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大人原本以为，王大学士好歹在朝廷混了几十年，这点觉悟应该还有，可没想到，这位一根筋的仁兄竟然把事情捅了出去，密谈变成了公告，被逼上梁山了。
他当即派出太监，前去内阁质问王家屏，却得到了一个让他意想不到的答案。王家屏是这样辩解的：“册立太子是大事，之前许多大臣都曾因上疏被罚，我一个人定不了，又被许多大臣误会，只好把陛下的旨意传达出去，以消除大家的疑虑（以释众惑）。”
这番话的真正意思大致是这样的：我并非不知道你的用意，但现在我的压力也很大，许多人都在骂我，我也没办法，只好把陛下拉出来背黑锅了。
虽然不上道，也是个老狐狸。既然如此，就只好将错就错了，几天后，万历正式下发圣旨：“关于册立皇长子为太子的事情，我已经定了，说话算数（诚待天下），等长子到了十岁，我自然会下旨，到时册立、出阁读书之类的事情一并解决，就不麻烦你们再催了。”
长子十岁，是万历十九年（1591），也就是下一年。皇帝的意思很明确，我已经同意册立长子，你们也不用绕弯子，搞什么出阁读书之类的把戏，让老子清净一年，明年就立了！
这下大家都高兴了，内阁的几位仁兄境况也突然大为改观，有病的病好了，忙的也不忙了，除王锡爵（母亲有病，回家去了，真的）外，大家都回来了。
剩下来的，就是等了。一晃就到了万历十九年，春节过了，春天过了，都快要开西瓜了，万历那里一点儿消息都没有。
泱泱大国，以诚信为本。这就没意思了。
可是万历十九年毕竟还没过，之前已经约好，要是贸然上疏催他，万一被认定毁约，推迟册立，违反合同的责任谁都负担不起，而且皇上到底是皇上，你上疏说他耍赖，似乎也不太妥当。
一些脑子活的言官大臣就开始琢磨，既要敲打皇帝，又不能留把柄，想来想去，终于找到了一个完美的替代目标――申时行。
没办法，申大人，谁让你是首辅呢？也只好让你去扛了。
很快，一封名为《论辅臣科臣疏》的奏疏送到了内阁，其主要内容，是弹劾申时行专权跋扈，压制言官，使得正确意见得不到执行。
可怜，申首辅一辈子和稀泥，挖东砖补西墙，累得半死，临了还要被人玩一把。此文言辞尖锐，指东打西，指桑骂槐，可谓是政治文本的典范。
文章作者，是南京礼部主事汤显祖，除此文外，他还写过另一部更有名的著作――《牡丹亭》。
稀泥谢幕
汤显祖，字义仍，江西临川人。上疏这一年，他四十二岁，官居六品。虽说四十多岁才混到六品，实在不算起眼，但此人绝非等闲之辈，早在三十年前，汤先生已天下闻名。十三岁的时候，汤显祖就加入了泰州学派（也没个年龄限制），成为了王学的门人，跟着那帮“异端”四处闹腾，开始出名。二十一岁，他考中举人，七年后，到京城参加会试，运气不好，遇见了张居正。之所以说运气不好，并非张居正讨厌他，恰恰相反，张首辅很赏识他，还让自己的儿子去和他交朋友。这是件求之不得的好事，可问题在于，汤先生中异端毒太深，瞧不起张居正，摆了谱，表示拒不交友。
既然敢跟张首辅摆谱，张首辅自然要摆他一道，考试落榜也是免不了的。三年后，他再次上京赶考，张首辅锲而不舍，还是要儿子和他交朋友，算是不计前嫌，但汤先生依然不给面子，再次摆谱。首辅大人自然再摆他一道，又一次落榜。
但汤先生不但有骨气，还有毅力，三年后再次赶考，这一次张首辅没有再阻拦他（死了），终于成功上榜。
由于之前两次跟张居正硬扛，汤先生此时的名声已经是如日中天。当朝的大人物张四维、申时行等人都想拉拢他，可汤先生死活不答理人家。
不答理就有不答理的去处，名声大噪的汤显祖被派到了南京，几番折腾，才到礼部混了个主事。
南京本来就没事干，南京的礼部更是闲得出奇，这反倒便宜了汤先生，闲暇之余开始写戏，并且颇有建树，日子过得还算不错，直到万历十九年（1591）的这封上疏。
很明显，汤先生的政治高度比不上艺术高度，奏疏刚送上去，申时行还没说什么，万历就动手了。
对于这种杀鸡儆猴的把戏，皇帝大人一向比较警觉（他也常用这招），立马作出了反应，把汤显祖发配到边远地区（广东徐闻）去当典史。
这是一次极其致命的打击，从此汤先生再也没能翻过身来。
万历这辈子罢过很多人的官，但这一次，是最为成功的，因为他只罢掉了一个六品主事，却换回一个明代最伟大的戏曲家，赚大发了。
二十八岁落榜后，汤显祖开始写戏，三十岁的时候，写出了《紫箫记》；三十八岁，写出了《紫钗记》。四十二岁被赶到广东，七年后京察，又被狠狠地折腾了一回，索性回了老家。
来回倒腾几十年，一无所获，在极度苦闷之中，四十九岁的汤显祖回顾了自己戏剧化的一生，用悲凉而美艳的辞藻写下了他所有的梦想和追求，是为《还魂记》，后人又称《牡丹亭》。
《牡丹亭》，全剧共十五出，描述了一个死而复生的爱情故事（情节比较复杂，有兴趣自己去翻翻）。此剧音律流畅，词曲优美，轰动一时，时人传诵：牡丹一出，西厢（《西厢记》）失色。此后传唱天下百余年，堪与之媲美者，唯有孔尚任之《桃花扇》。
为官不济，为文不朽，是以无憾。
史赞：二百年来，一人而已。总的说来，汤显祖的运气是不错的，因为更麻烦的事，他还没赶上。汤先生上疏两月之后，福建佥事李g就开炮了，目标还是申时行，不过这次更狠，用词狠毒不说，还上升到政治高度，一条条列下来，弹劾申时行十大罪状，转瞬之间，申先生就成了天字第一号大恶人。
万历也不客气，再度发威，撤了李g的职。命令一下，申时行却并不高兴，反而唉声叹气，忧心忡忡。
因为到目前为止，虽然你一刀我一棍地打个不停，但都是摸黑放枪，谁也不挑明，万历的合同也还有效，拖到年尾，皇帝赖账就是理亏，到时再争，也是十拿九稳。
可万一下面这帮愤中愤老忍不住，玩命精神爆发，和皇帝公开死磕，事情就难办了。
俗语云：怕什么，就来什么。
工部主事张有德终于忍不住了，他愤然上疏，要求皇帝早日册立太子。等的就是你。
万历随即作出反应，先罚了张有德的工资，鉴于张有德撕毁合同，册立太子的事情推后一年办理。
这算是正中下怀，本来就不大想立，眼看合同到期，正为难呢，来这么个冤大头，不用白不用。册立的事情也就能堂而皇之地往后拖了。
事实上，这是他的幻想。因为在大臣们看来，这合同本来就不合理，忍气吞声大半年，那是给皇帝面子，早就一肚子苦水怨气没处泄，你敢蹦出来，那好，咱们就来真格的！
当然，万历也算是老运动员了，对此他早有准备，无非是来一群大臣瞎咋呼，先不理，闹得厉害再出来说几句话，把事情熬过去，完事。
形势的发展和他的预料大致相同，张有德走人后，他的领导，工部尚书曾同亨就上疏了，要求皇帝早日册立太子。
万历对此嗤之以鼻。他很清楚，这不过是个打头的，大部队在后，下面的程序他都能背出来，吵吵嚷嚷，草草收场，实在毫无新鲜可言。
然而，当下一封奏疏送上来的时候，他才知道，自己错了。
这封奏疏的署名人并不多，只有三个，分别是申时行、许国、王家屏。但对万历而言，这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因为之前无论群臣多么反对，内阁都是支持他的，即使以辞职回家相威胁，也从未公开与他为敌，是他的最后一道屏障，现在竟然公开站出来和他对着干，此例一开，后果不堪设想。
特别是申时行，虽说身在内阁，时不时也说两句，但那都是做给人看的，平日里忙着和稀泥，帮着调节矛盾，是名副其实的卧底兼间谍。
可这次，申时行连个消息都没透，就打了个措手不及，实在太不够意思。于是万历私下派出了太监，斥责申时行。
一问，把申时行也问糊涂了，因为这事他压根儿就不知道！
事情是这样的，这封奏疏是许国写的，写好后让王家屏署名，王兄自然不客气，提笔就签了名；而申时行的底细他俩都清楚，这个老滑头死也不会签，于是许大人胆一壮，代申首辅签了名，把他拖下了水。
事已至此，申大人只能一脸无辜地表白：“名字是别人代签的，我事先真不知道。”
事情解释了，太监也回去了，可申先生却开始琢磨了：万一太监传达不对怎么办？万一皇帝不信怎么办？万一皇帝再激动一次，把事情搞砸怎么办？
想来想去，他终于决定，写一封密信。这封密信的内容大致是说，我确实不知道上奏的事情，这事情皇上你不要急，自己拿主意就行。客观地讲，申时行之所以说这句话，倒不一定是耍两面派，因为他很清楚皇帝的性格：
像万历这号人，属于死要面子活受罪，打死也不认错的，看上去非常随和，实际上极其固执，和他硬干，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所以申时行的打算，是先稳住皇帝，再慢慢来。
事实确如所料，万历收到奏疏后，十分高兴，当即回复：“你的心意我已知道，册立的事情我已有旨意，你安心在家调养就是了。”
申时行总算松了口气，事情终于糊弄过去了。但他做梦也想不到，他长达十年的和稀泥生涯，将就此结束――因为那封密信。
申时行的这封密信，属于机密公文，按常理，除了皇帝，别人是看不见的。可是在几天后的一次例行公文处理中，万历将批好的文件转交内阁，结果不留神，把这封密信也放了进去。这就好比拍好了照片存进电脑，又把电脑拿出去给人修，是个要命的事。文件转到内阁，这里是申时行的地盘，按说事情还能挽回，可问题在于申大人为避风头，当时还在请病假，负责工作的许国也没留意，顺手就转给了礼部。最后，它落在了礼部给事中罗大的手里。
罗大，江西吉水人。关于这个人，只用一句就能概括：一个称职的言官。看到申时行的密信后，罗大非常愤怒，因为除了耍两面派外，申时行在文中还写了这样一句话：“惟亲断亲裁，勿因小臣妨大典”。这句话说白了，就是你自己说了算，不要理会那些小臣。我们是小臣，你是大臣？！
此时申时行已经发现了密信外泄，他十分紧张，立刻找到了罗大的领导，礼部科给事中胡汝宁，让他去找罗大谈判。
可惜罗大先生不吃这一套，写了封奏疏，把这事给捅了出去，痛骂申时行两面派。
好戏就此开场，言官们义愤填膺。吏部给事中钟羽正、侯先春随即上疏，痛斥申时行；中书黄正宾等人也跟着凑热闹，骂申时行老滑头。
眼看申首辅吃亏，万历当即出手，把罗大赶回家当了老百姓，还罚了上疏言官的工资。
但事情闹到这个份儿上，已经无法收拾了。
经历过无数大风大浪的申时行，终究在阴沟里翻了船。自万历十年（1582）以来，他忍辱负重，上下协调，独撑大局，打落门牙往肚里吞，至今已整整十年。
现在，他再也支撑不下去了。万历十九年（1591）九月，申时行正式提出辞职，最终得到批准，回乡隐退。大乱就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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