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巳生是中国民主促进会重要发起人之一，1893年出生于海宁盐官十庙前村的陈家。陈家为名门望族，书香门第，历来重孝道、懂礼数。父亲陈汝康的孝道礼仪和家国情怀、母亲张氏对佛教的虔诚、大师王国维的国学启蒙，铸就了陈巳生正直善良、慈悲为怀的人格。
全力救助难民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大批难民流离失所，纷纷涌入上海租界。此时，陈巳生看到同胞身陷苦难，就主动关注民众疾苦，救助难民。
陈巳生与赵朴初等爱国人士一起，主持上海红十字会难民收容所工作，设立了收容所10所，收容难民4000余人。陈巳生还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提出了“一日一角”的建议，也就是每人每日节约一角钱，帮助难民，被慈联会、慈联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两团体所采纳。不仅如此，陈巳生还劝说妻子徐剑英也到红十字会为难民服务，并把家里的旧棉被、棉衣等物品送到难民收容所；还推荐胞妹陈祖芬到净业教养院工作，服务难童、流浪儿。
陈巳生与赵朴初、胡愈之、许广平、雷洁琼等一起创立抗日救亡组织——益友社，开办面向店员、学徒、工人的益友业余实习学校，直至上海解放，共举办了23届，学员7332人次，持续开展“节约救难运动”“征书运动”等。
1940年5月，陈巳生与赵朴初、二哥陈淼生等人开始筹备建立上海佛教净业孤儿教养院，至1949年末，先后收容、教育了3000多名难童、流浪儿，把他们培养成为社会有用之人。1942年春，陈巳生又参与上海福幼院的创立，成为该院董事会成员和院务组主任，开办当年就收养了400名孤儿和流浪儿童。
资助中共地下党
1944年底，关勒铭金笔厂经理关勒铭病逝，更由于通货膨胀，原料短缺而面临停工，工厂经营困难，亟待改组。经关崇昌（关勒铭父亲）的侄子关可贵介绍，关崇昌请陈巳生投资接管关勒铭金笔厂，希望将工厂继续办下去。
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得知此情况，为了扩大社会活动范围，更好地发展统一战线工作，采用金条作为出资条件，让陈巳生以大安保险公司之名参股投资关勒铭金笔厂。到任后，陈巳生为了盘活资产，重新招股，充实资金，不仅公开向社会募股，而且还动员亲朋好友投资金笔厂，他的哥哥陈淼生也因投资参股，成为金笔厂的一名董事。经过陈巳生的精心管理，关勒铭金笔厂打开了销路，扩大了生产，重新焕发了生机。
陈巳生把自己以及上海地下党组织的金笔厂股份红利所得，全部充作地下党的活动经费，关勒铭金笔厂从此成为中共上海地下组织一处重要的活动经费来源和重要的活动联络据点。抗战胜利以后，中共地下组织为了扩大经费筹措渠道，又在上海创立了一些运输公司。
1945年，陈巳生发起建立“安通运输公司”。《申报》以《气象蓬勃之，上海新企业》为题作了报道。同时，赵朴初也组建了另一家运输企业，名为华通运输公司，赵朴初任总经理，陈巳生任常务董事。
这些公司的建立，一方面为上海地下党的活动提供经费支持，另一方面，当时宋庆龄在上海主持的中国福利会捐募的大批衣物、药品等送往解放区的物资，也需要运输业的配合，起到了配合地下党运作的作用。是年，陈巳生还担任了大安木材公司董事长。
捐献飞机大炮
1951年3月，正当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前线战场上取得节节胜利之际，党中央决定组织第一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到前线慰问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陈巳生以第三分团团长及华东抗美援朝分会第二副主席的身份赴朝慰问。4月5日，陈巳生随慰问团到达安东；9日，进入朝鲜境内。
在朝鲜期间，陈巳生以实业家的独特眼光观察战争情况，了解到志愿军在作战中最缺乏重型武器装备。慰问大会上，他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率先提出：“我以上海工商界代表的资格向你们保证，我这次回国以后，一定要向上海和全国工商界及各界人士号召发起捐献飞机和汽车运动，来支援你们，誓为你们的后盾。”
陈巳生的这一提议，后来成为抗美援朝总会“六一口号”的重要内容。回国后，6月15日，陈巳生在上海火车站广场欢迎赴朝慰问团回沪大会上发表赴朝慰问演讲，第二天发行的《大公报》全文刊登了《陈巳生分团长的演讲词》，其中的三大号召深入人心：（一）认真深入普遍开展爱国公约的签订；（二）大量捐献飞机、大炮、坦克等武器；（三）做好优抚的工作。
一场席卷全国的轰轰烈烈且史无前例的“捐献飞机大炮”运动就此开始。截至1952年5月底，全国各界人民共捐5.565亿元，相当于3710架战斗机的价款，这对于当时一穷二白的新中国来说，确实是一个奇迹。
陈巳生倡导的捐献运动，不仅有力支援了抗美援朝战场，也点燃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