可以举行一次总罢工。
总罢工的号召得到了一致的响应，这对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这个最大
堡垒里过惯太平日子的居民却是一次可怕的经历。但是起义没有能够
实现。工人们没有武装和训练，不知道如何“占领城市”。他们得通
过经验体会到需要有工人武装核心的必要性。军阀为他们提供了这个
经验。
北洋老军阀低估了第一次罢工和接着第二次罢工的意义，只砍了
几个脑袋，却没有制止工人运动。周恩来和一些著名的上海工人领袖
赵世炎、顾顺章、罗亦农终于组织了五万名工人纠察队，在法租界弄
到地方给二千名干部进行秘密军事训练，把毛瑟枪偷运到市里，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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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三百名枪手，这是上海工人所有的唯一武装力量。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共产党下令举行总罢工，使上海全部
工厂都停闭，又把六十万名工人派到革命的路障后面去，这是他们一
辈子中第一次被组织起来，而且有战斗意志。他们先占领了警察局，
又占领了兵工厂，接着占领了警备司令部，最后取得了胜利。有五万
名工人武装起来了，编成六营革命军，“人民政府”宣告成立。
这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有声有色的一次政变。
这样，当蒋介石几天以后到达上海近郊时，发现他已不战而胜，
可以进入南市①，从获胜的工人军手里接受政权。这样，在一个月以
后，蒋介石发动他自己的右派政变，开始杀害激进分子时，他的黑名
单上名列第一的就是这个把胜利送给他的危险青年，因为这位总司令
明白，这个青年也可能把胜利从他手中夺走。这样就开始了周恩来作
为国民党手中的逃犯和第三次革命——在中国举起红旗的那次革命
——领导人的生涯。
赵世炎、顾顺章、罗亦农、陈延年（现为南京监禁的中国共产党
创建人陈独秀的儿子）和周恩来在上海起义中的亲密合作者有好几十
人被捕处决。据估计“上海大屠杀”人数达五千。[文中是斯诺的原
文，当然用的都是当时的时态，用词是否不当，读者自己评判——
ZRED]。
这个造反者先逃到武汉，又到南昌，参加组织著名的八一起义，
这是中国红军的历史性开端。接着他去了汕头，那里的红色工人已经
占领了华南这个大海港，在周恩来领导下守了十日，抵御外国炮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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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军阀部队的进攻。后来他又去了广州，组织著名的广州公社。
广州公社失败后，周恩来只得转入地下活动——一直到一九三一
年，他终于“闯破封锁”，到了江西和福建的苏区。他在那里担任红
军总司令朱德的政委，后来任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在我见到他时
他仍担任这一职务。他在南方进行了多年的艰苦斗争，用步枪、机枪、
铁锹对付轰炸机、坦克、装甲车，对付作为敌人后援的大城市全部财
力，这一英勇的努力是为了要保住小小的苏维埃共和国，它没有海港，
甚至没有盐吃，不得不用铁的意志来代替；后来他又身罹重病，九死
一生，终于长征到了西北的红色新根据地。
背弃古代中国的基本哲学，中庸和面子哲学；无可比拟的吃苦耐
劳的能力；无私地忠于一种思想和从不承认失败的不屈不挠精神——
这一切似乎都包含在这个红军的故事和参加创建红军的一个人的故
事中。我暗自想，周恩来一定是个狂热分子，因此我想寻找这必有的
神色。但是如果说有这种神色的话，我却没有发觉出来。他谈吐缓慢
安详，深思熟虑。
因此，周恩来给我的印象是，他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推理，讲究
实际经验。他态度温和地说出来的话，同国民党宣传九年来污蔑共产
党人是什么“无知土匪”、“强盗”和其他爱用的骂人的话，形成了奇
特的对照。
不知怎么，当他陪着我走过安静的乡间田埂，穿过芝麻田、成熟
的小麦田、沉甸甸地垂着穗的玉米田，回到百家坪去时，他似乎是一
点也不像一般所描绘得赤匪。相反，他倒显得真的很轻松愉快，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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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对生命的热爱，就像神气活现地仿佛一个大人似的跟在他旁边走的
“红小鬼”一样，他的胳膊爱护地搭在那个“红小鬼”的肩上。他似
乎很像在南开大学时期演戏时饰演女角的那个青年——因为在那个
时候，周恩来面目英俊，身材苗条，像个姑娘。
①外国租界当然没有遭到攻打，国民党只占领了上海的中国人管辖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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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贺龙二三事
第二天早晨六点钟，我就同一队大约四十名青年一起出发，他们
是属于通讯部队的，正要护送一批物资到保安去。
我发现只有我自己、外交部的一个人员傅锦魁和一个红军指挥员
李长林有坐骑。也许这话说得并不完全确切：傅锦魁（译音）在一头
壮实的、但是负担已经过重的骡子背上挤了一个栖身的地方；李长林
骑的一头驴子，负担同样过重；我像腾云驾雾似的跨在仅有的一匹马
上，它是不是真的在我跨下，有时我也没有多大把握。
我的这头牲口的弓背像一弯新月，迈步像骆驼一样缓慢，瘦腿软
弱发抖，随时可能倒下不起，咽下最后一口气。我们顺着河床爬到河
边悬崖上的羊肠小道时，它使我特别担心。要是我在它的瘦骨嶙峋的
背上稍微挪动一下重心，我们俩就会一起掉向下面岩石嶙峋的峡谷中
去。
李长林高高地跨在他的一堆行李上，看到我的狼狈相，不禁大笑。
“你坐的马鞍倒不错，通知，不过马鞍下面是什么东西？”
我没有抱怨的份儿，因为毕竟我算老几，能够骑马；但是对他的
玩笑，我禁不住说道：“请你告诉我，李长林，你们怎么能够起着这
种瘦狗去打仗呢？你们的红军骑兵就是这样的吗？”
“不是！你会看到的！你的牲口‘坏啦’？就是因为我们把这种
牲口留在后方，我们的骑兵在前线才不可战胜！要是有一匹马又壮又
能跑，就是毛泽东也不能把它留下不送前线！我们在后方只用快死的
老狗。什么事情都是这样：枪炮、粮食、农服、马匹、骡子、骆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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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最好的都送去给我们的红军战士！如果你要马，同志，请到前
线去！”
我决定一有可能就按他的劝告去办。“但是，李长林，你自己怎
么不在前线呢？你也‘坏啦’？”“我，‘坏啦’？决不是！但是前线
少一个好人比少一匹好马好办！”
真的，指挥员李长林看来是个好人，好布尔什维克，而且还是说
故事的好手。他当红军已有十年了，曾经参加过一九二七年的著名的
南昌起义，从那时候起，共产主义在中国成了一支独立的力量。我在
李指挥员旁边，一起在陕西的山沟沟里爬上爬下，有时骑着马，有时
下来步行，喘着气，忍着渴，一边就听着他讲一个接着一个的趣闻轶
事，有时在再三要求和追问之下，他甚至也赏面子说一说自己。
他还是个年轻人，大约三十一、二岁，但是随着他慢慢地讲开了
他的经历，你可能以为他死去活来已有十多次了。我在他身上开始发
现一种后来我在这样奇怪地铁一般团结的中国革命家身上一再碰到
的特有品质。有某种东西使得个人的痛苦或胜利成了大家集体的负担
或喜悦，有某种力量消除了个人的差别，使他们真正忘记了自己的存
在，但是却又发现存在于他们与别人共自由同患难之中。
可是，如果你了解中国，你就认为这在中国是不可能的！然而这
是事实，我以后再解释为什么有这样的情况。
李长林是湖南人，大革命开始时还是个中学生。他加入了国民党，
一直留在党内，到二七年政变后才加入共产党。他在香港在邓发领导
下做过一段时期的工会组织者，后来到江西苏区，成为游击队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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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一九二五年时曾奉国民党之命同一个宣传队去做一项很重要的
工作，那就是去见“土匪头子”贺龙，贺龙现在在国民党报纸上被称
为“劣迹昭著”的贺龙，但当时却是个极力要争取的领袖人物。李长
林奉命同他的宣传队去把贺龙争取过来，参加国民党的国民革命。
“即使在那个时候，贺龙的部下也不是土匪，”有一天，我们坐
在一条清凉的溪流旁边几棵树下休息时，李对我说。“他的父亲是哥
老会①的一个领袖，他的名望传给了贺龙，因此贺龙在年轻时就闻名
湖南全省。湖南人都传说他年轻时的许多英勇故事。他的父亲是清朝
一个武官，一天别的武官请他去赴宴。他把儿子贺龙带去。做爸爸的
吹嘘自己儿子如何勇敢无畏，有个客人想试他一下，在桌子底下开了
一枪。他们说贺龙面不改色，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
“我们见到他时，他已在省军中任职。他当时控制的地区是云南
运鸦片烟到汉口去的必经之道，他就靠抽烟税为生，不抢老百姓。他
的部下也不像许多军阀的军队那样强奸民女、大吃大喝，他也不让他
们抽大烟。他们都把枪擦得亮亮的。但是当时习惯用大烟敬客。贺龙
本人不抽大烟，但我们到时他把烟具和大烟送上炕来，我们就在烟炕
上谈革命。我们的宣传队长是周逸群，他是个共产党员，同贺龙有些
亲戚关系。我们同他谈了三个星期。贺龙除了在军事方面以外，没有
受过多少教育，但是他并不是个无知的人。他很快懂得革命的意义，
但是他经过了慎重的考虑，同他的部下商量，最后才同意加入国民党。
“我们在他的军队里办了一个党的训练班，由周逸群主持，周后
来牺牲了。虽然这是一个国民党的训练班，但是大多数教员都是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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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入学的学员很多，后来都成了政治领导人。除了贺龙的部队以
外，这个学校也为第三师培养政治委员，第三师归袁祖铭统率，他当
时是左路军军长，后来被唐生智的特务暗杀，第三师就交给贺龙指挥。
他的部队这样扩充后就称为第二十军，成为国民党左派将领张发奎的
第四集团军的一部分。”
李长林说，贺龙到一九二七年南昌八一起义后才参加共产党。在
这以前不久，他还效忠于汪精卫的武汉（国民党）政府。但是唐生智、
何键等镇压打倒地主的运动，开始著名的“农民大屠杀”，国民党军
阀不仅处决共产党人，而且处决大批农会领袖、工人、学生，这是贺
龙才毅然投向共产党。他出身于贫苦的农民家庭，完全同情穷人，这
种屠杀激起他的愤怒。
何键现在担任南京方面的湖南省主席，据李长林说，他是“反革
命将领中最残暴野蛮的一个。他杀了不知有多少人——肯定有好几万。
我知道在我自己的家乡湖南省浏阳县，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到六月之间
他就杀了二万多农民、学生、工人。我当时就在那里，所以知道。据
说他在自己的家乡醴陵县杀了一万五千。”我心里想，不知道李长林
自己是怎么逃脱的，于是我就问他。他脱了他的蓝布上衣——里面没
有穿别的——指着一条长长的疤痕。“你瞧，我并没有完全逃脱，”他
笑道。
“南昌起义后贺龙怎样了？”“他的部队失败后，他和朱德转移
到山头。他们又吃了败仗。他的残部去了内地，但是贺龙却逃到香港。
后来他又偷偷地去了上海，从那里化了装回湖南。传说贺龙用一把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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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在湖南建立了一个苏区。那是早在一九二八年。贺龙躲在一个村子
里，同哥老会的兄弟们策划起义，这是有几个国民党收税的来了。他
就率领村里的几个人袭击收税的，用他自己的一把刀宰了他们，解除
了他们的卫队的武装。从这一事件中，他缴获了足够的手枪和步枪来
武装他的第一支农民军。”
贺龙在哥老会中的名声遍及全中国。红军说，他可以手无寸铁地
到全国任何哪个村子里去，向哥老会说出自己的身份后，组织起一支
部队来。哥老会的规矩和黑话很难掌握，但是贺龙的“辈分”最高，
因此据说曾经不止一次把一个地方的哥老会全部兄弟收编进红军。他
的口才很好，在国民党中是有名的。李说他说起话来能“叫死人活过
来打仗”。
贺龙的红二方面军在一九三五年最后从湖南苏区撤出时，据说有
步枪四万多支。这支红军在他自己的去西北的长征路上所经受的艰难
困苦较之江西红军主力甚至更大。在雪山上死去的有成千上万，又有
成千上万的饿死或被南京方面炸死。但是由于贺龙的个人感召力和他
在中国农村的影响，据李说，他的许多部下宁可与他一起在路上死去，
也不愿意离去，在长征路上有成千上万的穷人参加，填补缺额。最后
他率众约二万人——大多数赤着脚，处于半饥饿和筋疲力尽状态——
到达西藏东部，与朱德会师。经过几个月的休整，他的部队现在又在
行军路上，向甘肃进发，预期在几个星期之内就可以到达。
“贺龙的外表怎么样？”我问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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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个大个子，像只老虎一样强壮有力。他已年过半百，但仍
很健康。他不知疲倦。他们说他在长征路上背着许多受伤的部下行军。
即使他还在当国民党的将领时，他生活也跟他的部下一样简单。他不
计较个人财物——除了马匹。他喜欢马。有一次他有一匹非常喜欢的
马，这匹马给敌军俘获了。贺龙又去打仗夺回来。结果真的夺了回来！
虽然贺龙性格很急躁，但是他很谦虚。他参加共产党后，一直忠于党，
从来没有违反过党的纪律。他总希望别人提出批评，留心听取意见。
他的妹妹很像他，个子高大，是个大脚女人。她领导红军作战——还
亲自背伤员。贺龙的妻子也是如此。”
贺龙对有钱人的仇视，在中国是到处流传的——这似乎主要要回
溯到他的红色游击队刚刚开始组成的年代，当时湖南苏区还没有处在
共产党的全面控制之下。在何键“农民大屠杀”时期许多农民有亲友
遭到牺牲，或者反动派在何键统治下夺回权力后，本人遭到地主的殴
打和压迫，都抱着深仇大恨来投奔贺龙。据说，如果贺龙还在二百里
外的地方，地主士绅都要闻风逃跑，哪怕有南京军队重兵驻守的地方
也是如此，因为他以行军神出鬼没著称。
有一次贺龙带到了一个名叫波斯哈德瑞士传教士，军事法庭因他
从事所谓间谍活动——大概不过是把红军动向的情报传给国民党当
局，许多传教士都是这样做的——“判处”他监禁十八个月。贺龙开
始长征时，波斯哈德牧师的徒刑还没有满期，因此奉命跟着军队走，
最后刑期满了以后才在途中释放，给旅费前往云南府。使得大多数人
感到意外的是，波斯哈德牧师对贺龙并没有讲什么坏话。相反，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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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过，“如果农民都知道共产党是怎样的，没有人会逃走。”①
当时正好中午要歇脚，我们决定到清凉宜人的溪水中洗个澡。我
们下了水，躺在溪底一块长长的平石上，浅浅的凉水在我们身上潺潺
流过。有几个农民过去，赶着一大群绵羊；头顶上蔚蓝色的天空晴朗
无云。四周一片宁静、幽美，几百年来都是这样的，这种奇怪的晌午
时分，只使人感到宁静、幽美和满足。
我忽然问李长林结过婚没有。“我结过婚了，”他慢慢地说。“我
的妻子在南方被国民党杀死了。”
我开始有一点点懂得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长期地、这样毫不
妥协地、这样不像中国人地进行战斗。我以后在路上还要从其他红军
旅伴那里了解到更多这方面的情况。
①由约瑟夫·F·洛克转述给斯诺听的，他在波斯哈德到达云南
府时曾与他谈过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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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红军旅伴
陕北是我在中国见到的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即使包括云南西部在
内也是如此。那里并不真正缺少土地，而是在许多地方严重缺少真正
的土地——至少缺少真正的耕地。在陕西，一个农民有地可以多达一
百亩①，可是仍一贫如洗。在这一带，至少要有几百亩地才称得上是
一个地主，甚至按中国的标准来说，他也称不上富有，除非他的土地
是在那些有限的肥沃的河谷里，可以种大米和其他有价值的作物。
陕西的农田可以说是倾斜的，有许多也可以说是滑溜溜的，因为
经常发生山崩。农田大部分是地缝和小溪之间的条状小块。在许多地
方，土地看来是够肥沃的，但是所种作物受到很陡的斜坡的严格限制，
无论从数和质上来说都是这样。很少有真正的山脉，只有无穷无尽的
断山孤丘，连绵不断，好像詹姆斯·乔伊斯②的长句，甚至更加乏味。
然而其效果却常常像毕加索③一样触目，随着日光的转移，这些山丘
的角度陡峭的阴影和颜色起着奇异的变化，到黄昏时分，紫色的山颠
连成一片壮丽的海洋，深色的天鹅绒般的褶层从上而下，好像满族的
百褶裙，一直到看去似乎深不及底的沟壑中。
第一天以后，我很少骑马，倒不是可怜那匹奄奄待毙的老马，而
是因为大家都在走路。李长林是这一队战士中最年长的，其他都是十
几岁的少年，比孩子大不了多少。有一个绰号叫“老狗”，我同他一
起走时问他为什么参加红军。
他是个南方人，在福建苏区参加红军六千英里长征，一路走过来
的。外国军事专家都拒绝相信长征是可能的事。但是这里却有这个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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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年方十七，实际看上去像十四岁。他作了这次长征，并不把它当
作一回事。他说，如果红军要再长征二万五千里，他就准备再走二万
五千里。
同他一起的一个孩子外号叫老表，他也是从差不多那么远的地方
江西走过来的。老表十六岁。他们喜欢红军吗？我问他们。他们真的
感到有些奇怪地看看我。他们两人显然都从来没有想到过会有人不喜
欢红军的。“红军教我读书写字，”老狗说。“现在我已经能够操纵无
线电，用步枪瞄准。红军帮助穷人。”“就这么一些？”“红军对待我
们很好，我们从来没挨过打，”老表说。“这里大家都一样。不像在白
区里，穷人是地主和国民党的奴隶。这里大家打仗是为了帮助穷人，
救中国。红军打地主和白匪，红军是抗日的。这样的军队为什么有人
会不喜欢呢？”
有一个农村少年是在四川参加红军的，我问他为什么参加。他告
诉我说，他的父母是贫农，只有四亩田（不到一英亩），不够养活他
和两个姊妹。他说，红军到他村子来时，全体农民都欢迎他们，给他
们喝热茶，做糖给他们吃。红军剧团演了戏。大家很快活。只有地主
逃跑了。分配土地后，他的父母也分到了地。因此他参加穷人的军队
时，他们并不难过，反而很高兴。
另一个少年大约十九岁，在湖南当过铁匠学徒，外号叫“铁老虎”。
红军到他县里时，他放下风箱、锅盘，不再当学徒了，只穿了一双草
鞋、一条裤子就赶紧去参军。为什么？因为他要同那些不让学徒吃饱
的师傅打仗，同剥削他的父母的地主打仗。他是为革命打仗，革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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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穷人。红军对人民很好，不抢不打，不像白军。他拉起裤腿，给
我看一条长长的白色伤疤，那是战斗的纪念。
还有一个少年是福建来的，一个是浙江来的，还有几个是江西和
四川来的，但是大多数是陕西和甘肃本地人。有的已从少年先锋队“毕
业”，虽然看上去还像孩子，却已当了几年红军了。有的参加红军是
为了打日本，有两个是为了要逃脱奴役，三个是从国民党军队中逃过
来的，但是他们大多数人参加红军是“因为红军是革命的军队，打地
主和帝国主义”。
接着我同一个班长谈话，他是个“大”人，二十四岁。他从一九
三一年起就参加红军。那一年他父母在江西被南京的轰炸机炸死，他
的家也被炸毁了。他从田里回到家里，发现父母都已炸死，他就马上
放下耙子，同妻子告别，参加了共产党。他的一个兄弟是红军游击队，
一九三五年在江西牺牲。
他们来历不同，但是同普通中国军队相比，是真正的“全国性”
的军队，后者一般都按省份不同分别编制的。他们的籍贯和方言不一，
但这似乎并不影响他们团结，只不过是时常作为开善意的玩笑的材料。
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他们真的吵架。事实上，我在红区旅行的全部时间
中，我没有看到红军战士打过一次架，我认为这在年轻人中间是很突
出的。
虽然他们几乎全体都遭遇过人生的悲剧，但是他们都没有太悲伤，
也许是因为年纪太轻的缘故。在我看来，他们相当快活，也许是我所
看到过的第一批真正感到快活的中国无产者。在中国，消极的满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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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的现象，但是快活这种比较高一级的感情，却的确是罕见的，这
意味着对于生存有着一种自信的感觉。
他们在路上几乎整天都唱歌，能唱的歌无穷无尽。他们唱歌没有
人指挥，都是自发的，唱得很好。只要有一个人什么时候劲儿来了，
或者想到了一个合适的歌，他就突然唱起来，指挥员和战士们就都跟
着唱。他们在夜里也唱，从农民那里学新的民歌，这是农民就拿出来
陕西琵琶。
他们有的那点纪律，似乎都是自觉遵守的。我们走过山上得一丛
野杏树时，他们忽然四散开来去摘野杏，个个装满了口袋，总是有人
给我带回来一把。临走时他们好像一阵大风卷过一般又排列成行，赶
紧上路，把耽误了的时间补回来。但是在我们走过私人果园时，却没
有人去碰一碰里面的果子，我们在村子里吃的粮食和蔬菜也是照价付
钱的。
就拿我所见到的来说，农民们对我的红军旅伴并无不满的流露。
有些农民似乎还十分友善，非常向着他们——这同最近分配土地和取
消苛捐杂税大概不无关系。他们很自愿地把他们的一点点吃的东西卖
给我们，毫不犹豫地收下了苏区的钱。我们在中午或傍晚到达一个村
子时，当地苏维埃的主席就立即给我们安排住处，指定炉灶给我们使
用。我常常见到农村妇女或她们的女儿自动给我们拉风箱生火，同红
军战士说说笑笑——对中国妇女来说，特别是对陕西妇女来说，这是
非常开通的一种现象。
在路上的最后一天，我们在一个青翠的山谷中间的一个村子里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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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吃中饭，所有的孩子们都来看他们头一次看到的洋鬼子。我决定考
他们一下。
“什么叫共产党员？”我问道。“共产党员是帮助红军打白匪和
国民党的人，”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开腔道。“还有呢？”“他帮助我
们打地主和资本家！”“那什么叫资本家呢？”这个问题可难住了一个
孩子，可是另外一个孩子回答说：“资本家自己不干活，却让别人给
他干活。“这个答复也许过分简单化了，不过我继续问：“这里有地主
和资本家吗？”“没有！”他们都齐声叫道。“他们都逃跑了！”
“逃跑了？怕什么？”
“怕我们的红军！”
“我们的”军队，一个农村孩子说“他的”军队？显然，这不是
中国，但是，如果不是中国，又是什么国家呢？我觉得这是不可信的。
谁把这一切教给他们的呢？
我后来看到红色中国的教科书和遇到圣诞老人徐特立时，终于知
道了是谁教给他们的。徐特立曾经担任过湖南一所师范学校的校长，
现在是苏维埃教育人民委员。
事实上，那天下午我就要见到他，那是在我们这个小小的旅队走
下最后的一个山坡，踏进红色中国临时首都的时候。
①一华亩约等于六分之一英亩。②一八八二——一九四一年，著名爱尔兰小说家。③
一八八一——一九七三年，著名西班牙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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