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七年前入川时相比，我父亲当然老多了，却恢复了二十年前“五卅”运动中的政治热情，在报刊上发表了不少锋利的短文。如《据理论而言》《暴露》《冲破那寂静》《政治家》《再谈政治家》《言论自由》《管公众的事》等等，看了题目就知道是为了争取民主而作的。也有些从题目上看不出内容来，如《论“长官认错”》，评论的是一九四四年九月上旬那次国民参政会。据说参政员在会上都勇于为民喉舌，语多指摘行政官吏。长官执礼答复，颇有认错的，发表在报纸上，“俨如严父兄与不肖子弟的对话录”。某大报“盛赞此种态度上之转变……行政者自认过失，则愤愤者亦释然”。我父亲说不能这样就了，“咱们急须追问的是：他们干事干坏了，负不负道德上跟行政上的责任？往后干下去是不是再要错？……行政官是什么？无非是民众的代理人……咱们也不要他们作口头书面的回答，咱们要看实在的施为。实在的施为才是真凭实据，口头的书面的话语尽可以说得好听而不兑现。”我父亲说：“可惜参政会诸君没有作这样的追问。……若是通过一个提案，怎样使行政官员负起已往的错过的责任，并且保证未来不再有错失，那倒是扼要的办法。现在的参政会里没有这样的提案，咱们可以发动舆论，务须使行政官在认错之后有个明白的下文。”
再举个例，题目是《谈“求饶”的效果》，也是批驳某大报的一篇《为国家求饶》的社论，社论呼吁官僚们不要再“混”，发国难财的商人赶快洗手，那些亦官亦商的人痛改前非。主要的一句话是：“国家再也经不起这批人的腐蚀，愿望这批人饶了国家吧。”我父亲下批语说：“放下口诛笔伐，改用乞恕求饶，可怜已极。”可是这三种人听得进去吗？听了进去就肯照着办吗？父亲说：“发霉的东西要在适于发霉的环境里才会发霉。……我们中国原是个适于发霉的环境。……历代的官僚政治就为官僚布置了一个适于发霉的环境。什么是官僚政治？实际上是帮助统治阶级压榨老百姓，形式上是上行下效，等因奉此，叫他不‘混’又能怎样？名为‘民国’，而官僚会大量发霉，其故就在于此。真正的民主必须由老百姓当主人，官僚还是要的，可是必须站在老百姓一边，所作所为完全为老百姓服务。从挂名的‘民国’到真正的民国，头绪当然很多，而铲除官僚政治是最紧要的头绪。……民主政治实现了，官僚就不会发霉到如今模样，舆论又何至于向发霉的官僚求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