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锋相对”

现在最后一幕开始演出，对于初次见到东方的装模作样的艺术的人来说，甚至对于有些老资格的观察家来说，这都是最最令人惊叹和莫名其妙的一幕。在以后的三个月里，西安事变所引起的政治上错综复杂的关系大部分都一一展现在观众面前，到了最后，局面就完全倒了过来。有人得到了大进展，大胜利，也有人遭到了大挫折，大失败。但是所进行的决斗就像中国旧戏舞台上两个古代武将所进行的决斗一样。他们口中连声呐喊，手中猛舞刀剑，令人心惊胆战，但是实际上却一点也没有碰到对方。最后，战败者颓然倒地，表示阵亡，过了一会儿却又自己了爬起来，大摇大摆地走下舞台，威风凛凛，极其庄严。

这就是在南京打的奇怪的、却完全令人眼花缭乱的太极拳。人人都“得胜”了，只有历史受了骗——给骗掉了一个牺牲品。

“兹汗颜随钧座返京，听候惩处，以昭军纪，”张学良到南京后就对总司令这么说。

蒋介石则慨然答道：“由于本人无德无才，教导部下无方，以致发生此史无前例之事变……汝既有悔过之意，自当转呈中枢，采取适当措施，以挽堕局。”

挽救的措施是什么？留心请看一切严厉措施都何等巧妙地因双方表示谅解而得到宽免，惩罚和赔礼都做得恰到好处。真不愧是妥协折衷大师的杰作，完全掌握中国人所说“有实无名”和“有名无实”之间的细微差别。

蒋介石一回到南京，第一个步骤是什么？他发表一篇长篇声明，自认无力防止叛乱，没有尽到行政院长责任。他立即下令把全部政府军撤出陕西——这样就履行了他停止内战的诺言——并提出辞职。他要按照惯例连辞三次。实际上，他和南京方面都并没有把他的辞职真的当一回事，因为在十二月二十九日他就召开了中执会常会紧急会议，“请求”国民党这一最高机构做四件大事：把惩处张学良问题交给军事委员会（他本人是委员长）；把处理西北问题委托给军事委员会；停止对叛军的军事作战行动；撤销（何应钦的）“讨伐”司令部。他的建议得到了采纳。

十二月三十一日，张学良被军事法庭（蒋介石本人没有出席）判处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第二天就获得赦免。在这期间他一直是蒋介石的妻舅、最近去西安的使者宋子文的上宾！接着，在一月六日撤销总司令在西安的剿匪总部。两天以后大家就知道了国民党政学系重要领袖、曾在日本留学能说日语的外交部长张群要下台了，他是西北方面攻击南京“亲日派”官员的主要目标。接任的是曾在美国留学的律师王宠惠博士，他是西北军人集团赞成的国民党政客中反日的欧美派的一个领袖。

又是在蒋介石的要求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二月十五日举行全会。党的历史上召开这样的会还只是第三次。在过去，它的作用是很容易预测到的，仅仅限于在法律手续上认可统治集团——实际上就是蒋介石独裁政权——事先已决定的党政策上的重要改变。现在党的政策要作什么重要改变呢？对这个最高机构要提出的决议案成百上千，大多数有关“救国大计”。

在一月间和二月初，蒋介石请了“病假”。他带着张学良隐居到家乡浙江省奉化附近的老家去。他的第一次辞呈遭拒，他又提一次。与此同时，表面上他卸了官职，实际上却完全掌握西北问题的解决大权，完全控制当时与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将领进行的谈判。受到“贬黜”的张学良随侍在侧，实际上是他的阶下囚。在南京，蒋介石的部下忙着搜集情况以供他估计西安事变所造成的拥护他和反对他的力量的新对比，重新估计他的拥护者的实力，把忠于他的人同那些准备在西安炸死他的投机分子区别开来。西安事变真如蒋夫人所说，“因祸得福”。而且不止在一个方面。

二月十日，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中执会三次全会发了一个历史性的电报，向政府祝贺和平解决西安事件和“即将和平统一”全国。它向中执会全会提出在政策方面作四项重大修改：停止内战；保证言论、出版、集会自由和释放政治犯；制订全国抵抗日本侵略计划；恢复实行孙中山遗嘱中的“三大原则”。

如果不论在形式上或实质上，这些建议得到采纳，共产党为了“加速全国统一和抗日”，准备停止一切推翻政府的尝试，采纳下列政策：（一）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隶属军事委员会指挥；（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边区政府”；（三）在苏区内实行“完全民主的”政体；（四）停止没收土地政策，集中人民力量用在救国——即抗日——的任务上。

但是全会在二月十五日召开时没有正式理会这封匪电。还有更加重要的事情需要处理。蒋介石在他第一次发言中再一次重述了他在西安被扣的整个过程，（对他来说）感情激动。他有声有色地叙述他拒绝书面保证履行叛军要求。他也谈到叛军怎么转变过来同意他的观点，看到他被抄去的日记中爱国感情的流露而感动得下泪。在说了这一切以后，他最后才十分不经意和轻蔑地把叛军的八点要求向全会提出。全会重申对总司令的完全信任，拒绝了他的第三次辞呈，谴责了张学良，也同样不经意和轻蔑地拒绝了这八点荒唐的要求。

但是且慢，好戏还在后头。与此同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却有条不紊地根据自己的安排采取了一些措施。最有意义的也许是在领导集团中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的汪精卫的开幕词。自从反共战争以来这位汪同志第一次发言中没有说到“安内”（即剿共）是全国头等大事，没有重复他的名言“抗战必先统一”。他说，现在全国“首要问题”是“收复失土”。此外，全会还真的通过决议要先收复冀东和察北，取消“自治性”的冀察委员会。当然，这并不是说南京要同日本开战。它的意义仅仅是，日本如继续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略将会遭到南京方面的武装抵抗。但是这已是向前跃进了一大步。

接着，中执会又在行政院长的建议下，决定在十一月十二日召开长期拖延未开的“国民大会”，在中国实行“民主”。这次是决定要召开了，不再进行拖延。更重要的是，常会受权修改国大组织法，增加“各界”的代表名额。总司令——又是通过汪精卫——宣布全国的第二个大问题是加速实现民主。

最后，在全会的最后一天，蒋介石发了言，保证除了卖国贼以外给大家更大的言论自由，而且他没有提到“文匪”——这还是大家第一次听到总司令要维护新闻自由。他并且答应“释放悔改的政治犯”。另外不声不响地向报界发了一道命令，不再用“赤匪”和“共匪”的字样。少数监狱开始放出一些不太重要的受害者。

然后，好像事后才想到的一样，在这次有历史意义的全会的最后一天，即二月二十一日，发表了一个长篇宣言，表面上是为了要谴责共产党。宣言概述了十年烧杀破坏的罪行史。这当然是国民党对这十年的观点。宣言问道，这些人曾经是体面的公民，甚至是德行操守无懈可击的国民党的盟友，怎么会堕落至此？要同匪徒、小偷、凶手“和解”是根本谈不上的，这一点岂不明显？但是结果是，这一切空话实际上不过是为宣言末尾提出的和平条件作准备，这使得那些仍旧不惜一切代价反对和平的保守派感到极为反感。

这些建议是什么？全会向共产党提供了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不过有四个条件：（一）取消红军，改编为国军；（二）解散“苏维埃共和国”；（三）共产党停止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唱反调的宣传；（四）放弃阶级斗争。

这样，虽然是用“投降”而不是用“合作”的字眼，国民党接受了共产党提出的“和解”谈判的基础。请注意，这些条件仍把共产党的小小自治国、他们的军队、他们的组织、他们的党、他们的将来“最高纲领”留在共产党的手里。或者说，至少共产党可以这样希望。而实际上他们就是这样希望的。因为在三月十五日，共产党、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发表了一个长篇宣言，要求与南京方面重开谈判。

蒋介石的这一切复杂手腕，为了什么目的？显然，这么巧妙地搞这一套手法是为了要既不降低他本人或南京的威望而又能同反对派和解。他的命令和讲话，全会的决议，按其正确的顺序来读一下，就可以看出，他满足了所有各反对派别的政治要求的一部分——刚好使他们不致于团结起来坚决反对他，但又不足在国民党内部引起反叛。内战停止了，很明显，南京终于承担起武装抗日的任务。他答应了扩大政治自由，并为实现“民主”定了一个具体日期。最后，还提出了一个方案，国共可以据此武装休战共处，如果还谈不上“合作”的话。同时，政府在名义上拒绝了叛军的要求和共方的“合作”建议。这都是好得不能再好了。

我们一定会注意到，这些和解措施是蒋介石在南京面临很大敌对意见的情况下强行通过的，而且当时他个人刚刚经历了一场巨变，险遭不测，换了一个不如他有远见的人，很可能怀恨在心，失去理智，轻率采取报复行动——实际上，蒋介石在南京的一些愤愤不平的部下就是这样要求的。但是蒋介石比他们精明。他安危脱险时受到人民极大的欢迎，这不仅是对他个人的拥护，而且也是人民要求和平反对内战，要求团结抗日的有力表示。对此，蒋介石是完全理解的，他也知道他如果对西北方面采取任何惩戒行动都会在一夜之间丧失民心。

更为重要的是，西安事变暴露了他自己权力结构中的深刻裂痕。他明白这种裂痕很容易扩大为致命的破裂，使整个结构四分五裂。他现在清楚地看到和平对他有极大的好处，可以把这些裂痕一一消除殆尽。他没有收回在西安作出的诺言，他没有对扣留他的人马上进行公开的报复，他软硬兼施，既作了恰如其分的威胁，又作了必要的让步，真不愧是玩弄政治手腕的天才。这样，他终于分裂了西北集团（这是他第一个目标），把东北军安然无事地从陕西调到安徽和河南，把杨虎城将军的西北军整编后划归中央指挥。二月间，南京军队就能够安然无事地未遭任何抵抗占领了西安和西安近郊，到下一月，开始同共产党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