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永乐大典的总编官,解缙被公认为博学第一,而跟皇帝过不去,聚众闹事的杨慎,因为整天待在山沟里,无事可干,据说读遍了天下群书,被推为博览第一。
而徐渭之所以排在第三,不是他的学问差,只是因为他生得晚。论博学,他不如解缙,论博览,他不如杨慎,然而他却成为了三人之中,名声最大,传说最多的人物。
获此殊荣,此人可谓名副其实。
徐渭,正德十六年(1521)生,浙江绍兴人,平生一大癖好是给自己取名字外号,曾用名数不胜数,如徐文清、青藤道士、田水月、漱老人等等等等,当然其中最有名的,还是徐文长。
张爱玲曾经说过,出名要趁早,而徐渭兄绝对符合张小姐的说法,因为他出名的时候,只有十岁。
在上小学三年级、汉字尚未认全的年龄,徐渭已经完成了一项壮举,他通读了著名文学家杨雄的名文《解嘲》,但这位牛人并不满足于读懂,他还别出心裁,改写了这篇著名文章(即今天的所谓恶搞),最后还给自己大作起了个比较对仗的名字――《释毁》。
徐渭绝对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他少年时期的传奇故事可谓是家喻户晓,在我还不知道唐伯虎兄有八个老婆的时候,就已经听说过徐文长智斗地主、徐文长智惩贪官之类的故事。
虽然传说十分动听,但我却可以肯定,其中大部分都是假的。因为真正的徐渭先生,是没有精力去干这些闲事的,在三十岁之前,他一直忙着干一件事――考试。
徐渭的前二十年还是很顺利的,二十岁时,他考中了秀才。此时他的名声已经不小了,恰好当时的吏部郎中薛蕙到了浙江,听说了他的才能,叫来一聊,顿时惊为天人,连连赞誉他是最杰出的人才。
有了这位中央正厅级别干部的吹捧,徐渭的名气更大了,他抖擞精神,准备再接再厉,参加乡试考取举人,直至那最后的目的地――北京。
在春风得意的徐渭看来,这不过是走个程序而已。
毫无疑问,徐渭确实是个少有的天才,他多才多艺,年纪轻轻就名满全国,然而在个人前途问题上,他却犯了个致命的认识错误。
因为科举考试,只认进士,不认天才。
一说起明代的科举考试制度,总是千人踩、万人踹,什么葬送人才,禁锢思想等等,比黑社会还黑,比十大酷刑还狠,但历史已经证明,在那年头,这是一个最为科学的制度。
在科举的考场上,没有绝对的公正,却有相对的公平,无论你是世家子弟,还是贫苦百姓,要想奔出美好前途,只有一个选择――拿起手中的笔,把那张考卷答完,然后封上你的姓名,等待着命运的来临。
事实证明,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才是中第的最佳途径,想玩花样,走后门,几乎肯定是死路一条。
在明代考场上,作弊不是闹着玩的,进去之前要搜身,如果夹带,就要取消考试资格,几年内不准再考,要是你胆子再大一点,准备搞点串通考官、买份考题之类的招数,最好还是先收拾行李,安排后事。因为当年干这行风险极大,一旦被发现,杀头或是流放,那都是说不准的事儿。
作弊难度过大,想搞歪门邪道的诸位朋友,估计只能靠拉关系走后门,但残酷的事实告诉我们,即使你是当朝首辅的儿子,也只能说明你的悲哀,因为在整个明代,**参加科举大都没有什么好名次,要是你真走了狗屎运,考了前几名,也不要忙着高兴,恰恰相反,这意味着你爹很快就要遭殃。
明代历任首辅如张居正、王锡爵等,虽然平时在朝中威风八面,但只要听说儿子考了前几名,就会马上去洗把脸,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谩骂。因为根据惯例,儿子的捷报刚送到,最多几个时辰,言官的骂章就要到了,什么子凭父贵、作弊嫌疑之类,铺天盖地。
明代的言官们是很有民主精神的,几乎个个都有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气度,外加唾液系统非常发达,且极具穷追猛打的狗仔队精神,遇到这种事情当然不会放过,逮住就咬,咬住就不放。
而要想从这漫天口水里爬起来,是需要相当的勇气和脸皮的,比如那位后来的首辅王锡爵,儿子中了乡试第一名后,实在禁不住骂,竟然把儿子赶回了家,直到十三年后,他早已卸任回家,才让儿子参加会试。
当然了,老子是朝廷高级干部,儿子考试名列前茅,却不挨骂的,也还是有的,不过是绝无仅有,这对英雄父子,就是杨廷和,以及他的儿子,三大才子之一的杨慎。
杨慎兄考中了状元,老爹却没有挨骂,这是因为杨慎兄名声太大,水平太牛,牛到大家达成共识,如果杨慎考不中,那才说明考试有问题。
同样的命运似乎又降临到了徐渭的身上,他名闻天下,才高八斗,去参加小小的乡试,所有的人都认为,中举对他而言,不过是个名次问题。
可是上天偏偏要玩徐渭一把,他第一次参加乡试,没有考中。没关系,擦擦汗,三年后接着考。
第二次,徐渭又没有考中,老天爷玩了他第二把。
同样的游戏发生在三年后,徐渭第三次落第了。
郁闷到极点的徐渭遇到了一个无法解答的难题――为什么就是考不中呢?
正是在这人生最艰难的时候,他遇见了改变他一生的人――胡宗宪。
在那次追击战失利后,打了败仗的胡宗宪已经不是浙江巡抚了,但出人意料的是,这位仁兄非但没有降职,反而升任了总督。
因为他的靠山赵文华充分地发挥了自己栽赃的特长,不但把有功的曹邦辅贬了官,还顺带捎上了当时的总督杨宜,硬给他背了个领导责任。
于是曹邦辅和杨宜就此走人,胡宗宪成为了新任总督,他终于可以全力以赴地开始自己的雄图大业了。
在这之后不久,他听说了关于徐渭的种种传说,经过实际考察,他决定收编这位才子,作为自己的幕僚参谋。
胡宗宪天性聪明绝顶,是一个十分自负的人,他虽然逢迎赵文华和严嵩,但在心底里却根本瞧不起这两个人,而此时的他,更是威风八面,上有严嵩撑腰,下有心腹爪牙,除了南直隶和浙江外,连福建、广东各省都要卖他的面子。
这也就罢了,偏偏这位胡总督还是个相当可怕的人,据史料记载,胡宗宪生来相貌非凡,而且有一种逼人的气势,不怒自威,大致相当于今天所说的官威,令人望而生畏。
比如俞大猷,这位同志是出名的硬骨头,敢于坚持原则,不怕丢饭碗,外加还有一身纵横天下的武艺,曾有人戏言,就算他死了,黑白无常都不敢来带他走。
但就是这么一位响当当的大侠,浙江军分区司令员,每次遇到胡宗宪的时候都小心翼翼,连头都不敢抬,有时还会发抖。
相对而言,徐渭的层次实在太低,连个举人都考不中,虽然有名,也只是个有名的穷光蛋而已。
现在总督看上了穷光蛋,打算请他当幕僚(师爷)。在绍兴一带,当师爷是常事,但能遇到胡宗宪这样的大主顾,还是可遇不可求的,更何况是人家主动来请,在很多人看来,这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徐渭还是比较直率的,面对总督的使者,他用一口流利的绍兴话快速做出了回答,但他说完之后,使者却一动不动――实在听不懂。
无奈之下,使者请来了翻译,这才了解了徐渭的意思,真可谓是言简意赅――从哪里来,回哪里去!谁让你来,你让他来!
面对这位超级牛人,使者也无话可说,只好乖乖回去,哆哆嗦嗦地转达了这位穷秀才的原话。
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一贯狂傲不羁的胡宗宪竟然没有发火,他思索片刻,便对下属说道:我去找他。
骄横的胡总督竟然让步了,让步给一个穷秀才,这是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怪事。
然而事实证明,胡总督没有做亏本买卖,和这位穷秀才后来做出的贡献相比,别说是让步,让他磕头他都值了。
自古以来,风流才子就是很多高官拉拢的对象,但实际上,这些所谓才子除了吟诗作对、附庸风雅外,并没有任何作用。比如著名的王羲之、王徽之父子,字写得很好,诗文也很不错,但在日常工作中,他们则应该直接被划入低能一族。
王羲之就不说了,官做得不小,却几十年如一日领工资,混日子。他的儿子王徽之更离谱,这位仁兄曾在军中当过骑兵参军,多少也算个武官,但整天只是东游西荡,啥事不干,浑似梦游。有一天,有人问了他这样一个问题: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王徽之同志认真地思考了这个问题,做出了回答:
“我经常看见有人牵着马在我前面走,我可能是管马的。”
在历史中,这种才子兼白痴可谓是数不胜数,而徐渭似乎也应归入此类。
因为徐渭的情况和以上两位十分类似,他身负盛名,且多才多艺,十分擅长书法、绘画、诗文,郑板桥老先生看了他的画,便愿意到他门下当条狗,虽是个人意愿不好推广,倒也充分体现了徐渭的绘画水平。
然而对于大众的厚爱,徐渭兄却十分低调,极其谦虚,从他的自我评价中可见一斑:
吾书第一,诗次之,文次之,画又次之。
照这个说法,让后人敬佩不已的高超画技,竟然是徐渭先生最不用心(相对而言)的专业,实在是耸人听闻。
万幸的是,徐渭先生并不孤独,因为据我所知,还有一位广为人民群众传颂的人,也有着相同的绘画水平,他就是著名的神笔马良同志。
牛到这个程度,也算是相当可以了,然而牛得上了天的徐渭先生,在现实生活中却是相当失败,读了二十多年书,连举人都考不中,基本生活也无法保障,似乎比那位王徽之也好不了多少。
可是胡宗宪依然亲自前去拜访了他,操着一口徽州话,连说带比划,糊弄了半天,终于把人带了回去。
胡宗宪是一个喜欢实干的人,极度讨厌说空话的文人,而他之所以对徐渭如此看重,如获至宝,只是基于自己的一个直觉判断――除了诗词书画外,这个人还有着更为出众的能力。
他的判断十分正确。
事实上,徐渭对自己的能力排序是错误的,因为他最突出的能力既不是绘画,也不是书法,更不是诗词,而是兵法。
徐渭是一个精通兵法的人,且绝非纸上谈兵,这也是个怪事,胡宗宪懂兵法,那是在边界喝了几年风,看了无数死人,千辛万苦才有所悟。
徐秀才天天坐在家里,也没机会上战场观摩,光凭几本兵书就熟知兵法作战,只能说他太有才了。
就这样,穿着一身破衣烂衫的徐渭,大摇大摆地进了总督府,他也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好吃好穿不说,看见什么好就拿什么,除了胡宗宪的老婆,没有他不敢开口要的。
更为滑稽的是,这位仁兄吃饱了饭后,就喜欢四处瞎转悠,不分场合不分地点,有一次胡宗宪在议事堂召开重要军事会议,与会者包括俞大猷、卢镗等高级将领,大家正屏气凝神地听胡总督训话,徐渭突然闯了进来。
看见这位师爷门都不敲,疾行而入,胡宗宪还以为有何紧急事务,当即闭上嘴,等着徐先生的指示,总督不说话,自然没人敢出声,于是会场一片寂静,大家聚精会神地看着这位天外来客。
徐师爷果然不同凡响,在众人的目光注视中,他一言不发,轻松自如地绕场一周,然后扬长而去。
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半天才回过神来:这人莫不是个神经病吧?
胡宗宪是一个十分严肃的人,对下属也缺乏耐心,动辄质问谩骂,谁要敢在他开会的时候来这么一手,打个半死拖出去喂狗也不奇怪。
然而对这位拿他开涮的穷秀才,胡宗宪却表现出了极大的容忍,压根儿就没提过这事,放任不管。
胡宗宪的谦虚谨慎收到了回报,在度过开始的磨合期后,徐渭开始放射出耀眼的光芒,他的文笔极好,切中要点,上至皇帝,下到县府,胡宗宪的一切来往公文都由他包办,连老牌公文专家严嵩都几次来信,表扬胡宗宪的公文写作。
然而对胡宗宪影响深远的,并不是这些往来文书,而是一次不经意的谈话。
成为总督的胡宗宪原本以为,在他的光辉领导下,倭寇之乱可以很快平息,但自嘉靖三十四年(1555)后,这场祸乱却越发严重,抢劫犯们越来越勤奋,每年都要来光顾几十次。胡宗宪不肯示弱,分兵出击,全力进剿,结果却是败多胜少,入不敷出。
就在胡宗宪为又一次战败抓耳挠腮、苦思对策的时候,徐渭来到他的身边,对焦头烂额的总督大人说了这样一句话:先定大局,谋而后动。
胡宗宪就此找到了通往胜利的道路。
他终于醒悟,原来一直以来,自己都在为一城一池之得失拼命,而获取胜利的关键,他却从未把握。
撩开了前方的重重迷雾,胡宗宪终于发现,在那些乱七八糟的渔民、海盗、日本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的背后,隐藏着两个真正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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