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苏杜郑仓传 翻译

任峻，字伯远，河南尹中牟县人。汉朝末年天下大乱，关东地区社会动荡；中牟县令杨原忧愁恐惧，打算弃官逃走。任峻劝他说：“董卓带头作乱，天下人没有不怨恨他的，然而至今还不见有人发出倡议讨伐他；这倒不是没有这种想法，而是不敢带这个头。您如果出来发出倡议，一定会有响应的。”杨原问：“具体怎么办呢？”任峻说：“现在关东有十多个县，加起来能调动上万壮丁打仗。如果您暂时行使河南尹的权力，把他们集中起来调遣，没有办不成的事。”杨原听从了任峻的计策，任命他为主簿。任峻便替杨原上表发布关于自己代理河南尹的文告，让各县坚守自己的辖地，并且发兵征讨董卓。

正赶上太祖曹操在关东起兵，进入中牟县界；当地人不知道该跟随谁。只有任峻与同郡的张奋商议，率领全河南郡的人服从太祖。任峻另外又召集自己宗族、门客以及家兵一共几百人，表示愿意跟随太祖作战。太祖非常高兴，上表请求任命任峻为骑都尉；并将自己的堂妹嫁给他，对他十分信任。太祖每次出征，常常让任峻留在后方，供给部队军粮。

当时连年干旱饥荒，军粮缺乏；担任羽林监的颍川郡人枣祗建议推行屯田制度。太祖就任命任峻为典农中郎将，招募百姓在许县一带屯田，收获粮食上百万斛；此后各郡都设置了屯田官员。几年间，各屯田区都储备了粮食，仓库全部堆满。官渡之战，太祖命任峻掌管军用器械和粮食的运输。敌人几次偷袭，截断了粮道；任峻便以一千辆粮车为一部，列成十路方队；又布置层次重复的阵形在外面护卫粮车，敌人不敢靠近。军队国库之所以能粮食充足，这个大功劳起源于枣祗而完成于任峻。

因为任峻功高，太祖上表请求封他为都亭侯，封邑三百户，又升任长水校尉。任峻待人宽厚有度量，通晓事理；每次提出建议，太祖总是很满意。在饥荒的年代，他收养抚恤朋友死后留下的妻子儿女，周济贫困的中表亲戚，人们都称赞他为人有信用和义气。

建安九年（公元 204），任峻去世。太祖为他的死长时间流泪哭泣。他的儿子任先继承了他的爵位。任先没有儿子，死后，封地撤销。后来魏文帝追封功臣，追谥任峻为成侯，又赐封任峻的次子任览为关内侯。

苏则，字文师，扶风郡武功县人。少年时就以学问操行闻名乡里。被举荐为孝廉和茂才，三公任命他为下属；他都没有接受。

后来出仕，初次做官就担任酒泉郡太守。又调任安定郡、武都郡太守，他在这些地方都有威严的名声。太祖征伐张鲁，经过苏则所管辖的郡；对他很欣赏，让他担任部队的前导。打败张鲁以后，苏则安抚住在下辩县一带的各氐族部落，打通了河西走廊。转任金城郡太守。

当时正是战乱之后，官吏百姓流离失所，饥饿贫穷，户口锐减。苏则认真安抚照顾百姓流民，非常尽力；对外招纳羌人，得到他们的牛羊，用来赡养贫困老弱的人；他和百姓平分口粮：一个多月后，流民陆续都回来了，一共有几千家。于是苏则明确宣布若干禁令，有违犯的就杀掉，对听从教育的一定奖赏。他亲自教百姓耕种，当年就获得了大丰收。从那以后，前来归附的人越来越多。陇西郡的李越发动叛乱，苏则率领羌族军队包围了李越，李越请求投降。

太祖去世，西平郡的麹演造反，自称护羌校尉。苏则指挥军队讨伐；麹演害怕了，也只好投降。魏文帝因为苏则的功劳，让他兼任护羌校尉，赐予关内侯的爵位。

后来麹演又勾结附近的郡发动叛乱。张掖郡的张进扣押了本郡太守杜通，酒泉郡的黄华不让新任太守辛机入境；张进、黄华都自称太守，响应麹演。再加上武威郡的三种少数族，也趁势掳掠，河西的道路再度断绝。武威郡太守毌丘兴向苏则告急。当时雍州、凉州的豪强大族，都逼迫羌族人追随张进等；金城郡的人认为张进势不可当。在此以前，将军郝昭、魏平，在金城屯兵驻守，又接到不许西进的诏书。

苏则亲自会见郡中的重要官员和郝昭等人，一起和羌族的首领商议说：“现在敌人的势力虽然强盛，但都是乌合之众；有的还是被迫参加的，不一定能同心合力。利用他们的矛盾进行打击，好人和坏人必定会分离；好的分离出来归顺我军，我军的数量增加而敌人的数量便要减少。既得到增加兵力的实惠，又使我军气势倍增；到这时全军出动讨伐敌人，一定会打得他们落花流水。如果坐等大军支援，旷日持久；好人找不到归宿，必然要和坏人同流合污；善恶搅在一块，就很难把他们一下子分开了。现在虽然有朝廷不许西进的诏命，违背它而合乎权变，完全可以自行决定。”郝昭等人听从了苏则的意见，发兵去救武威郡；迫使作乱的三种少数族人投降，并与毌丘兴率军在张掖郡攻击张进。麹演得到消息，率领步军、骑兵共三千人来迎接苏则；说是前来援助，其实打算发动突然袭击。苏则引诱他来见面，趁机将他斩首示众，他的党羽都四散逃走。苏则与各路军队包围了张掖，大败敌人；杀死了张进和他的党羽，敌兵全部投降。麹演的部队被打败后，黄华感到恐惧，交出了他所扣押的人质乞求投降。河西一带完全平定，苏则回到金城。晋爵为都亭侯，食邑三百户。

朝廷征召苏则入朝任侍中，与董昭是同僚。有一次，董昭枕着苏则的膝盖睡觉，苏则把他的头推下去，说：“苏则的膝盖，可不是逢迎谄媚之辈的枕头！”

当初，苏则同临淄侯曹植，听说曹魏取代汉朝，都穿上丧服为灭亡的汉朝悲哀哭泣。曹植的举动被魏文帝听说了，却不知道苏则也是这样。后来文帝在洛阳，有一次空闲时问道：“我顺应天命受汉朝禅让当了皇帝，却听说有人为此悲哭，哭什么呢？”苏则还以为是质问自己，胡须都竖立起来，想要以正当的理由严肃地辩论一番。侍中傅巽连忙用手掐他并悄悄说：“不是说您啊。”这才挡住了他。

文帝问苏则说：“前些时攻破酒泉郡、张掖郡，和西域互通使节，敦煌郡献上直径一寸的大珠。这样的宝珠还能不能再买到呢？”苏则回答说：“陛下的德泽如果能充分滋润中原，并且流布到西北边境之外，宝珠就会不求自来；如果自己去求然后得到，那么也就值不得珍贵了。”文帝听了，顿时默然无语。

后来苏则陪同文帝打猎，包围的篱笆设置不牢固，被鹿撞破逃走了。文帝大怒，脚踩胡床拔出佩刀，把有关官吏都抓起来，要处死他们。苏则跪地叩拜，说：“为臣听说古代的圣明君王，不会因为禽兽而杀人。现在陛下正推崇唐尧的教化，却因为打猎的游戏要杀死很多吏员；愚臣认为绝对不能这样，所以斗胆用我的生命来求情！”文帝说：“您，真是正直的大臣啊！”便把那些官吏全部赦免。然而苏则也因此受到文帝的忌恨和畏惧。

黄初四年（公元 223），他被降职为河东国相。赴任途中，得病去世，谥为刚侯。他的儿子苏怡继承了爵位。苏怡死后，没有儿子，由他的弟弟苏愉继承爵位。苏愉，在咸熙年间曾担任尚书。

杜畿，字伯侯，京兆尹杜陵县人。幼年时父亲死亡，继母虐待他，他却以孝顺继母而出了名。二十岁时在郡中担任功曹，又代理郑县的县令。县里关押了几百囚犯，杜畿亲自审问，衡量犯人罪行的轻重，全部判决定案然后遣送执行；虽然不是都判决得很恰当，但是郡中的人们见他这样年轻却对重大问题很有主见感到惊奇。后来他被举荐为孝廉，担任汉中郡丞。碰上天下大乱，他抛弃官职，客居荆州。建安年间才回到故乡。

荀彧把他推荐给太祖，太祖委任他为司空府司直。升任护羌校尉，持有节杖，兼任西平郡太守的职务。太祖平定了河北，高幹在并州反叛。当时河东郡太守王邑，被朝廷征召；河东人卫固、范先表面上请求王邑留任，背地里却同高幹勾结。太祖对荀彧说：“关西的那些将领凭借险要的地形和骑兵，要是去征伐他们一定会引起大规模叛乱。张晟在崤山、渑县之间烧杀抢掠，向南联络刘表；卫固等人也借张晟的力量起事，我担心他们造成严重危害。河东郡依傍大山面临黄河，四周的邻郡又总是发生变乱，是当今天下的战略要地。请您为我推荐像萧何、寇恂那样的人去镇守河东。”荀彧说：“杜畿就是合适的人选。”于是太祖派人追赶正在前往西平郡上任的杜畿，改派他当河东郡太守。

卫固等人派了几千人马截断陕津，杜畿到了那儿，不能渡过黄河去上任。太祖派夏侯惇征讨卫固，兵还未到。有人对杜畿说：“应该等待大兵来再走。”杜畿说：“河东郡有三万户人家，绝对不是人人都想作乱。如果大兵压境，把他们逼急了，想做好事的也找不到带头人，就会因为惧怕而服从卫固；卫固一旦能够集中力量，必然要拼死抵抗。我们讨伐他难以取胜，四周的邻郡也会响应他，天下的变乱就平息不下来；即使我们能够战胜他，也要摧残到一郡的百姓。况且卫固等人还没有明目张胆地抗拒朝廷，表面上仍然以请求过去的太守留任为名，一定不会加害于新太守。我单身乘车前去，出其不意；卫固为人计谋多而缺乏决断，一定会假装接受我的指挥。我只要在郡城停留上一个月，就能设法用计困住他，这就够了。”于是假装从另外的路走而暗中从郖津北渡黄河。到达之后，范先想杀杜畿借以威慑部下，同时也观察一下杜畿的反应，便在郡政府门前边连续杀了郡中主簿以下的官吏三十多人；杜畿目睹惨状若无其事。于是卫固说：“杀了他也没有什么用，徒然给咱们添上恶名；况且他也完全控制在我们手中。”于是承认杜畿为本郡的太守。

杜畿对卫固、范先说：“你们二位，是河东郡民众敬重的人士，我只能仰仗你们为我完成一切而已。但是上下级之间有固定的规矩，成败祸福共同承当：遇到大事应当共同商议。”于是他下令任命卫固为都督，代理郡丞职务，又兼任功曹；将军、校尉、吏员、士兵三千多人，都归范先统管。卫固等人很高兴，虽然表面上假装服从杜畿，心里面却不把他当回事。卫固要大举征兵；杜畿很担忧，劝卫固说：“要想成就非常的大事，就不能动摇民心。现在如果大规模征兵，民众一定会骚乱；不如慢慢用钱财来招募军队。”卫固认为他说得对，同意照办；于是用钱财来招募，拖了几十天才做好招兵的准备。而下面的将领都多领钱财而少招兵丁，以便从中贪污。杜畿又去劝告卫固说：“人们都顾恋家属。可以让将军和官吏们分批回家休息，有紧急情况再召他们回来也不难。”卫固等人不愿意违背人心，又听从了杜畿的劝告。这样一来，不肯谋反的好人留在外边，可以暗地里支援杜畿；而坏人被分开，各自回家：敌对势力就离散了。

碰上农民起义军首领张白骑的兵马攻打东垣县，高幹的叛军进入濩泽县境。上党郡各县杀死县官，弘农郡扣押了郡太守。卫固等人也想乘机公开反叛，秘密下令调兵而军队不按时前来；杜畿知道周围各县都支持自己，就借机出城，单独率领几十名骑兵到一处坚固的壁垒固守。官吏百姓得知消息后都全力帮助杜畿，过了几十天，聚集了四千多人。卫固等人与高幹、张晟联合起来攻打杜畿的壁垒，却久攻不破；抢掠附近的县城，又一无所得。这时朝廷的大兵到达，高幹、张晟都被打败，卫固等人被抓获砍头。杜畿赦免了卫固等人的余党，让他们恢复过去的住所产业。

当时，全国的郡县都残破不全，河东郡却最先平定，所以损失较小。杜畿治理河东，推行宽厚利民的政策，让百姓休养生息。有人家曾经打官司，相互告发；杜畿亲自为双方讲清道理，让他们回去仔细想一想；如果还有什么话，可以再来太守府申诉。乡亲父老都生气地责备打官司的人：“有这么好的太守，你们为什么不听他的教诲！”从那以后，就很少再有打官司的了。杜畿向下属各县颁布命令：要求推选孝顺子孙、贞洁妇女，中选者都免除徭役；并随时去慰问勉励他们。他又开始督促百姓饲养母牛、母马，以及鸡、猪、狗，都有具体的章程制度，百姓勤劳地耕作，家家户户丰衣足食。于是杜畿说：“百姓富足了，不可不进行教育。”便在冬天训练军队，讲习武艺；又开设学校，亲自讲授儒家的经典：郡中风气变得越来越好。韩遂、马超反叛的时候，弘农郡、冯翊郡很多县城都起兵响应。河东郡虽然同敌境相连，百姓却没有二心。

太祖西征到达蒲坂，与敌人隔着渭河排开阵势，军粮完全依赖河东郡供给。等到敌人被打败，郡中储备的粮食还剩二十多万斛之多。太祖下令说：“河东郡太守杜畿，完全可以用孔子所说的‘禹，完美得使我对他没有任何批评’这句话来形容了。”于是把他的俸禄破格提高到中二千石这一级。

后来太祖征伐汉中，调遣河中郡的五千民夫担任运输工作。这些人自动地互相勉励说：“做人总免不了一死，可不能辜负了我们的好太守！”始终没有一个人逃跑，杜畿就是这样得人心。

魏国建立以后，用杜畿为尚书。任命文书已经通过审议，太祖又下令给杜畿说：“过去萧何安定关中，寇恂安定河内，您也有他们那样的功劳。最近将授予您尚书的职位；但是又考虑到河东郡是我起支柱作用的要地，是充实储备的所在，占据那里就足以控制全国：所以还要麻烦您坐镇那里。”杜畿在河东郡十六年，他的政绩总是全国最好的。

魏文帝即魏王位，赐给杜畿关内侯的爵位，召他担任尚书。文帝称帝以后，杜畿晋爵为丰乐亭侯，食邑一百户；代理司隶校尉。

文帝亲自征伐吴国，任命杜畿为尚书仆射，在京城处理留守事务。后来文帝去许昌，仍然命杜畿留守。杜畿奉诏制造御用楼船，在陶河试航，遇到大风沉没而死。文帝为他的死而流泪，下诏说：“从前冥勤劳地治水而死在水中，后稷勤劳地播种谷物而死在山上。已故的尚书仆射杜畿，在孟津试航，结果翻船沉没；这是极度忠诚的表现，朕非常痛惜他！”下令追赠杜畿太仆的官衔，谥为戴侯。他的儿子杜恕继承了爵位。

杜恕，字务伯。太和年间，任散骑侍郎、黄门侍郎。他为人在质朴中见真诚，不故意修饰自己，所以从小就没有什么名声。到了在朝中做官，也不拉帮结派，一心为公；每当政策有失误，他总是引用统治国家的基本原则发表正直的言论。因此很受侍中辛毗等人的器重。

当时自公卿以下的官员们，广泛议论朝廷制度的改革问题。杜恕认为：“古代的刺史，奉行和宣示朝廷诏书中的六条规定；以清静为名誉，以威严受到称赞。现在可以不再让刺史掌握兵权，以便专心管理民政。”不久，镇北将军吕昭又兼任冀州刺史，杜恕便上奏说：

帝王之道，以安民最为重要；安民的办法，在于增加财富；而要增加财富，必须加强农业并节约开支。当今吴、蜀二贼还没有消灭，战争不断发生，这正是勇武的人努力奋斗的时候。但是朝中以儒学见长的文臣，竟然也羡慕起建立战功的军人来，激动得握住手腕高声议论，认为孙武、吴起是第一流人物；州、郡的行政长官，也都忽视安抚人民的政治措施，而把精力花在充当将帅上面；种地养蚕的百姓，也争着进行打仗的准备：这不能算是在加强农业。国库一年比一年空虚而行政机构的规模一年比一年扩大；民力一年比一年衰弱而赋役一年比一年增多：这也不能说是在节省开支。

现在魏国虽然拥有十个州的土地，然而由于死亡动乱的影响，十州的户口加起来还不如过去一州的多。现在吴、蜀非分地称帝与我们对抗，北方的鲜卑族也没有臣服，南、西、北三个方向的边境都有敌对势力，几乎要在我们周围形成一个包围圈。只有过去一个州的人口，而要想统治全国的地域，这种艰难，就如同赶着一匹瘦弱的马走远路，能不特别爱惜它的力量吗！当初武皇帝是何等的节俭，仓库中是何等的充实，也不能让十个州再加上将近二十个郡，都拥有各自的军队。现在边疆的荆州、扬州、青州、徐州、幽州、并州、雍州、凉州，都有军队了；能够用来给国家仓库提供粮食物资从而控制四方的，就只有兖州、豫州、司州、冀州了。

我从前已经提出：“州和郡的行政长官如果兼领军队，就会只在建立军功上用心，而不注意民政；应该另外安排人带领军队，让州郡行政长官尽心来完成治理地方的任务。”但是陛下由于宠信吕昭，现今又让他兼任冀州刺史的职务。冀州人口最多，田地大部分已经开垦耕种，蚕桑果树副业也很发达；是国家粮食物资的重要供应地区，实在不该让冀州再承担军事任务。倘若认为北方应当派兵镇守，自然应当专门委派大将去冀州；而专门委派大将所需的费用，计算下来与行政长官兼任军职时的费用也差不多。何况吕昭的才干并不特别优秀，就是要设军政两兼的官员，也应该在朝廷中挑选；朝廷中即使缺乏军政兼长的人才，但也不至于非挑选吕昭不可。由此推断，可知陛下是因人设官职，而不是为官职而挑选人。官吏如果得到了称职的人选，那么政治就会平稳，诉讼也会得到审理。政治平稳，百姓就富足；诉讼得到审理，监狱就没有什么囚犯。陛下即位的时候，全国每年判决的死刑犯只有一百多人；此后一年年增加，现在每年已经到了五百多人了。百姓没有增加得很多，法律也没有更严刻。那么死刑犯的增多，原因岂不是明显在于政治教化的衰落，在于州郡行政长官的不称职吗？去年耕牛大量死亡，大体说来，全国的牛十头里面就要死去两头；麦子收获上来的还不到一半；而秋天的种子却还没播下。要是吴、蜀二敌再在边境上发起进攻，那我们即使鞭打牛马飞快地拉车运粮，千里迢迢也来不及了。追究治国的方略，难道只在加强兵力吗？就现今的情况而言，勇士精兵越多越坏事啊！

一个国家就如同人的身体：心腹充实了，四肢即使生了病，终究不会有大的妨害。现在的兖州、豫州、司州、冀州，就是国家的心腹。所以愚臣我怀着恳切的心情，实在是希望四州的各级行政长官，专心地加强农业生产，来承担四肢的需要。但孤独一人的议论难以坚持，触犯大家欲望的事难以取得成功；众人的不满难以承受，似是而非的道理难以分清：所以建议提出了多年也没有被英明的君主理解。凡是议论上述问题的，都是被陛下疏远而地位低下的人；这种人说的话，确实不容易被采纳。如果让好的建议都从亲信权贵们的口里说出来，亲信权贵就决不会冒犯上面我所说的四个“难以”：而这正是古往今来常见的政治弊病啊。

当时又对官吏的考核制度展开大规模的议论，朝廷内外的官吏都要考核。杜恕认为：“用人而不能让他完全发挥自己的才能，那么即便制定了考核制度的文件也没有多大用处；应当关心的问题没有急着去解决，急着去解决的却不是当前要紧的事务。”于是他上疏说：

《尚书》中说，“认真考察官吏的成绩”，“通过三次考察后，黜退成绩差的，提拔成绩好的”。这实在是帝王创立的伟大制度。让有才能的人做官，有功绩的人受禄；就如同大力士乌获举起千钧重物，王良、伯乐识别骏马一样令人心悦诚服。但是，经历了唐、虞、夏、商、周、汉六代而考核的制度仍然不明确，经过了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七位圣人而考核的规章却没有流传下来。我确实认为这是由于考核的办法只能粗略地依据，而详细的条款难以完全列举的缘故。俗话说：“世上有作乱的人而没有作乱的法。”要是治理国家可以只依靠法规的话，那么尧、舜也就用不着稷、契的辅佐，商、周的君主也就不会重视伊尹、吕望的帮助了。

现在上奏请求实施考核制度的官员，陈述周、汉两朝的有关说法和做法，继承京房制定考课法的原则，可以说是懂得考核制度的要点了。但是对于推崇礼让的风气，建立美好的政治，我认为还没有达到尽善的地步。不过，这些官员的上奏中提到州郡考察人才时，必须从品德、学问、处理公文、行政才干四方面衡量；都要有具体的事例效果，然后才举荐；由三公府试用，再担任直接治理人民的县令县长；按成绩和年资升任郡太守的官职，有的可以就地增加品级，赐予爵位等等：倒确实是当前考核官吏中最为紧要的工作。我认为应当立即表彰提出上述建议的官员，采纳他们的意见，让他们详细制定出考核州郡官员的办法。办法制定好后就付诸实施，有功的一定奖赏，有过失的一定处罚。

至于朝廷的公卿和皇帝身边的侍臣，为臣认为也应该根据他履行职务的情况进行考核。古代的三公，坐着讨论国家的大政方针；宫内的侍从大臣，进献建议弥补缺失：君主的善事没有一条不记录，君主的过失没有一条不指出。再说国家太大了，事务太多了，单靠君主一个人的光明确实不能照亮所有的地方。所以皇帝被称为头脑，臣僚被称为四肢，说明他们是一体，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古人说过：朝廷的殿堂，不是一根木头能够支撑起来的；帝王的功业，也不是一位谋臣的策略所能实现的。从这个道理来说，哪有大臣只知道死守本分弄清楚考核的条文就能实现天下太平的道理呢？平民百姓之间交往，还有因为看重信义而去赴汤蹈火的人，还有因为彼此知己而披肝沥胆的人，还有因为追求声名而树立节操的人；何况是那些衣冠楚楚站在朝廷中间，官位达到卿相，所追求的不只是平民之间的信义，所感动的不只是知己间的恩惠，所追求的也不只是个人声名的那些大臣呢！得到宠幸和俸禄并且担当重任的大臣，不只是想把英明的君主推到比唐尧、虞舜还高的位置，他们自己也想跻身于稷、契的行列。所以古人不担心关注政治的心情不迫切，而担心自己受到的信任程度不够，而这实在又是君主造成的。

唐尧、虞舜那样的君主，任用稷、契、夔、龙而要求他们把公事办成功；一旦官员犯了罪，便处死鲧而放逐了四凶。现在的大臣亲自领受明确的诏旨，在君主的眼皮底下服务。这些人当中有的是从早到晚忙于处理公务，恭敬勤恳超过常人，不对权贵屈服，办事公正不徇私情，言语行为都非常正直的臣子，他们自然是英明的君主您都清楚的；还有一些却是只拿俸禄不干事却自认为清高，遇事拱手沉默不发表意见却自认为聪明，当着官却一心想着逃避罪责，站在朝廷中却总不忘为自己谋求安全位置，明哲保身谨小慎微的臣子，他们自然也是英明的君主您都清楚的。如果真要让那些为自己保职位的臣子顺顺当当在朝做官；反而让那些为公家尽忠诚的臣子受到怀疑；正义得不到扶植；而出于私心的议论反而占了上风：那么即使请孔子来出谋划策，也不能让哪怕一个人充分贡献自己的才能，更何况不是孔子而是普通的凡人呢？

当今的学者，以商鞅、韩非为师而崇尚法律和手段，争着指责儒家学说迂腐疏阔，说它不适合现世使用。这是不良风气当中最坏的弊病，创业的君主最应当谨慎对待的问题。

后来，考核官吏的制度终究没有施行。

乐安国的廉昭，因为有才能被提拔，非常喜欢发表意见。杜恕上疏朝廷竭力规劝说：

我看到尚书郎廉昭的奏章，说“尚书左丞曹璠在惩罚吏员时没有遵照诏令向上级报告”，曹璠因此被治罪；又说“其他有关人员应当判罪的另外上奏”。尚书令陈矫自己上奏说不敢逃避处罚，也不敢为自己申诉，情辞十分恳切伤心。为臣知道这一切后私下里很为朝廷怜悯惋惜。

圣人出现时自己不能挑选时代，治理天下时也不能挑选人民；但圣人出现之后必然有贤能智慧的人做辅佐，原因就在于他用道义作为标准选择他们，又用礼仪作为规范来统率他们。古代能够治理国家、抚育人民的帝王，没有谁不是远能得到百姓的欢心，近能使群臣尽心竭力的。如果现在任职的官员都是从全国推选出来的优秀人才，而不能让他们充分发挥力量的话，那就算不上会用人；如果他们不是全国推选出来的优秀人才的话，那就算不上会任命人。陛下忧虑辛苦日理万机，有时甚至夜以继日；然而诸事不顺，刑法禁令一天一天废弛：这明显是辅政大臣不称职而造成的结果。深究其原因，不仅仅是做臣子的有不尽忠的表现，君主也有不善用人的缺点。百里奚，在虞国很愚钝而在秦国就能表现出很高的智慧；豫让，在中行氏手下表现平庸而在智伯手下就能展示非凡的节操：这是古人显著的例证。

现在我说满朝的臣僚都不忠，是诬蔑满朝的人。但是其中的事理，却可以推求得到。陛下感慨仓库的贮存不充实，而四方的征战又还没有平息；以至于停止赏赐手下四季的衣服，减少了宫廷的口粮供给：这完全出于您自己的意思，满朝文武都称赞陛下英明。但是当今参与政事机密的大臣，又有谁像您这样一心忧念国事的呢？骑都尉王才，宠爱演奏音乐的孟思，干了不少非法的事，扰动了京城；而他的罪状却是一个小吏揭发出来的，公卿大臣连一句批评的话也没说过。自从陛下即位以来，司隶校尉、御史中丞，难道有认真执行法纪来督察作奸犯法的官员，使朝廷秩序得到整肃的吗？倘若陛下认为当今没有良才，朝廷缺乏贤明的辅佐，难道可以空自追想稷、契遥远的踪迹，坐等来世的优秀人才吗？

现今所谓的贤者，都当了大官而享受厚禄了；然而辅佐君主的大节没有树立，为公家办事的心意不专：原因就在于委任给他们的职责不确定，而习惯上又有很多忌讳的缘故。我认为：忠臣不一定想和君主非常亲热，而和君主非常亲热的臣子不一定就有忠心。为什么呢？忠臣问心无愧而什么事情都想尽心尽力去办啊。现在如果有一位与陛下关系疏远的臣子批评别人而情况不真实，人们就一定会说他是公报私仇；如果他赞扬别人而情况也不真实，人们就一定会说他是有偏心。您左右的人也会顺势发表带个人感情的言论。不单单是褒贬人有这种现象，国家政策的增减，也都有相似的地方。陛下应当考虑如何开阔朝臣们的胸襟，鼓励高尚的节操；让他们自动地同古人相比较，希望名留青史。现在却让廉昭这种人扰乱朝廷，我恐怕大臣们，就要设法保住自己的职位，袖手观望得失，成为后世的人的鉴戒了。

过去周公告诫儿子伯禽说：“不要让大臣埋怨不受重用。”他没有说这些大臣中还要分出贤愚高下，说明都可以在社会发挥作用。唐尧列举虞舜的功绩，称赞他能去除四个恶人，唐尧没有说四个恶人的罪恶大小，意思是只要有罪就该除掉。现在朝臣并不认为自己没有才能，而是认为陛下不信任他们；不认为自己没有智谋，而是认为陛下不向他们咨询。陛下何不遵循周公用人的标准、大舜处罚人的标准呢？让侍中、尚书这一类官员，坐则侍奉在您的旁边，行就紧跟在您的大驾之后，当面回答您的询问，他们有什么建议一定能够顺利地上达，那么，群臣的品行，能力的高低您就都可以知道；忠诚而有才能的人就进用，昏庸无能的人就斥退，那么，谁还敢办事敷衍而不尽力呢？凭着陛下的圣明，亲自与群臣讨论政事；使群臣人人都能尽心竭力，人人都自认为是亲信，人人都想报答陛下；贤明的和愚钝的，能干的和不能干的，全在于陛下您量才任用：这样来治理国家，还有什么事办不好呢？这样来建立功业，还有什么功绩建不成呢？

每当有紧急军情，陛下的诏书常说：“谁会为此而担忧呢？只有我自己担忧而已啊！”最近的诏书又说：“公而忘私不一定做得到，只要能先公后私也就办得好事情了。”拜读英明的诏书，才知道陛下的心里完全知道下边的情况；但还是对陛下不从事情的根本上着手解决而只担忧那些枝节问题而感到奇怪。人的能干与否，实在受他天赋的制约；即便是我也认为朝臣并不都称职。英明的君主用人，应该使能干的不敢留有余力；不能干的不要分给他不该担任的职务。推选上来的人不合格，不一定就是犯罪；而满朝都容忍不合格的人，这才是怪事啊。陛下知道臣僚不尽力，却替臣僚担忧他们分内的事；知道臣僚没有才能，却勉强教导他如何处理公务：这难道仅仅是君主劳碌而臣子舒服的问题吗？即使圣贤出世，毕竟也不能这样来治理国家呀！

陛下又担心尚书台的禁令不够严密，人情请托的现象制止不住，所以才让辅政大臣制定了尚书台的会客制度，又让司徒重新选了凶恶的吏员守卫尚书台大门，进出的人都得听从他们安排：这实际上并没有找到禁绝不正之风的关键。从前汉安帝的时候，少府窦嘉，任命廷尉郭躬清清白白的侄子为下属，还被人举报了，弹劾的奏章纷纷递上。而最近司隶校尉孔羡，任命大将军司马懿言行反常悖理的弟弟为下属，有关的官员对此却一言不发。迎合别人的意旨，比接受别人请托的影响还要恶劣。选拔人才弄虚作假，这是人事当中最大的问题。窦嘉是皇亲国戚受皇帝的宠爱，而他任命的郭躬又不是社稷重臣，可还是受到了弹劾；用今天的事来和古代相比，陛下可是自己没有督促执行必须遵守的法纪来杜绝结党营私的根源了。辅政大臣制定的会客制度，让凶恶吏员看守大门，并不是治理天下的正确措施。假使我的话能被您稍微采纳一些，还担心什么奸党不能铲除，又怎么会豢养像廉昭这样的人啊？

纠察举报奸恶的人，是一种忠诚的事情；然而世人都憎恶小人来做这种事，因为他们的目的只是想以不正当的手段谋求私利而不讲道理。倘若陛下又不去查考事情的整个过程，就一定会把违背人心抵触社会的行为当做奉公，把悄悄告发别人的做法当做尽忠。未必通情达理才能出众的人就做不来这种事吗？只不过因为遵守做人的原则而不肯去那样干罢了。如果让天下的人都违背道义而去争逐利益，那可是君主最担忧的事；陛下怎么能高兴得起来？为什么还不切断它的萌芽呢？那种预先设法揣摩君主的心意然后加以迎合以求取悦君主的人，全都是世上浅薄无聊，不讲信义之辈；他们一心想的只是如何得到君主的欢心，而不是治理天下安定百姓。陛下何不故意改变自己惯常的想法去试一试他们，看他们是否会坚持自己原来的立场而违背圣意呢？臣僚得到君主的欢心，这是安全的事情；担任尊贵显要的官职，这是光荣的事情；享受丰厚的俸禄，这是实惠的事情。做臣僚的即使再愚蠢，也不会不喜欢这些而去触犯君主；而触犯君主的人，只是迫于道义，所以强制自己走正路而已。我认为陛下实在是应当怜惜他们保护他们，对他们稍加信任；怎么反而听信廉昭等人有意陷害的话，而忽视那些忠良之臣呢？现今外有伺机而动的敌寇，内有贫困不满的人民。陛下应该好好考虑国家的改革和政治的得失，实在不可以懈怠。

杜恕在朝任官八年，他的议论刚正直率，都像上面所记载的那样。

杜恕出任弘农郡太守。几年后转任赵国相，因病离职。他在任职的地方，治理政事着眼于大的方面；在施与恩惠仁爱，更加得到百姓爱戴这方面，比不上他的父亲杜畿。不久，朝廷任命他为御史中丞。杜恕在朝廷，因为与当权的大臣不和睦，所以屡次出外任职。后来又出任幽州刺史，加建威将军的官衔，持有节杖，兼任护乌丸校尉。

当时，征北将军程喜，也在杜恕所在的蓟县驻扎，尚书袁侃等人告诫杜恕说：“程喜在先帝时，曾在青州排挤田国让；现在您和他都是持有朝廷的节杖指挥军队的使臣，又驻扎在同一座城里：应该深思对策。”但杜恕并不在意。他到任不满一个月，有一个鲜卑族首领的儿子，带领几十名骑兵，没有经过边境上的关卡就擅自来到州治蓟县；州政府处死了其中一名随从，没有写表章上报。于是程喜上奏弹劾杜恕，杜恕被逮捕入狱，由廷尉审理，依法应当处死。因为他父亲杜畿勤于国事又以身殉职，得以减刑，被免职为平民，流放到章武郡。这一年是嘉平元年（公元249）。

杜恕为人豪放不羁，想不到要防备别人，终于招致这样的灾祸。

当初杜恕从赵郡回京，陈留郡的阮武也从清河郡太守的职位上被征召入朝；两人都被叫到廷尉的公堂接受审问和对证。见了面之后阮武对杜恕说：“我观察后发现您的品德能够遵循公正之道，但还坚持得不够严格；您的能力可以担任重要官职，但是追求仕途的升迁又很不顺利；您的才学可以记述古今，但志向不够专一：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有那样的才能却没有发挥那样的作用。现在将会有空闲了，可以试着深思一番，对此写出自己的独立见解来。”杜恕在章武郡，便撰写了《体论》八篇。又写出《兴性论》一篇，大概是有感于自己的遭遇而写的。

嘉平四年（公元252），他死在流放的地方。

甘露二年（公元 257），河东郡九十多岁的乐详，上书申诉杜畿留下来的功绩。朝廷受到感动，下诏封杜恕的儿子杜预为丰乐亭侯，食邑一百户。

杜恕的奏议论辩文章都值得一读，这里选取其中切合当时政治大事的几篇记载在他的传记中。

郑浑，字文公，河南尹开封县人。他的曾祖父郑众，郑众的父亲郑兴，都是当时著名儒学家。郑浑的哥哥郑泰，曾和荀攸等人策划诛杀董卓；在扬州刺史任上去世。郑浑带着郑泰的小儿子郑袤到淮南避难，袁术对他非常尊重。但是郑浑知道袁术一定会失败，当时华歆担任豫章郡太守，素来和郑泰是很好的朋友，郑浑便渡过长江去投靠华歆。

太祖曹操听说他行为忠厚，召他担任下属。又升任下蔡县长、邵陵县令。当时天下还没有平定，百姓都强悍随便，不想从事农副业生产。那些生了儿女没有办法养活的，就一概把婴儿丢弃了。郑浑每到一地任职，就没收当地人的渔猎工具，督促他们种地养蚕；又连带开辟水田种稻，加重对弃婴者的处罚。开始百姓怕犯法不敢怀孩子，后来生活逐渐富裕，就再没有不怀孕和不养育婴儿的了。生下来的男女婴儿，很多都取“郑”字为名字以表达对他的感激。

后来郑浑被任命为丞相府下属，又升任左冯翊。当时梁兴等人控制了左冯翊辖区中五千多户人家，强迫他们一同烧杀抢掠；周围各县无力抵抗，非常恐惧，县令都把自己的官署转移到郡治所在的临晋县城。商议对策的人都认为应当把郡治转移到险要的地方。郑浑说：“梁兴等都是被击溃的散兵游勇，流窜在附近的山区。虽然有很多同伙，大都是被迫跟随他的。现在应当鼓励他的同伙来投降，大力宣传说明朝廷的恩德信义；要是跑到山区凭借险要地形防守，那是向敌人示弱啊。”于是便召集官吏民众，修筑城墙做好防御的准备。而后发动民众追捕贼寇，明确赏罚的制度，商定公约誓言；凡是老百姓在追捕贼寇时缴获的财物，十分之七都奖赏给本人。老百姓都非常高兴，很愿意捕捉贼寇，以便多得妇女、财物。结果贼寇中失去妻子儿女的，都回来请求投降。郑浑责令他们去捉获同伙的妇女，然后还给他们自己的妻子；这一来敌寇内部互相抢夺攻击，梁兴的党羽开始土崩瓦解。郑浑又分派有威信的官吏百姓，到山中去劝告。结果出山投降者接连不断。郑浑让各县的长官，都回到原来管辖的县，安抚和召集回来投诚的百姓。梁兴等人很是害怕，率领余党聚集在鄜城。

太祖派夏侯渊率军前去协助郑浑出击；郑浑带领下属和民众为先锋，杀死梁兴及其党羽。另有贼寇靳富等人，挟持夏阳县长、邵陵县令和很多官吏百姓进入硙山。郑浑再次带兵进剿，击败靳富，解救出两个县的行政长官，带领被劫持的百姓回到家乡。又有一个叫赵青龙的人，杀死左内史程休。郑浑听说后，派遣壮士前去砍下了赵青龙的头颅。前后投诚归附郑浑的百姓达到四千多家，从此山贼都被扫平，人民安居乐业。

郑浑转任上党郡太守。太祖征伐汉中郡，派郑浑任京兆尹。郑浑因为京兆地区的百姓都是新近迁来的，便制定了移居的办法：让代数多而人口众的家族同人丁单弱的人家配搭，组成居民的小单位；让温和诚实的人家同孤寡老人做邻居；督促他们勤劳地耕作，又明确宣布禁令，要求大家揭露坏人。从那以后，百姓安心务农，盗贼也销声匿迹。大军进入汉中之后，就数京兆地区运送的军粮为最多。郑浑又派遣一部分人去汉中屯田，这些人当中没有一个中途逃跑。太祖更加赞赏郑浑，让他再次入朝担任丞相府下属。

文帝曹丕即位，郑浑任侍御史，加驸马都尉职衔。后来又出任阳平郡和沛郡两处的太守。这两个郡的地势低洼潮湿，总是遭遇水灾，百姓穷困饥饿。郑浑在萧、相两县的边界，兴修陂塘的堤堰，开辟水田种稻。郡中的人都认为这事很困难，郑浑说：“此处地势低平，适于放水灌溉，最终一定会变成鱼米之乡。这是富民的根本途径啊。”于是亲自率领官吏百姓，兴建水利工程，经过一个冬天终于完成。从此连年大丰收，粮食不断增产，租税的收入也成倍增长。百姓依靠这些水利工程得到很大的利益，纷纷刻碑颂扬郑浑的功绩，还把他兴建的水利工程称为“郑陂”。

郑浑又调任山阳郡、魏郡的太守，也遵照治理阳平郡、沛郡时的方法。他看到魏郡的百姓因缺少木材而苦恼，就督促他们种植榆树作为篱笆，又多栽桃、李、杏、栗、枣五种果树。后来，榆树都长得很高，五种果树也结出丰硕的果实。一进入魏郡的边界，就会看到村落整齐划一，人民富裕丰饶。

魏明帝听说后，专门下诏赞扬，把他的事迹宣布天下，任命他为将作大匠。郑浑做官清廉朴素一心为公，妻子儿女常常忍饥受冻。郑浑死后，他的儿子郑崇被任命为郎中。

仓慈，字孝仁，淮南郡人。他起初做本郡政府办事员。建安年间，太祖曹操在淮南招募流亡百姓屯田，任命仓慈为绥集都尉。

魏文帝黄初末年，他担任长安县令。为官清正简约很有办法，吏员百姓既怕他但又爱戴他。

魏明帝太和年间，仓慈升任敦煌郡太守。这个郡在西部边陲，由于动乱而和内地隔绝，已经有二十年没有委派太守了。豪强大族霸道嚣张，在当地形成风气。前任太守尹奉等人，依照过去的惯例敷衍而已，也不去改革匡正。仓慈到任以后，抑制豪强大族，抚恤贫弱的百姓，很符合做官的正道。过去豪强大族田地有剩余，可是小民百姓却没有立锥之地；仓慈到了之后，按人口的多少把豪强大族的田地分一部分给小民百姓，让他们逐步偿还田地所值的价钱。

起初，下面县城的案件又多又杂，县里不能决断，就都集中推到郡城。仓慈亲自审阅案卷，衡量罪刑的轻重；除了重罪必杀的囚犯之外，都处以鞭杖的刑罚然后释放，一年中判决死刑的还不到十个人。另外，平时西域的各种少数族人要到京城进贡礼物，郡中的豪强总是阻挠不让通过；与这些少数族进行贸易，也常常欺压对方，最终是非曲直还无法弄清楚：少数族人一直很不满。仓慈亲自安慰他们。有要到京城洛阳去的，就替他们办好沿路的通行证书；有要从郡城回国的，官府与他们进行公平交换，用现成货物同他们进行交易，让官吏百姓沿途护送他们。从此汉族与少数族百姓都一致称赞仓慈的德泽恩惠。

几年以后，他死在任上。官吏百姓都像死了亲戚一样悲痛，画出他的肖像，寄托哀思。西域各族的人民听到仓慈去世的消息，纷纷聚集到戊己校尉的官署和县城中致哀；有些人甚至还用刀割破自己的脸，以鲜血表示心意。又为他建立祠堂，共同祭祀。

从太祖时起到魏末的咸熙年间，魏郡太守有陈国的吴瓘，清河郡太守有乐安的任燠，京兆郡太守有济北的颜斐，弘农郡太守有太原的令狐邵，济南相有鲁国的孔乂：他们或者是从宽断案，或者是真诚仁爱，或者是廉洁清白，或者是揭露惩治坏人坏事，都属于魏朝郡太守当中的佼佼者。

评论说：任峻在开始发动义军讨伐董卓时，就率领部下归顺太祖；开垦土地种植谷物，仓库丰盈，建立了大功绩。苏则威风凛凛，平定了叛乱，既是行政的良才，又刚直正派，作风和事业都很值得称颂。杜畿执政时宽猛相互补充，有利于人民。郑浑、仓慈，抚恤治理百姓很有办法。他们大概都是魏朝有名的郡太守吧！杜恕屡次陈述时政，常常议论政治体制的问题，其言论颇有值得一读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