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照耀中国》出版说明 序言

中国人民的朋友、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写的《红星照耀中

国》，一九三七——三八年在英国和美国出版。一九三八年二月中译

本在上海用复社名义出版。为了适应当时的环境，没有用《红星照耀

中国》的原书名，而改名为《西行漫记》。 

斯诺当时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报纸的记者，却对中国共产党的英勇

斗争愿意作客观公正的了解。他不畏艰险，排除各种阻挠，于一九三

六年六月至十月，在我国西北的革命根据地（即后来以延安为中心的

陕甘宁边区）进行实地采访，向全世界作了真实的报道，扩大了中国

革命在国内外的影响。他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永远值

得我们纪念。粉碎“四人帮”以后，许多读者要求我们重印此书，以

了解中国共产党在当时历史情况下的某些斗争实况。因此，我们把这

本对进步读书界起过良好作用的著作重新翻译出版。 

为了保存原书的历史面貌，现在的译本是根据一九三七年英国戈

兰茨公司的英文初版本翻译的，并收入了作者一九三八年为复社版中

译本写的序言。 

斯诺的这本书是一部新闻报道性的作品，不是一本历史著作。作

者根据采访所得写成本书，有些是辗转传闻，有些叙述者当时就记得

不甚确切，因此难免有失实之处。正如作者在序言中强调指出的：“这

本书绝对不能算作正式的或正统的文献。在这里我所要做的，只是把

我和共产党员同在一起这些日子所看到、所听到而且所学习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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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一番公平的、客观的无党派之见的报告。”在出版这个重译本时，

我们对全书除了个别十分明显的史实错误及人名、地名和书刊名称的

拼写错误外，一律照译原文未做改动。我们深信，广大读者是会用分

析的态度和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书中的问题的。 

斯诺在访问西北根据地时拍摄了许多照片。在英文原著中，收入

照片不多，一九三八年中译本由于斯诺的帮助收入较多的照片，我们

现在基本照收，并根据斯诺遗赠给我国的电影、照片，做了一些增补。 

在出版本书的过程中，得到许多中外朋友和同志的帮助，谨此表

示衷心的感谢。

三联书店编辑部 一九七九年十月 2

中文重译本序 

胡愈之 

本书作者斯诺的姓名是中国人民早已熟知的了。但是，为了未读

过和已读过这本书的人们更深刻地了解这本书，对这一位杰出的新闻

工作者、作家的一生经历以及写作《西行漫记》的时代背景和历史背

景，作概括性的介绍，也仍然是必要的。 

埃德加·斯诺在一九〇五年出生于美国坎萨斯城的一个贫苦家庭。

他年轻时，当过农民、铁路工人和印刷学徒。大学毕业以后，他开始

毕业所从事的新闻工作，在坎萨斯城的《星报》和纽约的《太阳报》

初露头角。往后他在开往外洋的货船上当了海员，历游中美洲，最后

到了夏威夷，仍然为美国的一些报纸供稿。一九二八年，在中国大革

命陷入低潮的时候，他到了上海，担任《密勒氏评论报》的助理编辑，

以后兼任纽约《太阳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的特约通信员。一九

三〇年以后，他为采集新闻，遍访中国主要城市和东三省、内蒙古、

台湾以及日本、朝鲜、荷属东印度。他在中国西南各省作长时间的旅

行，徒步经过云南省西部，到达缅甸和印度，访问了甘地和其他印度

革命领袖。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时，斯诺正在上海，目睹一九三二

年的淞沪战争和一九三三年的热河战争。在这以后，他在北平燕京大

学担任新闻系教授两年，同时学习了中国语文。在这一时期，他认识

了美国著名的进步新闻记者史沫特莱，还和鲁迅、宋庆龄以及一些中

国地下党员有所接触。他编译了一部英文的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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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国》，是首先把鲁迅著作介绍到西方的人之一。 

一九三六年是中国国内局势大转变的关键性的一年。斯诺带了当

时无法理解的关于革命与战争的无数问题，六月间由北平出发，经过

西安，冒了生命危险，进入陕甘宁边区。他是在红色区域进行采访的

第一个西方新闻记者。 

他达到了目的。他冲破了国民党以及资本主义世界对中国革命的

严密的新闻封锁。首先他到了当时苏区的临时首都保安(即志丹县)，

和毛泽东同志进行长时间的对话，搜集了关于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

手资料。然后，经过长途跋涉，他到达了宁夏南部的预旺县，这已经

是和国民党中央部队犬牙交错的前沿阵地了。最后他冒着炮火，从新

折回保安，由保安顺利地到了西安。当他回到北平时，正是西安事变

爆发前夕。他在北平首先为英美报刊写了许多篇轰动一时的通讯报道，

然后汇编成一本书，书名是《红星照耀中国》。 

“红星照耀中国”，甚至还照耀世界，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报纸的

新闻记者，他已经预感到了，虽然他当时的报道，局限于中国的“西

北角”——一片人口稀少的荒凉的被国民党强大部队重重围困的红军

根据地。 

这四个月的旅行使一个来自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新闻记者，在思

想感情上起了极大的变化。他对于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人，革命的

战士、农民、牧民、工人、共青团员、少先队员，有了真挚的热烈的

感情，从而对于在革命与战争的激浪中的中国，有了深刻的正确地认

识。这种认识不久就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芦沟桥事变以后的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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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所证实了。 

一九三七年十月，《红星照耀中国》就由伦敦戈兰茨公司第一次

出版，到了十一月已发行了五版。这时候斯诺正在上海这个被日本帝

国主义包围的孤岛上。当时上海租界当局对中日战争宣告中立，要公

开出版发行这本书是不可能的；在继续进行新闻封锁的国民党统治区，

是更不必说了。但是得到斯诺本人的同意，漂泊在上海租界内的一群

抗日救亡人士，在一部分中共地下党员的领导下，组织起来，以“复

社”的名义，集体翻译、印刷、出版和发行这本书的中译本。斯诺出

了对原著的文字作了少量的增删，并且增加了为原书所没有的大量图

片以外，还为中译本写了序言。由于当时所处的环境，中译本用了《西

行漫记》这个书名，作为掩护。《西行漫记》出版以后，不到几个月，

就轰动了国内以及国外华侨所在地。在香港以及海外华人集中的地点，

出版了《西行漫记》的无数重印本和翻印本。直到现在，在中国人民

中间，《西行漫记》和斯诺这个姓名是不可分离的事。虽然早已没有

必要再用这个隐晦的名称，但是为了保存初版的本来面目，现在的重

译本仍然用《西行漫记》作为书名，是恰当的。 

由于他在西北红色区域四个月的冒险中引起的激情和对中国人

民的热爱，他用了他的后半生的几乎全部精力，对中国问题作继续探

索和报道。抗日战争开始以后，他担任英美报纸的驻华战地记者。一

九三九年，他又一次到了延安，和毛主席进行了谈话。这些对话后来

是在《密勒氏评论报》发表了。一九四一年斯诺对于皖南事件作了入

时的报道，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打击，被迫离开中国。一九四二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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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年他又来过一次中国，在这以后他要访问中国越来越困难了。在

麦卡锡主义控制的时期，美国联邦调查局把他当作危险分子，不容许

报刊发表斯诺的文章，他被迫迁居瑞士。他的护照也禁止去中国旅行。

直到一九六〇年六月，他得到我国领事馆的单独签证，才第一次来到

解放后的新中国，和毛主席、周总理进行了会谈。一九六四年到六五

年初，他再一次访问中国，毛主席又接见了他。一九七〇年十月斯诺

同洛伊斯·惠勒·斯诺夫人一同来华，国庆节在天安门上同毛主席，

同周总理会了面。十二月十八日他和毛主席进行了长时间的也是最后

一次的谈话。这是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在那一次会上毛主席对

林彪、陈伯达一伙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和英雄创造历史的谬论，进行了

严肃的批判。 

例如说，《西行漫记》以及斯诺其他关于中国的著作是中美人民

友谊的催化剂，那么就中美两国关系来说，他是第一个报春的燕子。 

一九七二年二月，斯诺刚回到瑞士不久，美国乒乓球队第一次应

邀访问北京，揭开了中美友好的新篇章，尼克松总统来华的时候，斯

诺准备以记者身份，再一次作中国之行。由于病魔缠身，不能达到他

的愿望。到了一九七二年二月十五日上午二点二十分，埃德加·斯诺

与世长辞了。 

在弥留之际，他在病床上用生命的最后力量，面对中国派去的以

马海德医生为首的医疗小组，说出了一句话： 

“我热爱中国。” 

根据斯诺的遗愿，他的骨灰的一部分，安葬在北京大学内，即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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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的校园里，这是适当的。这是一九三六年他去西北探险旅行

的出发点，也是一九三七年他整理资料写作《西行漫记》的地方。 

在斯诺的一生，除了为欧美报刊写作通讯稿以外，他完成了十一

本著作，其中极大部分是和中国问题有关的。一九七一年回到瑞士以

后，他还写了《漫长的革命》一书，由于抱病在身，还没有作最后的

审定。 

但是所有后来的著作，都不能和《西行漫记》相比拟。即使是杰

出的报告文学，在事过境迁之后，往往成为明日黄花。唯有四十三年

前写作的《红星照耀中国》始终是许多国家的畅销书。直到作者去世

以后，他仍然是国外研究中国问题的首要的通俗读物。他在全世界有

亿万的读者，这是并不奇怪的。它是忠实描绘中国红色区域的第一本

著作。初版《西行漫记》除了有关西安事变和《关于朱德》部分引用

了尼姆·韦尔斯的笔记材料以外，都是他亲自采访的第一手资料。更

重要的是斯诺西北之行，正值中国和世界局势大转变的开端。一九三

六年，中国正酝酿着由长期的反共内战转变为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

抗战，而这也就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这一切是中国工厂领

导下的工农兵群众和革命知识分子艰苦斗争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由于

斯诺的惊人的洞察力和锐敏的分析能力，才使他认识了问题的本质，

而这是西方的所谓“中国通”所不能办到的。 

正如斯诺为中译本《西行漫记》初版写的序文里所说：“从字面

上讲起来，这一本书是我写的，这是真的。可是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

来讲，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这些革命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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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们使本书所描写的故事活着。所以这一本书如果是一种正确地记录

和解释，那就因为这是他们的书。……他们的斗争生活就是本书描写

的对象。……此外还有毛泽东、彭德怀等人所作的长篇谈话，用春水

一般清澈的言辞，解释中国革命的原因和目的。还有几十篇和无名的

红色战士、农民、工人、知识分子所作的对话。从这些对话里面，读

者可以约略窥知使他们成为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

望，那种热情。——凡是这些，断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这

些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 

现在的中译本根据英国戈兰茨公司一九三七年版重新译出，同一

九三八年复社版中译本所据原书是相同的。复社版当时未译第十一篇

中的《那个外国智囊》，现在补全，这是很好的。从内容来看，这一

部分是关于党内路线斗争的叙述和分析，大部分资料是从当时和毛主

席及其他领导同志谈话中得到的。现在看来，这一部分仍然是重要的

历史资料。 

显然，斯诺在当时还没有机会读到毛主席正在写作的《实践论》

和《矛盾论》。但是在本书的末章，他引用了列宁的这一段名言：“一

般历史，特别是革命的历史，总是比最优秀的政党、最先进阶级的最

觉悟的先锋队所想象的更富有的内容，更多种多样，更生动活泼，‘更

巧妙’。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最优秀的先锋队也只能表现几万人的

意识、意志、热情和想象；而革命却是在人的一切才能特别高度和集

中地表现出来的时候，由千百万被最尖锐的阶级斗争所激励的人的意

识、意志、热情和想象来实现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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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就是说，千百万人民群众——不是少数领袖们——的革命实

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可以说，这是《西行漫记》这一本书的

总结。 

今天，在又一次伟大的历史性转变的日子里，为了解放思想，开

动机器，大踏步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进，重读四十三年前这样一

本书是值得的。 

一九七九年八月于北戴河 

①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的幼稚病》，见《列宁选集》

第四卷第 2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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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八年中译本作者序 

这一本书出版之后，居然风行各国，与其说是由于这一本著作的

风格和形式，倒不如说是由于这一本书的内容吧。从字面上讲起来，

这一本书是我写的，这是真的。可是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来讲，这些

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这些革命青年们使本书

所描写的故事活着。所以这一本书如果是一种正确地记录和解释，那

就因为这是他们的书。 

而且从严格的字面上的意义来讲，这一本书的一大部分也不是我

写的，而是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林伯渠、徐海东、徐特立、林

彪这些人——他们的斗争生活就是本书描写的对象——所口述的。此

外还有毛泽东、彭德怀等人所作的长篇谈话，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辞，

解释中国革命的原因和目的。还有几十篇和无名的红色战士、农民、

工人、知识分子所作的对话，从这些对话里面，读者可以约略窥知使

他们成为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

—凡是这些，断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这些是人类历史本身

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 

但是这自然并不是说，共产党或红军或红军领袖，对我自己对于

他们以及他们的工作的意见或印象，可以负责。因为我和共产党并无

关系，而且在事实上，我从没有加入过任何政党，所以这一本书绝对

不能算作正式的或正统的文献。在这里我所要做的，只是把我和共产

党员同在一起这些日子所看到、所听到而且所学习的一切，作一番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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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客观的无党派之见的报告。这样就是了。 

自从这本书在英国第一次出版之后，远东政治舞台上发生了许多

重大的变化。统一战线已经成为事实了。可是当这一本书写了大部分

的时候，国共积极合作这一件事，大部分人还认为非常遥远。现在民

族解放战争已成为唯一出路，而一切其他问题，都给扔开去。当我写

这一本书的时候，日本以“中、日合作”为名，并吞并华北这一企图

的和平成就，似乎还不是不可能。而现在，帝国主义中间的矛盾已经

深刻化。中、日战争扩大为法西斯主义和国际和平战线的世界斗争，

在最近将来，是可以想象得到了。 

人类行动的客观环境和条件，往往会把人类在社会演变中的任务

的性质和意义变换过来。战争所促成的大的变化之一，就是中国国民

党和民族资产阶级中间的进步分子，在蒋介石委员长贤明领导之下，

恢复了他们的革命意志。对日本帝国主义，已没有妥协余地。当前的

历史途径，不是战斗，就只有灭亡，而除了完全投降出卖外，也再没

有一条中间的路，这是一个真理，现在已成为事实。中国资产阶级得

最前进分子已经懂得，在他们的需要与中国革命的需要之间，已经没

有基本的冲突，因此他们现在抱定决心，要领导这民族救亡图存的斗

争。现在已再没有所谓“红军”“白军”互争胜负的斗争了。现在全

世界已没有人再称中国共产党员为“赤匪”了。第八路军和国民党士

兵现在肩并肩地在作同样广大的战斗。现在已只有一个军队，就是为

争取民族独立而斗争的革命中国的军队。 

从最近时局发展的观点看来，这本书有的地方写得过分，有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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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写得不够，这是断然不免的。本书英文本的第一版原有的一些错误，

已经在这里改正了。其它的错误自然也还有着。但是中国在这最紧急

的时候，找到了民族最伟大的统一，找到了民族的灵魂，基本的因素

在哪里？原因在哪里？关于这一点的研究，这一本著作是颇有一些价

值的。在事实上，最值得注意的，就是这书里面所说到的许多意见，

始终是一种准确地判断。我并不是指我自己说过的话，而特别是指本

书中那一些部分，就是共产党领袖们用了神奇的远见，正确地分析了

那些促成对日抗战的事实，预测这一次抗战的性质，而且指出中国为

求生存起见，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的各种绝对必要。 

此外《西行漫记》值得一提的，是通过红军的经验所得到的一种

客观教训，就是有组织的民众——尤其是农民大众——在革命游击战

争中的不可征服的力量。我记起毛泽东向我说过一句话，因为毛所预

测的许多事，现在已变成真实的历史，所以我把这句话再重述一遍。

他说：“红军，由于他自己的斗争，从军阀手里，争得自由，而成了

一种不可征服的力量。反日义勇军从日本侵略者的手里夺得行动自由，

也同样地武装了自己。中国人民如果加以训练，武装，组织，他们也

会变成不可征服的伟大力量的。” 

毛泽东再三重复地说，为了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人民自己

起来，完成统一，抱定抗战决心，是十分必要的。其他一切都要从这

统一和决心来决定。只有中国人民自己能够使中国打胜；也只有中国

人自己会使中国失败。不管打了多少次胜仗，日本现在已在失败和最

后崩溃的路上走着——即使要在几年之后，而且忠、日双方都受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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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日本军阀才会失败，但这总是不免的。能够挽救日本的，只有

一个条件，就是妥协或者“暂时的和平”。坚决而强硬的抵抗，要是

多继续一天，日本的国内外矛盾，也一定一天比一天更严重，等到恐

怖的强制手段已经镇压不住的时候，日本军阀只好停止下来，或者折

断了帝国的头颅。 

到那时国际反日行动，就要到来。这种国际行动已经用多种间接

的方式在开始着。将来这种行动的效力会逐渐增加。最后日本在大陆

消耗力量过多，实力削弱，不能再成为世界的大国，到那时各大民主

国的人民一定会起来一致对日本实行制裁、封锁、抵制。这种国际行

动是完全确定了的。只有一件事可以阻止这种国际行动，就是中国停

止抗战。可是这本书里所描写的中国各种力量，已经显示出，日本发

动得太迟，中国现在已经不能再被征服了。 

我愿意感谢在前红军中各位朋友，因为当我在他们那里做客的时

候，受了他们的慷慨而亲切的款待。我以门外汉的资格，来写他们的

故事，一定有许多缺点和不正确的地方，这得请他们原谅。创造这本

书的故事的勇敢的男女战士，现在正在每天用英勇的牺牲精神，在写

着许多的别的书，对于这些男女战士，我愿意和他们握手道贺。原来

在这些老资格“赤匪”之中，有许多位，是我在中国十年以来所遇见

过得最优秀的男女哩。 

最后，我还得感谢我的朋友许达，当我在北平最不稳定的状况下，

写这本书的时候，他曾经跟我一块儿忠诚地工作。他不仅是一个第一

流的秘书和助手，而且他是一个勇敢的出色的革命青年，现在正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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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奋斗着。他译出了这本书的一部分，我们原打算在北方出版，

可是战事发生之后，我们分手了。后来别的几位译者起首在上海翻译

这本书。现在这本书的出版与我无关，这是由复社发刊的。据我所了

解，复社是由读者自己组织起来的非营利性质的出版机关。因此，我

愿意把我的一切材料和版权让给他们，希望这一个译本，能够像他们

所预期那样，有广大的销路，因而对于中国会有些帮助。 

承译者们允许留出一些地位，使我有机会作这一番说明。而且承

他们看得起，费了很多气力翻译出来，认为这本书值得介绍给一切中

国读者。对于他们我是十分感激的。 

谨向英勇的中国致敬，并祝“最后胜利！” 

埃德加·斯诺 

一九三八、一、二四上海 

（据一九三八年上海复社版《西行漫记》排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