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初进教育科学馆，真以为从此得做研究工作了，还担心不知从何入手。没想到一年多下来转了个圈，又死心塌地做起编辑工作来。颉刚先生早看穿了，说郭厅长这样礼贤下士，无非要给教育厅，就是给他自己撑个场面，多少给他做点儿就可以了。可是我父亲太老实，又闲不下来，跟佩弦先生合作的两本阅读指导举隅接近完工，他就想接着请人写一部《文法指导举隅》，也是给国文老师做参考的，跟佩弦先生商量。佩弦先生说他干不了，有一位吕叔湘先生，准成，在云南大学讲过“中国文法”课；如今应了华西大学的聘，把家搬到成都来了。父亲在刊物上看到过吕先生的文章，以为他思路清晰，有自己的见解，因而早就记住了他的名字，第二天就给他写了封约稿信。过了两天吕先生的回信就到了，说愿意试试看。第二天是三月廿九，老是细雨蒙蒙的，吃过午饭，我父亲再也等不得了，撑起油纸伞步行到华西坝。他在日记上记着：“虽初见，谈话亦随便不拘。君于国文英文教学均极关切，现在华大研究所，研究我国语文法。托其为馆中编《文法指导举隅》一稿，当承应允，云三四月内即可完成。谈一小时许而别。”叔湘先生牢记着这个日子，四十三年后写的《怀念圣陶先生》，就是从这次初见写起的。我核对了一遍，只发现吕先生把“下午”错成了“上午”；把介绍人朱先生错成了顾先生。我说的不会错，给吕先生初次写信约稿的前一天，父亲单邀朱先生，两个老友在家里吃酒长谈来着。跟顾先生在宴席上见面是八天前的事，不符合我父亲的急性子。
父亲离开教育科学馆的日子，在一九四二年的《蓉桂往返日记》中可以找到。那段日记长达三个月，从四月十五开始。那一天，傅彬然先生突然来看我父亲，说是奉范老太公之命，邀我父亲去桂林一游。父亲想去一趟也不错，许多老朋友已五年不见了，尤其挂念的是新从香港冒险归来的那一批。谈了几天，方知道是要他去桂林组织开明的编辑队伍，讨论出书方针。在大后方这张棋盘上，成都、重庆、贵阳、昆明、桂林五个眼已经占住，可是出不了新书，还像一爿只能贩运经销的书铺子。回想当时在汉口，悔不该把几个只会弄笔杆的人都遣散了。好在如今有不少聚集在桂林，即使改了行的，见了面闲谈还常常谈起旧开明来。能不能把编辑部重新组织起来呢？范先生邀我父亲去桂林，就为的同大家商量这件事。既然商量，定要他成，成了之后，脱不了身：我父亲的行事规律就是如此。他写了封信给郭厅长，说开明让他去桂林开会，没说定哪一天回所销假。郭厅长立刻派四位所里的同事，送了五百块钱旅费来。父亲说去桂林是为开明的事，不能用馆里的旅费，退了回去。郭厅长心里明白，连夜赶来叙别。一个没提辞职，一个也不好恳留：这才叫别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