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坐》读后感:集中展现现代都市女性的生活情状与精神境遇

集中展现现代都市女性的生活情状与精神境遇

 

 

—— 评贾平凹新作《暂坐》

李 斌
在贾平凹近四十年的创作史上,新作《暂坐》首次将笔墨集中于“都市女性”群体。“暂坐”茶庄的“十佳人”,既不同于他早期作品中满儿、月儿(《满月儿》),小水(《浮躁》)等青涩、淳朴的乡下姑娘,又不同于他晚近小说中白雪(《秦腔》)、带灯(《带灯》)、陆菊人(《山本》)等沉稳、大方的乡村女性,而且与胡蝶( 《极花》 )等“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底层女性迥然相异,海若及“众姊妹”生活在闹市与街巷中,“活力充满,享受时尚,不愿羁绊,永远自我” ,但看似特立独行的她们却无不处在社会权力结构的网罗中。贾平凹正是通过“暂坐”茶庄这一融传统文化与现代商业为一体的特殊空间,集中展现了现代都市女性的生活情状与精神境遇,而她们的身世遭际也随着情节的推进在作者笔端依次铺展开来。相对于众多都市女性,“暂坐”茶庄的“众姊妹”很少会为生计所累,她们生活富足,个性鲜明,但却都单身或离异,常常陷入孤独、怀疑、迷茫、破碎的深渊,心无定所,身如飘萍。她们的生存状态不仅反映了当代社会突出的女性问题,而且折射出城市文明中“现代人”的普遍精神症候。历史地看,婚恋自由的女性解放思潮已走过百年,而“女性要‘经济独立’ ”的呼喊也早已不觉新鲜,但在物质丰盈的当代都市,女性个体与群体的生活际遇与精神状态仍存在诸多难以超越的境遇。这些问题,鲁迅早在1923年的著名演讲《娜拉走后怎样》中便已指出,“娜拉”出走后“堕落或回来”的结局不得不让人进一步追问,除了思想意识的觉醒外,女性首要争取的即是“经济权”的平等,然而经济权的获得,仍不意味着独立和自由的完全到来,因为“现在的社会里,不但女人常做男人的傀儡,就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也相互地做傀儡,男人也常做女人的傀儡。这绝不是几个女人取得经济权所能救的。”问题的复杂性恰在此处,由鲁迅彼时的忧虑观察,“暂坐”茶庄的“众姊妹” ,与丈夫离异的茶店老板海若和康复医院老板向其语,以及严念初、夏自花、辛起……她们并非没有经济权,但却时时被孤独、分裂、矛盾与迷茫所侵袭。“娜拉走后怎样” ,百年前的鲁迅“不能确切地知道” ,而今的贾平凹仍试图为这一众姊妹寻找解脱痛苦之道和精神栖息之所,摆放在茶庄二楼那些供她们借阅的“佛经”因而便具有了极强的象征意味,尽管这一类似寻找精神寄托的路径有着浓郁的“乌托邦”色彩,但却是贾平凹一贯的文化立场与精神资源使然。由此也可看出鲁迅和贾平凹的基本分野:面对同一难题,鲁迅选择以“深沉的韧性的战斗”向“现代”的更深处开掘,而贾平凹却自然而然地回返传统,并从中寻觅思想与精神资源。这区别当然与一个世纪中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的巨变密切相关,却又是“如何现代”这一百余年来中国所面临的核心问题的基本分歧,其在当下再度变得突出而尖锐。或许贾平凹的本意只在关注“凡夫众生”的“周而复始的苦恼” ,尤其是都市女性的生存状态与精神困境,但由此辐辏而出的文明与文化问题仍是不容回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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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对现代都市女性群体的关注外,贾平凹的笔端又触及了更为广阔的日常生活。作者借小说人物“羿光”之口谈道,小说所要写的即是“各种关系结合而产生的各种现象” ,即“日常生活” 。而他又在“后记”中直白写道,“风雨冰雪,阴晴寒暑,吃喝拉撒,柴米油盐,生死离别,喜怒哀乐” ,这“众生之相即是文学” ,其中自能生发出“意义、哲理和诗性” ,此类叙述可谓理解贾平凹文学世界的“题眼” 。《暂坐》自不例外,茶庄的十余姐妹,因境遇相似而相知相识,又因突如其来的变故而各自散去,在这一聚一散之间,作者勾勒出了西京城的众生与俗世。小说每一节标题都出现了地名(场所) ,诸如西涝里、建业街、曲湖、城中村、筒子楼、香格里拉酒店、咖啡吧、茶庄、泡馍馆等,西京融现代与传统、时兴与本土、崭新与破败、宽广与逼仄、光洁与污浊为一体的市井风貌在作者笔墨不多的勾勒中神韵毕现,而穿梭于其中的青年男女、官员文人、商人小贩更使得这古城氤氲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地方色彩。贾平凹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对世相众生的关怀,内含着深厚的悲悯色彩,而这也与他长久浸润于“普度众生”和“慈悲为怀”的佛家文化密切相关,尤其作品中多处出现的佛教经典,更突出了作者文学滋养中的佛学思想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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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遣词造句、艺术手法还是内在结构上观察, 《暂坐》并未超脱贾平凹一直以来的“ 《红楼梦》焦虑” , 《暂坐》中类似“众姊妹”的表述便是取自《红楼梦》 ,“众姊妹”所聚集的“茶庄”又类似于“大观园” 。而“十佳人”的称谓亦是化用“金陵十二钗”而来,尤其与众姊妹过从甚密的男作家“羿光” ,也与被姐妹丫头环绕的贾宝玉有相似的一面(即便与贾宝玉相比羿光少了份童真痴顽而多了些世故腌臜) ,就连其中夏自花的挽联“叹双桐半死生,两剑一飞沉”也像极了“十二钗”的“判词” 。此类细节在《暂坐》中俯拾即是,这直接印证了贾平凹文学世界中的《红楼梦》底色。贾平凹已经习惯于“藏锋” ,他浅近通俗的言语、波澜不惊的叙述和从容不迫的心态,反映出一位几经风雨、阅历颇丰的老作家之“晚年风格” 。然而,细读作品后不难发现,其中仍不乏笔力遒劲和暗藏机锋之处,这同样表现在作品较为深刻的思想批判性上。对“众姊妹”境遇的关注,作者不只是报以同情和悲悯,他对她们命运悲剧的人性成因亦有深刻洞察与审视,仇恨、贪婪、偏执、嫉妒、伪善这些人性之恶,集中体现在严念初、夏自花、辛起几位女性身上,她们的依附型人格注定了自身的婚姻和生活悲剧。而对著名作家羿光,小说也借他人之口多有讥讽。他虽为名家,却时时为声名所累,且深陷于金钱、权力关系的泥淖之中无法脱身,他对自身和艺术界乱象也不无自省和自嘲。其实,贾平凹大多长篇中都有一个作家形象,而这些人物或多或少都有他的身影,他似乎已不惮于人们的误解,他以豁达的心境、幽默而讽刺的笔调,坦诚、直率地将文人的“劣根”及文坛的乱象揭示于世,这种艺术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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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是当代乡土文学的语言大家,多年来他又浸淫于明清白话小说与文言笔记,他的文字已形成醇熟的古雅与俚俗交融的个性风格,虽在都市生活、写作已近四十载,但客观而言,他对都市女性的理解与把握某种程度上仍有隔膜,尤其是他成熟的语言风格与现代女性形象并非十分贴合,此即《暂坐》美中不足的地方。但贾平凹是有着明确的、自觉的现代意识的,他仍然在不断写作,不断尝试着突破与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