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开明的店面还有点儿气派，朝南三开间，不知哪一年缩成了一间。大家都说，能赖在福州路上已经不容易了。梧州路的齐辉堂一开仗就烧光了，总管理处、编辑部、栈房，如今都挤在一幢三层的水泥楼里，就在店面右首的弄堂里，底层是栈房，三层是经理室和图书馆，二层挨挨挤挤摆着几行办公桌，除了经理室的和管栈房的，其余的人都挤在一起办公。房顶上正施工，加建的一层后来给了编辑所，跟二层一样，也是统舱。二十来位编辑和校对，在这间统舱里还不算挤。我们还在重庆，开明总店就替各地复员回来的准备了宿舍，在北四川路虬江路的永丰坊和祥经里，弄到了聚在一起的近十幢弄堂房子。我们一家分配在祥经里靠右一幢第二层：前楼住我父亲母亲和至诚，后楼住我祖母，我和满子占亭子间。家具是杂凑的，借了一些，买了一些，还有一些是我和至诚去苏州搬来的。青石弄的那所房子空关着，据说原来由伪警察局局长的丈人占住着，一胜利他就跑了，顺手牵羊带走了不少东西，总算把大门上的钥匙，留给了名义上代我们照看的远房亲戚。我和至诚找了家运输行，把还能用的家具和被卖剩下来的图书，从水路运到上海。我们的新居，才布置得像个家。
全国文协也复员了，总会会址由重庆迁到了上海。二月廿四，文协上海分会借作家书屋开理事会议，在上海的总会理事也出席。我父亲也去了，原来主要是老舍先生做报告。他讲了文协这些年所做的工作，今后的工作将如何进行，最后说，他和曹禺先生将一同访美，为期约一年。他是总会的常务理事，管总务。在他出国期间，所有会务都由圣翁代理。还加以说明，他动身来上海之前，总会已经在会议上通过了。木已成舟，我父亲是无法推诿了，又省去了交接手续，真个快人快事。老舍和曹禺俩去美国的轮船是三月五日起航的，父亲在日记上写着呢。记得我父亲接了手，办的头一件事是弄了幢房子，作为文协总会的会所；第二件是把新办的会刊《中国作家》交给开明印行。跟中国哲学会的《哲学评论》同样办理：甲方只管排印发行，乙方管稿子的组织编排，乙方发一期，甲方就出一期。
《国文月刊》四十一期的样本，三月十六傍晚送到。第二天下午，我父亲亲自拿给夏先生过目。他在日记上记着：“翁近日仍气喘，有热度，进食不多，意兴不佳。”没想到我父亲去我姑母家坐了一阵子回来，夏先生意兴转佳。四十一期上的《当代文选评》，他肯定已经看过，会不会成了他意兴转佳的药引子呢？父亲的日记上记的是：“五时，再至丏翁所，与翁对酌。翁饮两杯，余饮半斤。翁自谓自余返沪以来，未尝好好地共饮，今夕高兴，为之加量。所谈文法文章，不涉生活困难云云，因而亦无愁叹。”
夏先生又把他为四十二期选的两篇现代文，交给我父亲。一篇是《写在耶稣诞日以前》，署名马夷初。一篇是《不要内战》，副题《重庆二十六种杂志的呼吁》，是去年十一月初，重庆十家杂志社的《联合增刊》推我父亲起草，发表在第四期上的，按例不署名。夏先生是否知道这篇“呼吁”的起草人是他的亲翁呢？他没有说。父亲接过剪报时也没说什么。两篇短评写得了，都跟随原作在四十二期上发表，仍没署名。两篇文选评中，有一篇成了我父亲自拉自唱，读者是不会知道的，更不会知道这出独角戏的幕后调度，竟是缠绵于病床的我的岳父。一个选一个评，呜呼，两亲家的最后一次合作，又成了无限的惆怅。《国文月刊》四十二期四月下旬见书，我的岳父已进入弥留状态了。
父亲在《答丏翁》的开头说：“四月二十二日上午，去看丏翁，临走的时候，他凄苦地朝我说了如下的话：‘胜利，到底是啥人胜利——无从说起！’这是我听见的他的最后的声音。二十三日下午再去，他已经在咽气，不能说话了。听他这话的当时，我心里难过，似乎没有回答他什么，或者说了现状诚然一塌糊涂的话也说不定。现在事后回想，当时没有说几句话好好安慰他，实在不应该。明知他已经在弥留之际，事实上说这句话后三十四小时半就去世了，不给他个回答，实在对他不起。现在，我想补赎我的过失，假定他死而有知，我朝他说几句话。我说……”父亲说：“胜利，当然属于爱自由爱和平的人民。这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不是一句喊滥了的口号，是事势所必然。人民要生活，要好好的生活，要物质上精神上都够得上标准的生活，非胜利不可。胜利不到手，非争取不可。争取复争取，最后胜利属于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