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朝廷，就是江湖，即使身居高位，扫平天下，也绝不会缺少对手，因为在这个地方，什么都会缺，就是不缺敌人。
张四维死了，但一个更为强大的敌人，已经出现在申时行的面前。而这个敌人，是万历一手造就的。张居正死后，万历得到了彻底的解放，没人敢管他，也没人能管他，所有权力终于回到他的手中。他准备按自己的意愿去管理这个帝国。但在此之前，他还必须做一件事。
按照传统，打倒一个人是不够的，必须把他彻底搞臭，消除其一切影响，才算是善莫大焉。
于是，一场批判张居正的活动就此轰轰烈烈地展开。
张居正在世的时候，吃亏最大的是言官，不是罢官，就是打屁股，日子很不好过。现在时移势易，第一个跳出来的自然也就是这些人。
万历十二年（1584）三月，御史丁此吕首先发难，攻击张居正之子张嗣修当年科举中第，是走后门的关系户云云。
这是一次极端无聊的弹劾，因为张嗣修中第，已经是猴年马月的事，而张居正死后，他已被发配到边远山区充军。都折腾到这份儿上了，还要追究考试问题，是典型的没事找事。
然而，事情并非看上去那么简单，事实上，这是一个设计周密的阴谋。
丁此吕虽说没事干，却并非没脑子，他十分敏锐地察觉到，只要对张居正的问题穷追猛打，就能得到皇帝的宠信。
这一举动还有另一个更阴险的企图：当年录取张嗣修的主考官，正是今天的首辅申时行。
也就是说，打击张嗣修，不但可以获取皇帝的宠信，还能顺道收拾申时行，把他拉下马，一箭双雕，十分狠毒。
血雨腥风平地而起。
申时行很快判断出了对方的意图，他立即上疏为自己辩解，说考卷都是密封的，只有编号，没有姓名，根本无法舞弊。
万历支持了他的老师，命令将丁此吕降职调任外地。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但这道谕令的下达，才是暴风雨的真正开端。明代的言官中，固然有杨继盛那样的孤胆英雄，但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团伙作案。一个成功言官的背后，总有一拨言官。
丁此吕失败了，于是幕后黑手出场了，合计三人。这三个人的名字，分别是李植、江东之、羊可立。在我看来，这三位仁兄是名副其实的“骂仗铁三角”。之所以给予这个荣誉称号，是因为他们不但能骂，还很铁。李、江、羊三人，都是万历五年（1577）的进士，原本倒也不熟，自从当了御史后，因为共同的兴趣和事业（骂人）走到了一起，在战斗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成为了新一代的搅屎棍。
之所以说新一代，是因为在他们之前，也曾出过三个极能闹腾的人，即大名鼎鼎的刘台、赵用贤、吴中行。这三位仁兄，当年曾把张居正老师折腾得只剩半条命。十分凑巧的是，他们都是隆庆五年（1571）的进士，算是老一代的铁三角。
但这三个老同志都还算厚道人，大家都捧张居正，他们偏骂，这叫义愤。后来的三位，大家都不骂了，他们还骂，这叫投机。
丁此吕的奏疏刚被打回来，李植就冲了上去，枪口直指内阁的申时行，还把管事的吏部尚书杨巍搭了上去，说这位人事部长逢迎内阁，贬低言官。
话音没落，江东之和羊可立就上疏附和，一群言官也跟着凑热闹，舆论顿时沸沸扬扬。
对于这些举动，申时行起先并不在意，丁此吕已经滚蛋了，你们去闹吧，还能咋地？
然而，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几天以后，万历下达了第二道谕令，命令丁此吕留任，并免除应天主考高启愚（负责出考题）的职务。
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政治信号。
其实申时行并不知道，对于张居正，万历的感觉不是恨，而是痛恨。这位曾经的张老师，不但是一个可恶的夺权者，还是笼罩在他心头上的恐怖阴影。
支持张居正的，他就反对；反对张居正的，他就支持，无论何人、何时、何种动机。
这才是万历的真正心声。上次赶走丁此吕，不过是给申老师一个面子，现在面子都给过了，该怎么来，咱还怎么来。
申时行明白，大祸就要临头了，今天解决出考题的，明天收拾监考的，杀鸡儆猴的把戏并不新鲜。
情况十分紧急，但在这关键时刻，申时行却表现出了让人不解的态度，他并不发文反驳，对于三位御史的攻击，保持了耐人寻味的沉默。
几天之后，他终于上疏，却并非辩论文书，而是辞职信。就在同一天，内阁大学士许国、吏部尚书杨巍同时提出辞呈，希望回家种田。这招以退为进十分厉害。刑部尚书潘季驯、户部尚书王U、左都御史赵锦等十余位部级领导纷纷上疏，挽留申时行。万历同志也手忙脚乱，虽然他很想支持三位骂人干将，把张居正整顿到底，但为维护安定团结，拉人干活，只得再次发出谕令，挽留申时行等人，不接受辞职。
这道谕令有两个意思，首先是安慰申时行，说这事我也不谈了，你也别走了，老实干活吧。
此外，是告诉江、羊、李三人，这事你们干得不错，深得我心（否则早就打屁股了），但到此为止，以后再说。
事情就此告一段落。然而此后的续集告诉我们，这一切，只不过是热身运动。
问题的根源在于“铁三角”。科场舞弊事件完结后，这三位拍对了马屁的仁兄都升了官：江东之升任光禄寺少卿，李植任太仆寺少卿，羊可立为尚宝司少卿。
太仆寺少卿是管养马的，算是助理弼马温，正四品；光禄寺少卿管吃饭宴请，是个肥差，正五品；尚宝司少卿管公文件，是机要部门，从五品。
换句话说，这三个官各有各的好处，却并不大，可见万历同志心里有谱：给你们安排好工作，小事来帮忙，大事别掺和。这三位兄弟悟性不高，没明白其中的含义，给点儿颜色就准备开染坊，虽然职务不高，权力不大，却都很有追求，可谓是手揣两块钱，心怀五百万，欢欣鼓舞之余，准备接着干。
而这一次，他们吸取了上次的教训，打算捏软柿子，将矛头对准了另一个目标――潘季驯。
可怜潘季驯同志，其实他并不是申时行的人，说到底，不过是个搞水利的技术员。高拱在时，他干，张居正在时，他也干，是个标准的老好人，无非是看不过去，说了几句公道话，就成了打击对象。话虽如此，但此人一向人缘不错，又属于特殊的科技人才，还干着司法部部长（刑部尚书），不是那么容易搞定的。可是李植只用了一封奏疏，就彻底终结了他。这封奏疏彻底证明了李先生的厚黑水平，非但绝口不提申时行，连潘技术员本人都不骂，只说了两件事――张居正当政时，潘季驯和他关系亲密，经常走动；张居正死后抄家，潘季驯曾几次上疏说情。
这就够了。
申时行的亲信，不要紧，个人问题，不要紧，张居正的同伙，就要命了。没过多久，兢兢业业的潘师傅就被革去所有职务，从部长一踩到底，回家当了老百姓。
这件事干得实在太过龌龊，许多言官也看不下去了。御史董子行和李栋分别上疏，为潘季驯求情，却被万历驳回，还罚了一年工资。
有皇帝撑腰，“铁三角”越发肆无忌惮，把战火直接烧到了内阁的身上，而且下手也特别狠，明的暗的都来，先是写匿名信，说大学士许国安排人手，准备修理李植、江东之。之后又明目张胆地弹劾申时行的亲信，不断发起挑衅。
部长垮台，首辅被整，闹到这个份儿上，已经是人人自危，鬼才知道下个倒霉的是谁，连江东之当年的好友，刑科给事中刘尚志也憋不住了，站出来大吼一声：
“你们要把当年和张居正共事过的人全都赶走，才肯甘休吗（尽行罢斥而后已乎）？！”
然而让人费解的是，在这片狂风骤雨之中，有一个人却始终保持着沉默。面对漫天阴云，申时行十分镇定，既不吵，也不闹，怡然自得。这事要换在张居正头上，那可就了不得了，以这位仁兄的脾气，免不了先回骂两句，然后亲自上阵，罢官、打屁股、搞批判，不搞臭搞倒誓不罢休。刘台、赵用贤等人，就是先进典型。
就能力与天赋而言，申时行不如张居正，但在这方面，他却远远地超越了张先生。
申首辅很清楚，张居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务天才，而像刘台、江东之这类人，除了嘴皮子利索，口水旺盛外，干工作也就是个白痴水平。和他们去较真儿，那是要倒霉的，因为这帮人会把对手拉进他们的档次，并凭借自己在白痴水平长期的工作经验，战胜敌人。
所以在他看来，李植、江东之这类人，不过是跳梁小丑，并无致命威胁，无须等待多久，他们就将露出破绽。所谓宽宏大量，胸怀宽广之外，只因对手档次太低。
然而“铁三角”似乎没有这个觉悟，万历十三年（1585）八月，他们再一次发动了进攻。
事情是这样的，为了给万历修建陵墓，申时行前往大峪山监督施工，本打算打地基，结果挖出了石头。
在今天看来，这实在不算个事，把石头弄走就行了。可在当时，这就是个掉脑袋的事。
皇帝的陵寝，都是精心挑选的风水宝地，要保证皇帝大人死后，也得躺得舒坦，竟然挑了这么块石头地，存心不让皇上好好死，是何居心？
罪名有了，可申时行毕竟只是监工，要把他拉下马，必须要接着想办法。经过一番打探，办法找到了，原来这块地是礼部尚书徐学谟挑的。这个人不但是申时行的亲家，还是同乡。很明显，他选择这块破地，给皇上找麻烦，是有企图的，是用心不良的，是受到指使的。
只要咬死两人的关系，就能把申时行彻底拖下水，而这帮野心极大的人，也早已物色好了首辅的继任者，只要申时行被弹劾下台，就立即推荐此人上台，并借此控制朝局。这就是他们的计划。
然而，这个看似万无一失的计划，却有两个致命的破绽。
几天之后，三人同时上疏，弹劾陵墓用地选得极差，申时行玩忽职守，任用私人，言辞十分激烈。
在规模空前的攻击面前，申时行却毫不慌张，只是随意上了封奏疏说明情况，因为他知道，这帮人很快就要倒霉了。
一天之后，万历下文回复：“阁臣（指申时行）是辅佐政务的，你们以为是风水先生吗（岂责以堪舆）？！”
怒火中烧的万历骂完之后，又下令三人罚俸半年，以观后效。三个人被彻底打蒙了，他们抓破脑袋，也想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归根结底，还是信息工作没有到位，这几位仁兄晃来晃去，只知道找徐学谟，却不知道拍板定位置的是万历。
皇帝大人好不容易亲自出手挑块地，却被他们骂得一无是处。不过还好，毕竟算是皇帝的人，只是罚了半年的工资，励精图治，改日再整。
可还没等这三位继续前进，背后却又挨了一枪。
在此之前，为了确定申时行的接班人选，三个人很是费了一番脑筋，反复讨论，最终拍板――王锡爵。
这位王先生，之前也曾出过场，张居正夺情的时候，上门逼宫，差点儿把张大人搞得横刀自尽，是张居正的死对头，加上他还是李植的老师，没有更适合的人选了。看上去是那么回事，可惜有两点，他们不知道：其一，王锡爵是个很正派的人，他不喜欢张居正，却并非张居正的敌人。其二，王锡爵是嘉靖四十一年（1562）的进士，考试前就认识了老乡申时行。
会试，他考第一，申时行考第二；殿试，他考第二，申时行第一。
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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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两点，得知自己被推荐接替申时行之后，王锡爵递交了辞职信。这是一封著名的辞职信，全称为《因事抗言求去疏》，并提出了辞职的具体理由：
老师不能管教学生，就该走人（当去）！这下子全完了，这帮人虽说德行不好，但毕竟咬人在行，万历原打算教训他们一下后，该怎么样还怎么样。可这仨太不争气，得罪了内阁、得罪了同僚，连自己的老师都反了水。万历想，再这么闹腾，没准儿自己都得搭进去。于是他下令，江东之、李植、羊可立各降三级，发配外地。
家犬就这么变成了丧家犬。不动声色间，申时行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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