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明汉口分店在交通路，临街的三开间三层楼，底层的前头是店面，后头是栈房；二层办公和会客；三层是职工宿舍。为上海总店部分内迁，雪舟先生早就租定了同样的一幢三层楼。三层就让我们家住了。二层接待南京分店撤下来的人、上海总店抽调来的人，不多几个。底层堆着从上海内迁的物资。雪村先生、洗人先生离开上海之前，费了许多周折，才向政府弄到两艘机帆船，安排好了，把内迁的物资分两批走运河运到镇江，再经长江运汉口。前一批到了，是纸型和纸张。后一批运的主要是向别家印刷厂租来的机器，却杳无音信。派人去镇江打听，回说船过白莲港，被日军劫去了。雪村先生和洗人先生忙着派人去重庆和桂林设点，撤销沦陷地区的分店，编辑部的事提不上议事日程。我父亲先约起《中学生》的稿子来，准备明年一月中旬复刊。趁约稿还没有到，一个人把《初中国文教本》第三、第四两册改妥了，准备发排。没想这些工夫全都白费。我们一家是到汉口团聚了，开明编辑部部分内迁的事却只能以后再议。奉调到汉口的几位同事被就地遣散，自谋出路。我父亲不肯特殊，拖着一家老小，也走上了流亡的道路。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租来的机器被劫，似乎不能成为理由。楼适夷先生白手起家，在汉口办了个大路书店；云彬先生后到，帮他编起了大受读者欢迎的《少年先锋》月刊。可是开明呢？真个是大有大的难处。为了在重庆建立办事处，开拓西南各省的营业，洗人先生入川去了。十二月十四，我父亲送他上了轮船。过了六天，雪村先生乘火车去广州，准备经香港赶回上海，去处理几笔重要债务。我父亲送他过江，上了武昌去广州的列车。在渡轮上对着一江浊浪，父亲想起八十天前，三个人把酒持螯，意兴飞扬来到汉口，如今却这么个收场，只有忍泪苦笑。
回到交通路住所，父亲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祖母年纪大了，看来只能走水路乘船。从地图上看，往南可以去长沙，往西可以去重庆。母亲赞成去重庆，说船票不好买，多方托人想想办法，分两批走也可以。正议论间，没想到决定性的一票却来自重庆。父亲有个表外甥叫刘仰之，在商务的重庆分店当经理。他已经见着洗人先生了，听说他娘舅一家困在汉口，就写了封快信来邀。这样一来，剩下的问题只是船票了，其实除了姑夫和雪舟先生，也无人可托。可巧母亲走在路上，对面来了一辆黄包车，车上的人好像是父亲的中学同学陆佩萱，好像听说过他在民生公司工作。母亲去民生公司一问，果然是他，在民族轮上当买办，见了同乡还很热和。母亲就老实讲明了要求。他说可以，今晚就在民族轮上见面，明天一早就开船。又说民族轮马力小，上不了三峡，只好在宜昌换船，到时候他会安排的。
天下真是好人多。母亲回来一说，大家手忙脚乱收拾行李，准备上船。父亲跟雪舟先生说了，雪舟先生如释重负，他说他会给宜昌的同行打电报，去旅馆给我们预订房间。父亲又给姑夫打电话。姑夫说要饯行也来不及了，他定要和姑母到码头上送行。父亲请他对玉书先生讲一声。不记得那天吃了晚饭没有，雪舟先生先派人把行李送上码头，他亲自送我们上了船。姑夫姑母和玉书先生也来了，送来不少让我们在路上吃的东西，还有四瓶绍兴。大家看我们住的是船头上的餐厅，都说比官舱还舒服多了。等送客的人全走了，父亲母亲才到买办室面谢陆佩萱先生。餐厅里乘了三家人，老小十七个。夜里摊开铺盖，沙发上，餐桌上，地板上，全睡满了人。早晨卷起铺盖，餐厅恢复原状，房舱的乘客们常来串门闲聊；电报室收到了重要新闻广播，也在这里口头宣布。船上供应一日三餐，房舱客人各自回舱用饭，我们却不用动窝。第三天晚饭后，突然传来南京陷落的消息，餐厅里立时煞静。大家肃立，竟想不出用什么形式，来表示如此巨大的屈辱和悲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