丞相公孙弘,是齐地菑川国薛县的人,字季。他年轻的时侯做过薛县的监狱官,因为犯罪而被罢免。他家里贫困,于是到海边去放猪。他四十多岁的时候,才学习《春秋》以及各家有关《春秋》的解释。他奉养后母既孝顺又恭谨。
建元元年(前140年),皇帝刚登位,招选贤良有文学的人。这时公孙弘已经六十岁了,以贤良的身份被征召做了博士。他奉命出使匈奴,回来报告,不合皇帝的心意,皇帝发怒,认为他没有能力,公孙弘就借着有病的机会免官回家。
元光五年(前130年),皇帝下令征召文学之士,菑川国再次推举公孙弘。公孙弘向国人推让辞谢道:“我曾经到西边的京城去应承皇帝的任命,由于没有才能而被罢免回来,希望换个人推荐。”国人却坚持推荐公孙弘,公孙弘于是就到了太常那里。太常让所征召的儒士分别做对答的文章,有一百多人,公孙弘被排在最后。对答的文章送到皇帝那里,皇帝将公孙弘的对答文章提拔为第一名。召公孙弘进宫见面,皇帝见他的身材相貌非常好,任命他做博士。这时汉朝修通了去西南夷的道路,设置了郡级的官府,巴蜀民众对此举感到困苦,皇帝下诏让公孙弘去视察。公孙弘回来向皇帝汇报,极力诋毁西南夷地区没有什么用处,皇帝没有听从。
公孙弘为人恢廓奇诡、见多识广,经常说他认为人主的毛病在于心胸不宽广,人臣的毛病在于不节俭。公孙弘盖着布被,吃饭的时候不吃两种以上的肉莱。他的后母去世,他守了三年的丧。他每次在朝会上一起商议事情,总是先开头陈述事端,让皇帝自己来抉择,不愿意当面反对,当场争辩。于是皇帝察觉到他品行忠厚,善长辩论,熟悉文书法律和官府事务,而且还能用儒家学说加以文饰,皇帝对此非常欣赏。在两年之中,他的官做到左内史。公孙弘上奏事情,有的时候不被采纳,也不在朝廷上争辩。他曾经和主爵都尉汲黯请求皇帝在闲暇时间奏事,汲黯先把事情提出,公孙弘跟着加以阐述,皇帝常很高兴,所说的都予以采纳,所以公孙弘一天比一天受到皇帝的亲近,地位显贵。他曾经与公卿大臣约定建议某事,到了皇帝面前,全部违背了之前的约定,而顺从皇帝的意旨。汲黯在朝廷上指责公孙弘说:“齐地的人大多奸诈而没有真情,他开始与我们提出这项建议,现在全都违背了,他这个人不忠诚。”皇帝问公孙弘。公孙弘谢罪道:“知道我的人认为我忠诚,不知道我的人认为我不忠诚。”皇帝认为公孙弘的话对。皇帝身边宠幸的大臣经常诽谤公孙弘,而皇帝却越发优待公孙弘。
元朔三年(前126年),张欧被罢免,于是任命公孙弘做了御史大夫。这时汉朝正在开通西南夷,在东方设置了沧海郡,在北方修筑朔方郡城。公孙弘屡次进谏,认为这么做是通过使中原地区疲惫来供应没有用的地方,请求停止这些事情。于是皇帝就派朱买臣等人用设置朔方郡的好处来责难公孙弘。这些人提出了十个问题,而公孙弘一个也答不上来。公孙弘于是谢罪说:“我是山东出来的鄙陋的人,不知道筑朔方郡有这般好处,我请求停止开通西南夷、设置沧海郡的事情,而专心供应朔方郡。”皇帝这才答应了。
汲黯说:“公孙弘的官位在三公中,俸禄很多,却盖布被,这是欺诈。”皇帝问公孙弘。公孙弘谢罪道:“有这样的事情。九卿之中与我关系好的没有人胜过汲黯的了,可是他今天在朝廷上诘难我,确实说中了我的缺点。以三公的身份却盖着布被,确实是作伪欺诈想要沽名钓誉。而且我听说管仲在齐国做国相,有三个住宅,他的奢侈可以和国君相提并论,齐桓公依靠他而称霸,也是对国君的僭越行为。晏婴辅佐齐景公时,吃饭的时候不吃两种以上肉菜,姬妾不穿丝织的衣服,也把齐国治理得很好,这是晏婴向下和百姓看齐。如今臣公孙弘的官位是御史大夫,却盖布被,这导致从九卿以下直到小官吏,没有贫贱的差别,的确如汲黯所说的。而且若没有汲黯的忠诚,陛下怎么会听到这样的话呢。”皇帝认为公孙弘谦恭礼让,越发优待他。最终让公孙弘当了丞相,封为平津侯。
公孙弘为人易猜疑而嫉妒,外表宽厚而内心城府很深。那些曾经与公孙弘有过节的人,公孙弘尽管假装和他们相处很好,而暗中却以灾祸来报复他们。主父偃被杀,董仲舒被调迁到胶西,都是公孙弘发挥的作用。他吃饭只吃一个肉菜和脱去谷壳的粗米,他的老朋友和喜欢的门客,有衣食的需要,公孙弘都用俸禄来供给他们,他的家里没有多余的钱财。士人也因此而觉得他贤德。
淮南王、衡山王造反,朝廷追究同党正急。公孙弘病得很厉害,自认为没有什么功劳却被封为侯,官位做到丞相,应该辅佐贤明的君主安抚国家,使人们都遵循身为臣子的伦常。如今诸侯有反叛忤逆的阴谋,这都是宰相不称职的缘故,担心这样默默地病死,无法来承担责任。于是他向皇帝上书说:“我听说天下的常道总共有五种,用来实行这五条常道的美德有三种。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和长幼的秩序,这五个方面就是天下的常道。智慧、仁爱和勇敢,这三个方面就是天下的美德,是用来实行常道的。所以孔子说‘努力实践就近乎仁爱,喜欢询问就近乎智慧,知道羞耻就近乎勇敢’。懂得这三者,那就知道用什么来自我约束,知道用什么来自我约束,然后知道用什么来约束别人。天下还没有不能约束自己却能约束别人的人,这是百世不变的道理。现在陛下亲自实行大孝,学习上古三王,创建周朝那样的治国原则,兼有周文王和周武王的才德,激励贤人而给予他们俸禄,考量他们的才能来授予官职。如今以我低劣愚钝的资质,没有汗马功劳,陛下特意将我从行伍之中提升起来,封为列侯,提拔到三公位置。我的品行才能不能和官位相称,平常又有病,大概会先于狗马一类的短命畜牲而死去,最终无法报答陛下恩德和搪塞责任。希望允许我交回侯印,辞官回归故里,给贤能的人让开进身之路。”皇帝答复他说:“古代褒奖有功的人,表扬有德的人,守住前人的成业需要祟尚文德,遭遇祸乱需要重视武功,这个道理是不会改变的。我过去勉强才得以继承这个皇位,担心而不得安宁,只想和各位大臣一起治理,你应该了解这一点。君子都喜欢良善之人而厌恶丑恶之人,你若谨慎行事,可以一直在我的身边做官。你只是不幸得了霜露风寒的小病,为什么担心不能痊愈,竟然还要上书交回侯印,请求辞官回归故里,这是彰显我的无德呀。现在的事情稍微少了一些,你应当减少思虑,收敛精神,再加以医药辅助治疗。”因此同意公孙弘继续休假,还赐给了他牛、酒和各种布帛。几个月之后,公孙弘的病好了,于是开始处理政事。
元狩二年(前121年),公孙弘又得了病,最终以丞相的身份去世。他的儿子公孙度继承了平津侯的爵位。公孙度当过十多年的山阳太守,因为违法而失去了侯爵。
主父偃,是齐国临菑人。他曾经学习纵横家的学说,到了晚年才开始学习《周易》《春秋》、诸子百家的学说。他在齐地那些儒生中游学,没有人愿意厚待他。齐地那些儒生纷纷排斥他,使他在齐地无法容身。他家贫困,曾向别人借贷也没借到,于是向北到燕、赵、中山等地游学,都没有得到厚待,他作客非常艰难。孝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间,他觉得诸侯国中没有哪里值得去游学的,于是向西进入函谷关去面见卫将军。卫将军曾经多次向皇帝推荐他,皇帝不肯召见他。他随身的钱财很少,在长安住了很长时间,那些达官贵人的宾客大多都讨厌他,于是他就上书给皇帝。早晨递上奏书,到了傍晚时皇帝就召他进见。他所阐述的九件事,其中八件是有关法律条令的事,另外一件是建议攻打匈奴的事。其说辞是:
我听说贤明的君主不厌恶深切的谏言而是广泛地观察,忠诚的大臣不逃避被诛戮的危险而直言劝谏,因为这个缘故政事没有失策而功名流传于万代。现在我不敢隐藏忠心,逃避死亡来献出我愚蠢的计策,希望陛下降恩赦免我的罪过,并稍微考虑一下我的计策。
《司马法》上说:“国家尽管很大,若喜好战争就必定会灭亡;天下尽管太平,若忘记战争就必定有危险。”天下已经被平定,周天子高奏《大凯》的乐章,在春季和秋季分别举行狩猎活动,诸侯在春天训练军队,在秋天整治武器,是为了不忘战争。而且发怒是悖逆的德行,武器是不祥的东西,争斗是最差的节操。古代的君主一发怒就必定导致尸首倒地流血遍野,因此圣明的君王会慎重地做这件事。致力于战胜穷尽武力之事的人,没有不导致悔恨的。过去秦始皇凭着战胜的兵威,蚕食天下,兼并了交战的国家,海内归于一统,功业和夏、商、周三代开国君主相当。他对胜利的追求却没有休止,想要攻打匈奴,李斯劝谏说:“不可以。匈奴没有城郭来居住,也没有贮备的粮草值得守卫,他们流动迁移,像鸟飞走一样,很难得到并控制他们。如果派轻便的军队深入匈奴,粮食必定会断绝;假如携带军粮来进兵,粮食总供应不上战事的需要。就是得到了他们的土地也无利可得,遇到他们的民众,也不能役使而加以守护。战胜了就必须杀死他们,这不像是作为民众父母的君主的行为。使中原疲惫,而以攻打匈奴为愉快的事情,这不是好的策略。”秦始皇没有听他的,于是让蒙恬统率军队攻打匈奴,开辟千里疆土,把黄河作为国界。那片土地本来就是盐碱地,不能生长五谷。然后,秦始皇调发天下成年男子去守卫北河地区。军队在荒野之地驻守了十多年,因此而死的人不计其数,始终没能渡过黄河向北推进。这难道是人马不足,兵器战甲不齐备吗?这是当时的形势不允许啊。秦始皇又让全天下的百姓飞速转运粮草,从黄县、腄县和琅邪郡靠海的地方开始起运,一直转运到北河,大概是发运三十钟的粮食,而到达时才得到一石。男人用尽全力去耕田,却满足不了大军对粮食的需要,女人极力将丝麻等纤维纺成纱或线,却满足不了军队帐幕的需要。百姓们疲惫不堪,孤儿寡妇老弱之人得不到供养,死在路上的人一个接着一个,就是由于这个缘故,天下的人民才开始反叛秦朝。
等到高皇帝平定了天下,攻占了边境的土地,听说匈奴聚集在代郡山谷之外,就想攻打他们。御史成劝谏道:“不可以。匈奴人的习性,像野兽一样聚集,像鸟儿一样飞散,追赶他们如同捕捉影子一样。现在凭借陛下的盛德去攻击匈奴,我私下里为这件事感到担心。”高帝没有听他的,于是向北抵达了代郡的山谷,果然在平城被包围。高皇帝大概非常后悔,于是派了刘敬去与匈奴缔结了和亲的盟约,从此以后,天下的百姓都忘记了战争的事。因此《孙子兵法》上说“出动十万军队,每天耗费千金”。秦朝常常聚积民众、驻扎军队达几十万人,尽管有歼灭敌军斩杀敌将、俘虏单于的功绩,也正好足够结下深仇大恨,而不够补偿天下所耗费的财物。这样上致国库空虚,下致百姓疲惫,扬威于国外而称心快意,不是好事。匈奴不易得到并控制住,这不是一代的事。他们骑着马偷盗侵犯,以此为职业,天生本来就是如此。上自虞舜、夏朝、商朝、周朝,本来就不以法律道德的要求督导他们,只把他们当作禽兽畜养,不把他们归为人类。上不借鉴虞舜、夏朝、商朝、周朝的经验,下却因循近代的错误做法,这是我最担心的,令老百姓感到非常痛苦的事情。而且战争时间一长,就会有变乱发生;做的事艰难,人们的思想就会发生变化。就使边境的百姓疲惫愁苦而产生背离之心,将军和官吏们互相猜忌而与外部勾结,因此尉佗和章邯才能达成他们的个人野心。秦朝政令之所以不能推行的原因,是因为国家大权被这两个人瓜分,这就是政治得失的明证。因此《周书》上说“国家安危在于君王发布什么样的号令,国家存亡在于君王用什么样的人”。愿陛下仔细考虑这个问题,略微加以注意,深思熟虑。
这个时候,赵人徐乐、齐人严安也都向皇帝上书谈论当时的政务,每个人各自讲了一件事。徐乐说:
我曾听说过国家的忧患在于百姓造反,而不是瓦解,从古至今都是这样的。什么叫作土崩呢?秦朝末年的情势就是这样。陈涉没有诸侯的尊位,没有一尺的封地,自己也不是王公大人和有名望的贵族的后代,没有乡里的美誉,没有孔子、墨子、曾子的贤能,陶朱、猗顿的财富,他却从贫穷的乡间起兵,挥舞戟矛,袒露一臂大呼,天下的人就闻风响应,这因为什么呢?因为人民贫困而君主不加以体恤,下面的人怨恨而上面的人却不知道,世俗早已败坏而政治却不修明,这三项就是陈涉用来作为凭借的客观条件。这就叫作土崩。因此说国家的忧患在于土崩。那什么叫作瓦解呢?吴、楚、齐、赵当年的军事叛乱就是这样。吴、楚等七国阴谋叛乱,他们都号称万乘之君,有几十万披甲的士兵,威严足以震慑他们的国境,财力足以鼓励他们国内的士人和民众,可他们却不能向西抢夺尺寸的土地而自己反倒却被朝廷擒获,其是原因是什么?不是他们的权势比匹夫陈涉小,不是他们的军事力量比匹夫陈涉弱,在那个时候,先帝的恩德遗泽还没有衰减,安于乡土、喜欢时俗的百姓还很多,因此诸侯没有封国之外的援助。这就叫作瓦解。所以说国家的忧患不在瓦解。由此看来,天下确实有土崩的形势,就算是穿粗布衣服、住偏僻地方的人也会首先发难而令国家遭到危害,陈涉就是如此。何况还有三晋国君之类的人物还可能存在呢!天下尽管还没有大治,如果真的能没有土崩的形势,即使有强国劲兵起来造反,也会在转身之间就遭到擒灭,吴、楚、齐、赵就是如此。何况群臣百姓能够起来反叛呢!这两个主要方面,是关系到国家安危的明显的根本所在,贤明的君主对此应留心深入地考察。
最近以来关东地区五谷歉收,年景还没有恢复,民众大多穷困,再加上边境的战争,按照气数和常理来看,那么民众将会有不安心本地的情况了。不安心就容易骚动。容易骚动,就属于土崩的形势。因此,贤明的君主能独自看到万物变化的根由,知晓安危的关键,在朝廷上治理政事,消除尚未形成的祸患。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设法使国家避免土崩的形势罢了。因此即使有强国劲兵,陛下仍然可以追逐走兽,射猎飞鸟,扩大游宴的地方,没有克制地纵情观赏,极尽骑马打猎的快乐,而安然自得。各种乐器的演奏之声不绝于耳,帷帐中美女的情爱和杂耍滑稽戏艺人的笑声从不缺乏,然而天下却没有久积的忧患。名声何必要像商汤王、周武王那样高,民风何必要像周成王、周康王时那样好!尽管这样,我私下认为陛下是天生的圣人,有着宽厚仁爱的资质,如果真的以治理天下作为自己的任务,那么商汤王、周武王的名声也不难赶上,而周成王、周康王之时的民风也可重新兴现。这两种情况确定了,然后就可以处于尊贵而安逸的实际境地中,在当世传扬美名,扩大美誉,使天下人亲近而使四方蛮夷臣服,您的余恩遗德也将盛传几代,面向南方,背靠屏风,卷起衣袖,向王公大臣拱手行礼,这就是您所要做的事情了。我听说计划实现王道,即使不成功,最差也足以使国家安宁。天下安定,陛下需要什么而得不到呢,要做什么而不成功呢,讨伐哪个而不降服呢!
严安上书说:
我听说周朝拥有天下,稳固的时候有三百多年,周成王、周康王时代是这个时期的鼎盛阶段,刑法搁置不用四十多年而没有使用。待到周朝的衰落,也经过了三百多年,所以五位霸主相继兴起。五霸经常辅助周天子兴利除害,讨伐暴虐,杜绝奸邪,在全天下匡扶正道,使周天子得以尊贵。五霸都去世之后,没有圣贤的继承者,周天子孤立衰微,号令无法颁行。诸侯任意行事,强大的国家欺凌弱小的国家,人多的国家侵害人少的国家,田常篡夺了齐国国君的地位,晋国六卿瓜分了晋国的领土,共同形成了各国混战的局面,这是民众受苦的开始。于是,强国致力于进攻,弱国备战防守,产生了合纵、连横的现象,战车驱驰,来往相撞,战士的盔甲生出了虮虱,百姓没有地方诉苦。
等到秦王嬴政即位后,蚕食了天下,吞灭了混战中的各国,号称“皇帝”,掌握全国的政治,毁坏诸侯国的都城,毁掉他们的武器,用来铸成钟虡,以示不再用兵。广大人民因此免于战争的灾害,遇上了圣明天子,人人都以为得到了新生。假使秦朝放宽它的刑罚,少征收赋税,减轻徭役,重视仁义,轻视权势利益,崇尚忠厚,鄙视智巧,移风易俗,使全国的百姓得到教化,那么必定会世世代代太平。但是秦朝没有推行这种风气而是因循它以前的风俗,让那些长于智巧追求权势利益的人得以进用,忠厚而诚信的人却遭到斥退;法律严苛,政治残酷,阿谀奉承的人很多,天天听到的都是他们的赞扬声,于是心满意足,想入非非。想要扬威于海外,就派遣蒙恬统率军队向北攻打胡人,开辟疆土,推进国境,在北河驻守,令百姓快速转运粮食,紧随其后。又派尉官屠睢率领水军去攻打南方的百越,派名字叫作禄的监御史凿通运河,运送军粮,深入到越人的土地,越人逃走。经过长期相持,粮食短缺,越人反攻秦军,秦军大败。秦朝于是派了尉佗率领士兵戍守越地。正在这个时候,秦朝在北方与匈奴结下冤仇,在南方与越人结下冤仇,在没有用的地方驻扎军队,只能前进而不能退守。经过了十多年,成年的男子都披甲当兵,成年的女子都转运粮食,痛苦得无法生活下去,就在路旁的树上上吊自杀,死掉的人一个接一个。到了秦始皇去世后,天下发生大叛乱。陈胜、吴广攻取了陈县,武臣、张耳攻取了赵地,项梁攻取了吴县,田儋攻取了齐地,景驹攻取了郢,周市攻取了魏地,韩广攻取了燕地,穷山深谷中,豪杰之士同时起兵,多得记载不过来。然而,他们都不是公侯的后代,不是大官的属吏。他们没有一点权势,从闾巷间兴起,手里拿着戟矛,顺应时势行动起来,不用共谋而同时起兵,不用约定而同时会合,占有的土地不断扩大,一直发展到称王称霸,这是那时的教化所导致的。秦朝皇帝有天子的尊贵,有天下的富足,国家被灭亡宗族的祭祀因而断绝,这是穷兵黩武所导致的祸害。因此周朝的败亡在于国势的衰弱,秦朝的败亡在于国势的强大,这是不会因为时势而改变的。
如今朝廷想要招降南夷,使夜郎国来朝拜,降服羌、僰,攻取濊州,建置城邑,又深入匈奴,烧毁他们的茏城,议论的人都赞美这个打算。这是做人臣的利益,不是天下的长远谋略。如今中原地区没有狗吠的惊扰,而外面为远方备战所牵累,使得国家凋敝,这不是养育民众的办法。去实现无边的欲望,让心意畅快,和匈奴结下冤仇,这不是安顿边疆的办法。结下祸害而不能解除,停止战争而又重新兴起,让近处的人愁苦,让远处的人惊恐,这不是能够持久的做法。如今天下的人都在锻造铠甲、磨制刀剑,矫正箭杆,积攒弓弦,水陆两路运输粮食,看不到停止的时候,这是天下的百姓都忧虑的。战争时间一长就会有变故兴起,事情一繁杂就会产生疑虑。现在外郡的土地有的多达几千里,列城几十座,山川和土地的形势足以控制百姓,威胁旁边的诸侯,这不是公室皇族的利益所在。往上看,齐国、晋国之所以灭亡,其原因在于公室太衰弱,而六卿太过强盛;往下看,秦朝之所以灭亡,其原因在于严刑酷法,欲望大得没有边际。现在郡守的权力,不只是过去六卿那么大;郡地几千里,不只是闾巷那么一点凭借;铠甲武器等军事装备,不只是戟矛那么点用处:以这些条件,遇上万世少有的变乱,那么后果就不言而喻了。
主父偃劝皇帝说:“古代诸侯的封地不超过一百里,中央强地方弱的形势容易控制。如今诸侯有的拥有几十座相连的城池,土地方圆千里,太平的时候,他们骄横奢侈,容易做出过分而不守规矩的事,危难的时候,他们就会凭借自己的强大,联合起来抗拒朝廷。现在以法令来分割减弱他们,那么他们就会反叛,以前晃错的建议就是这样。现在诸侯的子弟多达十几人,而只有嫡长子可以世代承继,其余的子弟虽然也是诸侯的骨肉,却得不到一点封地,这样仁爱孝道就不能散播。希望陛下命令诸侯可以推广恩德,将封地分给诸侯子弟,封他们为侯。那些诸侯子弟都高兴地得到他们所想要的,陛下施行了恩德,实际上分裂了诸侯的封国,不必削减封地诸侯的势力就逐渐衰弱了。”于是皇帝听从了他的计策。主父偃又劝皇帝说:“茂陵县刚设置,可以把天下豪强兼并之家与有能力作乱的人,全都迁到茂陵县去,内则充实了京城,外则除去了奸猾的人,这就是不用诛杀的办法而消除了祸害。”皇帝又听从了他的主张。
尊立卫子夫做皇后,以及揭发燕王刘定国的阴谋等事情,主父偃都立下了功劳。大臣们都怕主父偃的嘴,贿赂、赠送给他的钱总计达千金。有的人劝主父偃说:“你太过专横了。”主父偃说:“我自从束发游学以来已经四十多年了,自己不得志,父母不把我当作儿子看待,兄弟不肯收留我,宾客远离我,我窘困的日子很长久了。而且大丈夫活着不能列五鼎而食,那么就接受五鼎烹煮的刑罚。我现在已经到了日暮途远的时候,因此要倒行逆施,仓促行事。”
主父偃强调说朔方的土地肥沃,外面有黄河为凭借,蒙恬曾在那里筑城来驱逐匈奴人,内则省去转运和戍守漕运的人力物力,这是扩大朝廷疆土,消灭匈奴的根本所在。皇帝看了他的奏议,就交给公卿们商议,大家都说不利。公孙弘说:“秦朝的时候曾经征发三十万人在北河修筑城池,最终没有修筑成,不久之后就放弃了。”主父偃极力讲述修筑朔方城的好处,皇帝终于采纳了主父偃的建议,设置了朔方郡。
元朔二年(前127年),主父偃向皇帝讲了齐王刘次景在王宫之中淫乱并且行为邪僻的事情,皇帝任命主父偃担任齐相。主父偃到达齐国,将他的兄弟和宾客们都召来,散发了五百金给他们,傒落他们说:“当年我贫困的时候,兄弟不给我衣食,宾客们不让我进门;现在我做了齐相,你们有的人到千里之外迎接我。我与你们绝交了,不要再进入我家的大门!”因此派人以齐王和他姐姐通奸的事来震慑齐王,齐王觉得自己最终也不能摆脱罪责,担心像燕王刘定国那样被处以死刑,于是就自杀了。有关部门把这件事报告给了皇帝。
主父偃当初做平民的时候,曾经游历燕、赵,等到他富贵了,就揭发燕王的阴谋。赵王担心他成为赵国的祸害,打算上书言明他的阴私,由于主父偃在朝中,不敢揭发。等到他当了齐相,出了函谷关后,赵王就派人给皇帝上书,控告主父偃接受诸侯的金钱,因此诸侯子弟很多得以封侯。等到齐王自杀,皇帝听到这个消息非常生气,认为主父偃威胁齐王,导致他自杀,于是将主父偃召回交由法官治罪。主父偃承认接受了诸侯的贿金,而他的确没有威胁齐王令他自杀。皇帝不打算诛杀他,当时公孙弘担任御史大夫,就对皇帝说:“齐王自杀,没有后代,齐国就得废除改为郡,归入朝廷,主父偃本是这件事的罪魁祸首,陛下若不诛杀主父偃,没有办法向天下人交待。”于是就将主父偃全族诛杀。
主父偃正尊贵受到皇帝宠信的时候,他的宾客有数千人,等到他被灭族而死时,没有一个人来为他收尸,唯有洨县人孔车为他收尸并安葬了他。皇帝后来听说这件事,认为孔车是个忠厚的长者。
太史公说:公孙弘的品行虽然好,但也是遇上了好时机。汉朝创建八十多年了,皇帝正祟尚儒家学说,招揽贤能的人,来弘扬儒家和墨家学说,公孙弘是第一个被选的人。主父偃身居要职时,那些王公大臣都赞誉他,到他名誉扫地被诛杀时,士人都争着讲他的坏处。真是可悲啊!
太皇太后给大司徒、大司空的诏书写道:“据说治理国家的道理,首先要使人民富裕;让人民富裕的关键,在于节俭。《孝经》说‘使君主安宁,治理百姓,没有比用礼还好的了’。‘礼,与其奢侈,不如节俭’。过去管仲辅佐齐桓公,使齐桓公称霸于诸侯,曾有九次会合诸侯一度匡正天下的功劳,而孔子却说他不懂礼,因为他太过奢侈,用度能和国君相比拟。夏禹住矮小的宫室,穿粗劣的衣服,而后世的圣人不因循他的做法。因此说,国家政治的鼎盛,君主的德行优良,没有可以超过节俭的。以节俭来教化俗民,那么尊卑的秩序得以形成,骨肉的恩情得以加深,争论诉讼的根源得以消灭。这难道不是家给人足、刑罚废弃不用就能治好国家的根本吗?怎么能不尽力去做呢!三公是百官的统帅,是万民的表率。这就是没有立起垂直的木柱却产生弯曲的影子的道理。孔子不是曾经说过,‘你率先走正道,谁敢不跟着走正道’。‘提拔贤能的人以教育能力不高的人,那么人民就会努力做事’。汉朝自从创建以来,宰辅大臣而能亲自实行节俭,轻视钱财重视仁义,表现特别突出的,没有像过去的丞相平津侯公孙弘那样的人。他身居丞相之位而盖布被,吃粗米饭,每顿饭不过一个肉莱。对老朋友和他所喜欢的宾客,他都拿俸禄来供养他们,没有多余的钱财。这是在内心自我克制而言行遵守制度。汲黯指责他,这些事才被朝廷知道,他的做法可以说是低于制度规定的标难而能够施行的。只要是德行优良就去做,否则就不去做,这与那些背地里奢侈无度而表面上装作节俭以赚取名誉的人是不同的。他以有病为由请求辞官回家,孝武皇帝立刻下令说‘褒奖有功的人,赞扬有德的人,喜欢好人、讨厌坏人,你应当知道这些。愿你减少思虑,保养精神,再以医药辅助治疗’。赐给他假期治病,还赐给他牛、酒和各种布帛。几个月后,公孙弘的病痊愈了,开始履行职责办公。到元狩二年(前121年),他终于在丞相的位置上寿终正寝。了解大臣的没有超过君主的了,这就是明证。公孙弘的儿子公孙度承袭了他的爵位,后来做了山阳太守,由于犯法而失去了侯爵。表彰道德仁义,是想要勉励教化,这是古代圣王的惯例,是不能改变的道理。要赐予公孙弘后代子孙中的嫡系传人以关内侯的爵位,赐予三百户食邑,以公车将他们征召到京城中,将他们的名字报告到尚书那里,朕要亲自当面给他授予爵位。”
班固称赞道:公孙弘、卜式、儿宽都以鸿雁奋飞之翼的才能而受困于平凡的燕雀之中,远远地混迹于猪羊之间,若不是遇到了好的时机,怎么能得到这样的官位呢?这时,汉朝创建六十多年,天下安定,国库充实,而四方的蛮夷还没有臣服,制度有很多缺漏,皇帝正准备选用文武人才,寻求这样的人如同害怕追赶不上似的。开始曾以安车蒲轮去迎接枚乘,后来召见主父偃因而赞叹不已。因此,群臣羡慕向往,有奇特才能的人同时涌现。卜式从割草的牧羊人之中被选中,桑弘羊从商人中被提拔起来,卫青在奴仆之间奋起,金日磾从投降的俘虏中被选拔出来,这些人都是从前那筑墙的傅说、喂牛的宁戚一类的人。汉朝所得的人才,属这个时期最多。学识渊博气度雍容的,有公孙弘、董仲舒、儿宽;忠厚勤勉的,有石建、石庆;质朴刚直的,有汲黯、卜式;提拔贤能的,有韩安国、郑当时;制定律令的,有赵禹、张汤;擅于写文章的,有司马迁、司马相如;擅长言辩、诙谐滑稽的,有东方朔、枚皋;擅长应对的,有严助、朱买臣;精通天文历法的,有唐都、落下闳;擅长协调音律的,有李延年;善于筹划的,有桑弘羊;奉令出使不辱使命的有张骞、苏武;杰出的将帅,有卫青、霍去病;接受先帝遗命、辅佐新君的,有霍光、金日磾。其余的记也记不过来。因此这个时期创建的功业和遗留下来的典章制度、文献,后世没有能比得上的。汉宣帝继承汉朝的大统,继续修治汉朝的大业,也讲述宣扬《六艺》,招选优秀奇特的人才,因此萧望之、梁丘贺、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因为精通儒家学说而得以进身;刘向、王褒因为善于写文章而得以显名。杰出的将相,有张安世、赵充国、魏相、邴吉、于定国、杜延年;治理民众成效卓著的,有黄霸、王成、龚遂、郑弘、邵信臣、韩延寿、尹翁归、赵广汉这些人,他们都有功勋事迹留下被后世所记述。参看这些名臣的事迹,也可说是仅次于汉武帝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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