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过父亲一九四六年的日记再往下看，感到突然一变，最明显的是每日的字数少了，有些日子竟不足二十个字。仍旧是忙，忙于编辑工作的时间多。编辑工作大多是腻烦的，仔细说没有个完，跟从未接触过的人还说不大清楚，如我在前头说过的父亲如何编《十三经索引》。日记是给自己备查的，只挂一笔就得，如“《苏联见闻录》发稿”，查茅盾写的这部游记发排的日子，这七个字足够了。那时的朋友一般唤他“茅公”，父亲在日记上仍用青年时代呼唤惯了的“雁冰”。只有一处，也许怕被人看到，用了“鸿君”。沈先生名“德鸿”，已很少人知道了。那是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三，沈师母来通知说他上午已动身去香港了，免得朋友们为他担心，闹得沸反盈天。振铎先生就闹过这么一回：他一夜没回家，朋友们到处寻觅，他倒自己回来了。原来去杭州子恺先生家，两人对着西湖吃了一夜酒。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底，有人通知我父亲，叫他避一避。父亲说还轮不着自己，可也不能辜负了这暗中的呵护和关照，自己定下个规矩：白天照常到店工作，晚上住到我姑母家里算是躲避。日子过得恓恓惶惶的，算个什么呢？
回想前年九月上旬，重庆八种杂志拒绝送审，成都言论界立即响应，发表宣言：《我们永远不要图书审查制度》。图书期刊审查处就此门庭冷落，把牌子悄悄摘了下来。现在看来，我父亲他们，也包括我，真个高兴得太早了：他不摘牌子，你能把他怎么样？摘了下来，审稿批文都省却了，他只需下个停刊令就完事。去年，《周报》出到四十期，《民主》出到五十期，不都是这样停的刊吗？我父亲听说，都写了抗议文章，质问当局“这是为什么”，呼喊“记住这个恨”，分别刊在这两种周刊的停刊号上。这样停了一种又一种，吃亏的除了读者还有作者，他们总会碰到有恨无处写的一天。这一年二月底，国民党当局下逐客令，限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的代表团，于五日之前撤走。十五日，蒋介石宣称国共破裂，决心作战到底。十九日，国民党先头部队已进占延安。二十日，发生了镇压学生运动的“南京事件”。廿五日，《文汇报》《联合晚报》《新民晚报》被勒令停刊，罪名是刊载了“不利之军事消息及颠覆政府之言行”。前者可能指暗中揭穿了攻下延安时一无所获，原来是座空城；后者肯定指如实刊出了“南京事件”的新闻：替国民党装点门面的国民参政会正在里边开幕，学生的游行队伍却在大街上高呼口号：“抢救教育危机！”“反对内战毁灭中国！”于是军警实施所谓的“维持秩序临时办法”，殴伤学生达数十人。
几个月来，各大城市的学生运动此伏彼起，游行队伍中高唱着：“天快亮，更黑暗，路难行，跌倒是常事情。跌倒算什么！我们骨头硬！爬起来，再前进！”“南京事件”的第二天，彬然先生拿着《文汇报》对我父亲说，六月号《中学生》才排得，还来得及插进一篇，对“南京事件”表个态。意思是他去调动版面，文章让我父亲赶快写。父亲在那天的日记上记着：“余执笔竟日，勉成千字一篇。此事直宜痛骂，言之甚不痛快。”那就骂吧，骂他个痛快，拼着步《周报》和《民主》的后尘……这可不成，胡绳的传话是有见地的，还有雁冰的箴言：不必赤膊上阵。……痛快是图不成了，何况话已经说完，毫无新意。却造成了一个最低纪录，这一天并无其他干扰，只应差似的，完成了这样一篇无甚精彩的千字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