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来书又云:“师云:‘为学终身只是一事,不论有事无事,只是这一件。若说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却是分为两事也。’窃意觉精力衰弱,不足以终事者,良知也。宁不了事,且加休养,致知也。如何却为两事?若事变之来,有事势不容不了,而精力虽衰,稍鼓舞亦能支持,则持志以帅气可矣①。然言动终无气力,毕事则困惫已甚,不几于暴其气已乎?此其轻重缓急,良知固未尝不知,然或迫于事势,安能顾精力?或困于精力,安能顾事势?如之何则可?” “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之意,且与初学如此说亦不为无益。但作两事看了,便有病痛在。孟子言“必有事焉”,则君子之学终身只是“集义”一事。义者宜也,心得其宜之谓义。能致良知则心得其宜矣,故“集义”亦只是致良知。君子之酬酢万变,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当生则生,当死则死,斟酌调停,无非是致其良知,以求自慊而已。故“君子素其位而行”,“思不出其位”。凡谋其力之所不及而强其知之所不能者,皆不得为致良知。而凡“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动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者,皆所以致其良知也。若云“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者,亦是先有功利之心,计较成败利钝而爱憎取舍于其间,是以将了事自作一事,而培养又别作一事,此便有是内非外之意,便是“自私用智”,便是“义外”,便有“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之病,便不是致良知以求自慊之功矣。 所云“鼓舞支持,毕事则困惫已甚”,又云“迫于事势,困于精力”,皆是把作两事做了,所以有此。凡学问之功,一则诚,二则伪。凡此皆是致良知之意,欠诚一真切之故。《大学》言:“诚其意者,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慊。”曾见有恶恶臭、好好色而须鼓舞支持者乎?曾见毕事则困惫已甚者乎?曾有迫于事势困于精力者乎?此可以知其受病之所从来矣。
【注释】 ①持志以帅气可矣:语出《孟子·公孙丑上》“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
【翻译】 来信又说:“先生您曾经说:‘为学,终生只是一件事,不管有事没事,也只是这一件事。如果说宁愿做不完事情,也不能不培养良知,就是把致良知和做学问当成两回事了。’我私下以为,当感到精力衰弱,不能完成事情,就是良知。而宁愿不做事,也要修养本心,就是致良知了。怎么就成了两回事了呢?如果遇到了事情发生,不能不处理,即使精力衰弱,只需稍加勉励,也是能坚持下来的。由此可知,意志还是统领着气力的。但是,这个时候,言行始终是没有气力的,等事情完成了就会十分疲惫,这和滥用气力不是几乎相当吗?良知固然不会不明白这其中的轻重缓急,但是有时为形势所迫,怎么能再顾及精力?有时则筋疲力尽,又怎么能顾及形势?这究竟怎么办呢?” 宁可不去处理事情,也不可不去培养本源,对初学的人这样说,也不无好处。但是把做事情与存养良知分而为二了,本身就有毛病。孟子说“必有事焉”,那么“集义”,就成了君子终身做学问要做的唯一的一件事了。义,就是宜,心做到它应该做的就是义。能致良知,心便能做到它应该做的事,所以“集义”也只是致良知。君子酬酢万变,当行便行,当止便止,当生便生,当死便死,这样斟酌协调,也无非都是致良知,为了求得自我满足罢了。所以“君子素其位而行”,“思不出其位”。凡是谋求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东西,强迫自己懂得自己才智不能懂的事情,都不是致良知。但凡“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动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的人,都是为了致良知。如果说“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也是因为先有了一份功利的心思,计较其中的得失成败,从而做出爱憎取舍。因此把做事情当成了一回事,把存养良知又当作另一件事,这样就有了是非内外的区分,就是自私耍小聪明了,就是把义当作是外在的东西。于是就有了“不得于心,勿求于气”的弊病,就不再是致良知以求得自己内心满足的功夫了。 你所说的“鼓舞支持,毕事则困惫已甚”,又说“迫于形势,困于精力”,都是把做事情和存养良知当作两件事看了,因此才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凡是做学问的功夫,一心一意就是真诚,三心二意就是虚伪。你所说的情况,都是致良知的心欠缺真切的缘故。《大学》中说:“诚其意者,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慊。”你什么时候见过讨厌恶臭、喜欢美色还需要鼓舞支持的?你见过做完这些事情之后会觉得疲惫不堪吗?何曾会有被事势所逼而精力不够用的人?由此,你就可以知道病根从何而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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