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辨派，又称疑古派，是中国新文化运动以后出现的一个以“疑古辨伪”为特征的学术流派，以顾颉刚、钱玄同等为创始人和主要代表。古史辨伪的重要理论来源，是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康有为认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尊崇的“古文”经典，如《周礼》《逸礼》《古文尚书》《左传》《毛诗》等都是西汉末年刘歆伪造的，因此都是“伪经”……康有为的观点，遭到了钱穆的反对，钱穆在1929年出版的《刘向歆父子年谱》一书中，由史入经、列举事实，驳斥《新学伪经考》“不可通者二十有八端”，即有二十八项不能成立的理由，说康书中的见解尽是穿凿、扭曲与附会。顾颉刚是古史辩派的主将，按理说，他应该站在康有为的立场积极维护康有为的理论，反击钱穆的“歪理邪说”才对，然而顾颉刚在这件事情上却表现出不以己意排抑异见的胸襟。他不但将钱穆反对康有为理论的文章在他所主持的《古史辩》中刊出，而且力荐钱穆到燕京大学任教，钱穆因此而名重学术界；此等胸怀，非一般人可比。钱穆每提及此事，总是赞叹不已：“此种胸怀，尤为余特所欣赏。固非专为余私人之感知遇而已。”
顾颉刚在学术界有热心荐贤的美名，大学者钱穆就是经顾颉刚推荐成为燕京大学教授的。除了钱穆之外，顾颉刚还积极推荐过其他人，著名历史学家童书业也是经顾颉刚推荐进入燕大和北大任助教的。据《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一书记载：1935年6月，连中学也没进过的童书业应约抵达北平，顾颉刚亲赴车站迎接，并让他担任自己在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教授的“春秋史”课的助教，薪金由自己支付，食宿也在自己家里。童书业1949年任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后，一时研究硕果累累，引人注目，成为新史学界的新星……可以说，顾颉刚对童书业恩重如山；童书业对于顾颉刚，当然也心存感激。然而，当政治风暴来临时，他为了自保，还是违心地做了对不起顾颉刚的事，“在解放后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童书业九次自我批判都没能通过，为求解脱他写了《〈古史辨派〉的阶级本质》，与老师顾颉刚划清界限。”对于来自童书业的伤害，顾颉刚当然伤心，但他却并没有计较，而是以“同情并理解”的态度替他说话。“1954年5月，顾的另一个学生王树民来信，谈到童杨（童书业和另一个批过顾颉刚的杨姓学生）的文章，为老师鸣不平。顾在复信时十分肯定地说：‘此是渠等应付思想改造时之自我批判耳，以彼辈与《古史辨》之关系太深，故不得不作过情之打击。’表现出为师者的大度、宽容和理解。”1963年末，顾颉刚在手术前写给童书业的信中说：“……（我）四十年来，能安定治学者殆无几时。倘使病不能愈，真当衔恨入地。平生积稿，只有赖诸位至交为作整理。您为最知我者，所负之责任亦最重也。”顾颉刚在最后的信中将要事托付给童书业，并称童书业为“最知我者”，可见他一点也没有计较童书业当年对他的伤害。
顾颉刚先生的“不计较”，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大师风范和仁者情怀，这不仅仅是一种高风亮节的风格，更是一种值得我们学习和敬仰的处世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