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我们家已决定九月底迁重庆，好赶在年底前，加入开明复员东归的大队。八月廿二接到重庆开明来电，说台湾用的课本急待商订，催我父亲提前到渝。范老太公前两封信已提到过：台湾收回，蒋介石将派陈诚去当行政长官，他的堂侄寿康先生将跟陈去当幕僚，主管文教方面的事务。父亲想，这些官场中的事都跟自己无关，如今台湾收回了，学校里总不能延用日本政府审订的课本，再让学生受日本军国主义的奴化教育；自己能尽点儿力气的就不该甩手不管，于是托人买汽车票，决定廿六动身。这剩下的四天可忙了，要辞行，受祖饯，收拾行李，各方面的工作要交代清楚，文章是没法写了，却增加了许多临别题赠。至诚已经在重庆了，至美念金女大不能一同走。走的是四代，母子三组共六人：祖母和父亲，母亲和我，满子和三午。祖母八十一，晕车，满子又怀了孕，两天的长途汽车，总算都熬过来了。至诚和章士敭兄等在车站上，把我们接到保安路开明重庆办事处，东归算是走了第一程了。范老太公告诉我们说上海已来信，朋友家都安好，生活都比川中更艰苦；夏先生肺结核复发，肋膜发炎，近来好些，精神不佳。
晚饭后到较场坝螃蟹井三号，开明租的宿舍得往下走五六十级。我们家占三层楼前后两间，前楼安排了三张单人床和一张书桌，住祖母、我、满子和三午；后楼安排一张书桌一张双人床，住父亲母亲，吃分店送来的包饭。父亲第二天就去商量供台湾用的教科书。说先编历史和国文，以程度之高低，历史分为两册，国文分为三册。图文课本形式类似民众课本：前两册相当于初小，后一册相当于高小。有了这五本教科书，台湾学校才好开课。这批幕僚定于下个月赴台莅任，要把稿本带走。父亲和他的老朋友晓先先生负责国文，父亲和我跟他一起商量，前两册的课文由他写，后一册的课文由我写，所有的练习都由我来编，最后全部由我父亲审定。工作量数我最大，我可以别的事全不过问；父亲可办不到，有许多事，他是推不掉的。我一上手就闭门造车，把借来的词典和参考资料全摊在床上，才能腾出半边书桌，坐在床沿上写稿。夜晚得把这些劳什子收拾起来，一一搬上书桌，方得把身子在床上摆平。到十八日才完成一半，寿康先生来催了，说先把这一半带去也好。于是父亲连夜改写，母亲连夜誊写，于次日交给了寿康先生，好让他第二天飞台北。到下月八日，我的五十课才全部完成，父亲看了把批语写在日记上：“虽颇草草，内容不坏。”晚上，爷儿俩在家里对饮，真有点儿自我陶醉。
国共两党谈判了四十三天，签订了《双十协定》，国民党表面上不得不同意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十一日，毛泽东飞回延安去了；十一月十四日，重庆《新民报晚刊》发表了他赠给柳亚子老先生的《沁园春·雪》。“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人们把希望全部都寄托给“有为惕厉”的那半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