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常扳着指头算，上海的回音怎么还不来，他向老朋友们祝贺胜利的信已发出这许多天了。听说跟大后方一个样，上海和所有的沦陷区都先是兴奋了一阵子，跟着就泄气了；说得正确一点儿，在“兴奋”和“泄气”之前，都得加上个“更”字。受敌伪统治了那么些年，巴望自己的政府打回来，眼睛快要望穿了。如今回来了，堂而皇之说是凯旋，说是解民于倒悬。那批接收大员不就是各级军政官僚么？他们八年多来的所作所为，大后方谁都看在眼里；如今腆着个肚子走进沦陷区，哪能立地洗心革面，变成个人样呢？国民党挽回民心的最后一丝微弱机遇，也叫他们给掐断了。这个“无耻荒淫”的集团，还在顽固地表现它的存在，还要造成不知多少祸害。那另外半边呢？八月廿八，报纸刊出消息：“美国大使赫尔利飞延安，邀得毛泽东到渝，与蒋氏谈国共两党之团结问题。”我父亲在日记中记上了读后感：“此事最为国人所切系，团结问题不解决，则抗战方毕，内争必起，民不堪矣。据毛之复电，似其来渝颇有可能，若能从此和解，双方赴之以诚意，则共事和平建国，前途实多光明。余虽不与政治，然望治之心甚殷，极欲于未死之年，获睹民生康乐，庶业繁兴。”第二天报纸上刊出的头条新闻，果然是“毛泽东飞抵重庆”。
九月七日，重庆《东方杂志》《新中华》《宪政》《中学生》等八种杂志以实际行动抗议审查制度，自即日起不再送审；还准备发行联合增刊，刊名《民主与团结》。成都各报馆、通讯社、杂志社得到信息，于八日上午开会，商议共同表态，大家推我父亲当主席。我父亲也不推辞，他说：审查制度之必须取消已无可争辩，既然政府不取消，我们自动取消，最为干脆。而且当此时会，最为相宜。会上议定致书重庆的八种杂志，表示以行动为响应；还讨论了如何站在舆论界的立场上，发表宣言，提出要求，推我父亲起草。父亲花了半天工夫，把各位在会上的发言，归纳成一篇两千来字出版界要求自由之意见书，要点在于取消事前之登记特许，事后之检查和传递邮运中的扣留，并言政府协助言论界复员须求其公平；严惩降敌附逆之文人，保障文人之人身自由，文化事业不得垄断等等。成都各报社、通讯社、杂志社可自由签名，然后发表。过了十天，又开会决定组织一联谊会，学重庆的样，也出一联合增刊，刊名《言论自由》，由我父亲写了篇八百字的发刊辞。直到十月一日，官方才宣布废止新闻检查和图书杂志审查，机构同时裁撤。这是后话。回想《中学生》被扣的最后一篇，是张友渔先生写的《收复东北》，时间恰好在美国投下原子弹之前：那些审查老爷，看来并非都是白吃饭混事由的，在纪念“九一八”的例行文稿里，他们也能嗅出味道来。你说这检查制度该不该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