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承受（气而形成的）寿命有两种：一是恰好碰上（意外情况短命）的命，二是因身体强弱而造成的寿命长短的命。恰好碰上的意外情况，为被兵器杀死，火烧死，土压死，水淹死。体强长寿，体弱夭折，是说人承受气的厚薄多少。被兵器杀死、火烧死、土压死、水淹死，是以遇上的承受的意外情况来决定的命，这就未必有确定的日期。至于说人因身体强弱而造成的寿命长短，是以一百岁为界限，活不到一百岁，是因为承受的气本身不充足，如果承受的气多他的体质就强健，体质强健他的寿命就长；要是承受的气少他的体质就虚弱，体质虚弱寿命就短，寿命短就多病，短寿。刚生出来就死了，还没有出生就亡了，都是承受的气太少了的缘故。承受的气多，体质强健的人，必定能活满他的百岁寿限。至于说没有什么坎坷的遭遇，闲居在家，都会感到疲乏气短，气短而死，这是承受的气少，被用尽了的缘故。这与刚生出就死了，没有出生就亡了的，同属一种命，都因为承受的气不充足，不能自己活到一百岁。 人承受气，有的充实而坚强，有的虚少而软弱。充实坚强的，他的寿命就长；虚少软弱的，就会丧失他的生命。天地生出万物，万物中有的长不成；父母生下子女，子女有的长不大。万物长成了果实，却会枯死落下。人生出了子女，却会短命死亡。假使果实不枯死，也能够长到成熟；假使子女不死亡，也能够活到百岁。然而，长成了果实，生下了子女之所以会枯死短命，那是因为承受的气太稀薄，虽然他们形体完整了，但是由于他们承受的气虚而少，不能充满整个果实和身体。婴儿出生，哭喊声宏亮高亢畅通的就会长寿，声音沙哑低小的就会夭折。为什么呢？因为承受长寿、夭折的命，是由气的多少来决定它的。妇女少怀孕，子女就会存活，多生育，子女则活不成。那又为什么呢？因为生育少气充足，子女体质坚强；生育频繁气稀少，子女体质软弱。怀孕时，如果先前生下的孩子死了，人们就会认为这次所怀的胎儿活不成，于是命名它叫“殰”。他们的意思认为，早先生下来的孩子死了，（母亲必然很悲痛），所以悲伤时怀的胎儿就会失去他的正常寿命。生下孩子死过的人，所怀的胎儿不吉利，生育频繁，由于承受的气稀薄，胎儿不能形成。即使长成人的形体，也容易感染疾病受到伤害，而且唯独他比别人先得疾病，这种疾病唯独又治不好。 活到百岁，是人的正常寿限。不能活满百岁的，虽然不是正常寿限，但仍是寿命。比如人的身高一丈，是正常形体。所以称男子为丈夫，尊称老头，老妇为丈人。不满一丈的，就丧失了人的正常身高。即使丧失了人的正常身高，但仍就是人体。身高不能因为不满一丈的缘故，就说他不是人体，如同人的寿命不能因为不满一百岁的缘故，就说他不是寿命。不是天支配着人寿命的长短，而是人承受的气各有不同。这样说来，人是从天那儿承受气与命，能不能活满百岁，都相同。俗话说：“谋取王业不成，退一步大约能称霸。”霸业，比王业次一等。霸业本来应当达成王业的，就像人的寿命应当活到百岁一样。不能成就王业，退而称霸；不能活到百岁，缩短而为夭折。王业霸业同是治国之业，只是优劣的不同名称；长寿与短命同是承受一种气，只是寿命时间长短不同。 怎么知道不满一百岁死去的算夭亡呢？以百岁作人的正常寿命，是因为人身体的大小、高矮都一样（差不多）。百岁人的身体，与五十岁人的身体，没有什么不同。他们身体一样，血与气也相同。鸟兽与人有不同的形体，所以它们的生命长短与人的寿数不同。怎么能证明人的年龄以百岁为寿数呢？（百岁的人）世间是有的。儒者说：“社会太平的时候，人民身体高大，能活到百岁左右，那是由于阴气阳气调和而成的缘故。《尧典》上说：“我尧在位七十年。”寻求禅让找到了舜，舜被征召二十年后才即位。尧退位养老，八年后去世，到死时已是九十八岁。没有在位的时候，一定已经成人，如今计算岁数也该有一百多岁了。又说：“舜有三十岁，被召用二十年，在位五十年，到去各地巡游时才死。”应当有百岁了。文王对武王说：“我一百岁，你九十岁，我给你三岁。”那文王就是九十七岁死，武王是九十三岁死。周公，是武王的弟弟，兄弟相差不过十岁。武王死，周公摄政七年，还政退休养老，活到百岁上下。邵公，周公的兄长，到康王时，还做了太保，活了一百多岁。圣人承受的是和气，所以年龄都活到了百岁。阴气阳气调和使社会得到安定，天下太平，所以，太平社会多长寿的人。百岁的寿命，大概是人年龄的正常寿限，就像植物到秋死去，是植物生命的正常期限。人超过百岁死与不到百岁死也标志正常寿限。植物有的在秋天前死去，有的在秋天后死去，这也同有人超过百岁死，有人不到百岁死一样。植物秋前死与秋后死都算正常期限。植物有的长出地面而死，就像人刚出生而夭亡。植物有的过了秋天不死，也同人的年龄超过百岁达到三百岁一样。传说老子有二百多岁，邵公有一百八十岁。高宗在位一百年，周穆王在位一百年，加上没有在位的时间，都超出了一百三四十岁了。参考资料：
世人议论做好事的福至，干坏事的祸来。福与祸的报应，都由天定。人做出来，由天报应。公开做了好事，君主会奖励他的操行；暗中做了好事，天地会报应他的德行。不论贵、贱、贤、愚的人，没有认为不是这样的。由于他们不仅看见过去的事例有文字记载，又看见做好事的人时常得福，所以就相信了，认为确实是这样。这话或许是圣贤想规劝人们做好事，用一定会行善得福，为恶遭祸的说法，来表明有德必得好报；或许是做好事的人当时碰巧得福，遇见这种情况的人就认为行善得天好报这种情况是确实的。如果按照实际情况来判断，怎么会有上天赐福保佑的事呢？ 楚惠王吃凉酸菜发现有蚂蟥，于是就吞食了，之后腹部得病不能吃东西。令尹问安道：“君王怎么得这病的？”惠王回答说：“我吃凉酸菜发现有蚂蟥，想如果责备厨师而不治他们的罪呢？这是破坏法令而使自己威严建立不起来的做法，我没有这样做的原因是怕百姓知道。要责备并给予他们惩罚呢？那厨师和管膳食的人按法律都该处死，心又不忍。我害怕左右的人看见，于是就吞食了。”令尹离开自己的座位再次叩拜并恭贺说：“我听说天道是没有亲疏的，只帮助有德行的人。君王具有仁德，靠天的帮助，病不会造成伤害。”这天晚上，惠王去后宫厕所排出了蚂蟥，同时病了很久的心腹积块也全都痊愈了。所以上天是爱护有德行的人的，这还能说不清楚吗！我说，这是句假话。 考察惠王吞吃蚂蟥，可以看出他是不贤明的君主。有不贤明的德行，上天不会保佑。为什么呢？惠王不忍心责备冷酸菜中有蚂蟥的事，恐怕厨师和管膳食的人按照法律都被杀掉。一国的君主，独断全国的奖励与惩罚；而赦免罪人的权力，也是君主所掌握。惠王用通常责备酸菜中为什么会有蚂蟥的作法，厨师和管膳食的人都该被依法处死，然而最终能不因饮食问题把人处死，并赦免，不判罪，其恩惠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厨师的罪过被发觉而没有杀他，自然会自新，改过以后不再犯。惠王宽恕小罪，使地位低微的人保全了性命，自身也会平安而不生病。现在则不是这样，惠王硬吃下有害自己的东西，让管理膳食的臣子不知道自己的过错，失去了统治臣民的威严，可见没有制止错误的意思，这是不贤明之一。即使厨师和管膳食的人调味不当，或把尘土落在酸菜中，大小如虱子的卵，不是一般注意力所能察觉，不是眼睛所能看见，在推究动机定罪时，没有揭发他的过错，就可以说是极大的恩惠了。现今蚂蟥体宽可以用分来计算，身长可以用寸来衡量，掉在凉酸菜中，就是瞎了一只眼也还能看见，臣子对君王没有怕惧，又不恭敬，挑选洗涤不小心，罪过极大。而惠王却不责备，这是不贤明之二。酸菜中不该有蚂蟥，不能吃就应扔在地上；如果怕左右侍臣看见，可以把它揣在怀里，然后丢在隐蔽的地方，完全可以使蚂蟥不被人看见，又何必吃下去呢？如果不能吃的东西误落在酸菜中，难道能再悄悄地硬吃下去吗？这是不贤明之三。有不贤明的德行，而上天保祐他，这是上天善报保佑不贤明的人。 不忍心责备厨师和管膳食的人就吞食蚂蟥，世人于是认为贤明。贤者的操行，大多像吞食蚂蟥之类，吞下蚂蟥天就解除他的病，这样贤者永远不会生病。像这样的贤者品德太差，不足以称道。圣人的道德纯厚，操行很少有不对的地方，做出怜悯人的德行，以宽容人过失的事，一定很多。然而周武王有病，孔子生病，天保祐人，为什么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呢！ 或许是惠王吞下蚂蟥，蚂蟥正好自然被排出。人吃了活的东西在肚子里没有不死的，因为腹中是热的。刚吞下的时候，蚂蟥没有死，由于腹中热，蚂蟥翻动起来，所以腹中感觉疼痛。一会儿蚂蟥死了，腹痛也就停止。蚂蟥的本性吸血，惠王心腹的积块，大概是瘀血。所以吸血的虫死了，瘀血的病也就痊愈了。就像野猫本性吃老鼠，人得了鼠病，吞吃野猫就会自动痊愈一样。物类相互克制，开方配药正是利用它们相克的特点。吃下蚂蟥病痊愈了，这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人吃了活的东西在肚子里没有不死的，死后没有不被排出的。死后蚂蟥被排出，怎么能是天保祐呢！令尹看见惠王有怜悯人的品德，知道蚂蟥进入人腹中肯定要死，然后被排出体外，于是又叩拜又恭贺惠王的病不会造成伤害，是要显示自己知道未来的客观规律，以讨惠王的心欢喜，这跟子韦说宋景公说了三句怜惜人的话火星就会移动离开心宿，太卜在齐景公面前吹嘘自己能使地震动，没有两样。 宋国有个人喜欢做好事，祖孙三代都不懈怠。家中不知道什么缘故黑牛生了白犊，便去问孔子。孔子说：“这是吉祥的征兆，用它去祭鬼神。”于是立刻用白犊去祭祀。过了一年，他父亲的眼睛无缘无故地瞎了。之后，黑牛又生了一头白犊，他父亲又让他儿子去问孔子。孔子仍然说：“是吉祥的征兆，用它去祭鬼神。”又立即用白犊去祭祀。过了一年，他儿子的眼睛又无缘无故地瞎了。那之后楚国攻打宋国，包围了宋城。在这时候，彼此交换孩子来吃，劈开人骨来烧。就唯独因为他父子双眼都瞎了的缘故，可以不登城守卫。等楚军退去，城的包围解除了，他父子的眼睛一齐恢复了视力。这就是修善积德天神报应的证明。我认为，这是假话。 宋人父子修善像这样，天神报答他们，为什么一定要让他们先瞎然后再恢复视力呢？眼睛不瞎经常看得见，就不能保护他们吗？这样天神不能保护眼睛不瞎的人，那么也就不能用使人失明的办法来保护人了。假使宋国与楚国的君主使两军交锋兵器都用钝了，战士流血死掉，被俘虏，死去回不了家，他们却因眼瞎的缘故，能脱身不去打仗，可以说是天神报答他们了。如今宋军与楚军相互围攻，两军并没有交锋，宋国大臣华之与楚军大将子反口头达成协议各自退兵，双方军队都完整地撤回，武器的锋刃没有用坏的。即使有登城的战斗，也没有死亡的威胁。说善人得报应指的是登城守卫这段时间吗？如果当时他们不瞎，也还是不会死。眼睛瞎不瞎，一样能摆脱而免死。天神让他们瞎了眼，对行善的人有什么好处呢！在宋国缺乏粮食的时侯，瞎了眼睛的人家，难道能独家富裕吗？一起参与登城守卫的人家都交换孩子来吃，劈人骨来烧的时候，反而因贫困偏偏瞎了眼看不见东西的，却成了天神报应保祐的人，真是违背了善恶的实际情况。或许是宋人父子以前正好自己因为风寒发病瞎了眼，楚军围城解除之后，失明碰巧自己好了。世人看见他们父子做好事，又用二头白犊祭祀，宋军与楚军相互攻打，唯独他们没有登城守卫，包围解除以后，他们父子的眼睛又都恢复了视力，就说这是修善的报应，得到了鬼神的保祐。 楚国令尹孙叔敖是孩子的时候，看见了两个头的蛇，于是把它杀死并埋掉。回家对着他母亲哭泣。母亲问他原因，回答说：“我听说遇见两个头的蛇的人会死。刚才出去，碰见了两个头的蛇，恐怕就要撇下母亲死去，因此哭泣。”他母亲说：“现在蛇在什么地方？”回答说：“我恐怕后来的人看见，就杀掉埋了。”他母亲说：“我听说暗中有德行的人，天会以福佑报答他。你一定不会死，天肯定要报答你的。”孙叔敖终于没有死，并做了楚国的令尹。埋掉一条两头蛇，得到二次保祐，天报应做好事的人，这是明明白白的。我认为，这是假话，因为看见两个头的蛇就会死，这是老百姓说的；暗中有德行的人，天会报答他福禄，这是老百姓的议论。孙叔敖相信老百姓的话埋掉两头蛇，他母亲相信老百姓的议论，认为一定会有好报，这就是说人的生死不决定于命，而决定于一条两头蛇的死活。 齐国孟尝君田文因为五月五日出生，他父亲田婴责怪他母亲说：“为什么要养活他呢？”孟尝君长大后问他父亲：“你不愿抚养五月出生的孩子，为什么呢？”田婴说：“五月出生的孩子长到跟门一样高，就会克死他的父母。”孟尝君反问道：“人命由天决定呢？还是由门决定呢？如果由天决定，你担忧什么！如果由门决定，那就应该把门增高，谁还能长到跟门一样高！”后来田文长得跟门一样高，而田婴并没有死。所以五月养孩子的忌讳，没有被验证。讨厌看见两个头的蛇，就像讨厌五月养孩子一样。五月养孩子，他的父亲没有死，就知道看见两头蛇的人，没有祸害。由此说来，看见两头蛇本来不会死，并不是他埋掉两头蛇的缘故。埋掉一条两头蛇，能得到二次保佑，如果埋掉十条两头蛇，要得到几次保祐呢？埋掉蛇是怕别人再看见，这是孙叔敖的贤行。贤人的贤行，难道只有埋蛇一桩事情吗？在埋蛇以前的时间里，应该已做了很多的好事。从天那里禀承了善性，一举一动都会是贤行。有贤行的人，应该见到吉祥的东西，不应该只看见会克死人的两头蛇。难道是孙叔敖还没有见到蛇的时候就有罪恶，天想杀他，见他埋掉两头蛇，解除了他的罪过，是天使他活下来的吗？石头本性坚硬，兰草生来幽香，如果说孙叔敖的贤行只在埋蛇的时候，那就不是生来就从天那儿禀承了善性。 儒家的门徒董无心，墨家的弟子缠子，相互见面交流学术思想。缠子称颂墨家尊重鬼，因此招致秦穆公有贤明的德行，上帝赏他多活十九年。董子以尧、舜没有受到上帝赏给的年寿，桀、纣也没有夭折来进行反驳。尧、舜、桀、纣的时代就算久远，姑且用秦穆公、晋文公来辩驳。谥号是人生前行为的写照，朝廷考察生前的行为，作为死后的谥号。“穆”是行为错乱的称号，“文”是有道德、贤惠的标志。为什么有错乱的行为，上天赏给他年寿；而有道德、贤惠操行的，上天却要缩短他的寿命呢？考察一下秦穆公的霸业超不过晋文公，晋文公的谥号比秦穆公美。天不给晋文公增加寿命，而偏偏赏给秦穆公的年寿，这说明天对人报应的错乱，跟秦穆公的行为一样。天下的好人少，坏人多。好人遵循道义，坏人违反天意。然而坏人的命长，好人的命短。天不要好人常享有一百年的寿命，坏人早死短命，这是为什么呢？参考资料：
本书《程材》评论的问题，只评论了才能和操行，没有评论儒生和文吏在学问和知识方面的差异。儒生之所以超过文吏，是学问一天一天地增多，通过培养和引导，精心培养了他们的才能。所以学习是为了改变自己的感情和本性，使自己的才能和品德完善起来。才能和品德完备了，他们比起那些同样精心下过工夫的文吏，衡量起来要高明得多。穷人和富人，都拿一百钱送人，一齐作葬礼给办丧事的人家。知道他们情况的人，晓得穷人家只能提供一百钱，认为富人家富足而有多余；不知道他们情况的人，看见钱都是一百，认为钱财贫富都一样。文吏与儒生与这种情况相似。他们都是掾史，都管理一个部门，地方长官了解他们的，知道文吏与儒生文字水平相同，但儒生心里的学问，还多得很；不了解他们的，认为都是下属官吏，知识的深浅多少是同一个水平，这就太不符合实际情况了。地生性长草，山生性长树。如果地栽上冬葵与韭菜，山上种下枣树与栗树，命名叫美园茂林，就不再跟相同的普通地和山一样了。文吏与儒生的情况跟这差不多。他们都有才能，都使用笔墨，但是儒生多有先王之道。先王之道，不仅仅是冬葵、韭菜、枣树、栗树这类普通的东西可比。普通妇女的手，纺纱织布，如果有人有特殊本领，织锦刺绣，就命名叫卓殊，不再跟普通妇女同类了。儒生与文吏，衡量他们的才能，儒生多有经传的学问，就像妇女有擅长织锦刺绣的特别本领一样。 穷人好胡作非为而富人遵守礼节，是由于穷人贫困而富人富足的缘故；儒生不为非作歹而文吏喜欢作恶，是因为文吏缺乏道德而儒生具有仁义的缘故。穷人和富人，都是宾客，接受主人的恩惠，富人不感到惭愧而穷人常感到惭愧，是由于富人有用来报答的东西，而穷人没有用来回报的东西。儒生和文吏都以长吏作为自己的主人。儒生接受长吏的俸禄，用先王之道帮助长吏作为报答，文吏腹中空空，没有仁义的学问，占着官位，享受俸禄，始终没有东西来报答长吏，这可以说是占着位子白吃饭。素就是空，空虚没有道德，又吃别人的俸禄，所以叫做白吃饭。没有先王之道和技艺本事，又不懂得政治，沉默地坐在朝廷上，不能谈论国家大事，跟尸人没有两样，所以叫做尸位。这样就把文吏称作“尸位素餐”的人。占着重要位子，享受着好的待遇，看见地方长官到处作恶，怎么会向他们上书论述利害得失呢？一是他们不能看清是非，二是他们害怕惩罚不敢直说。《礼记·表记》上说：“感情要真诚，言词要美妙。”那些能够竭力进谏的人，文章写得不好，有骨无肉，修饰润色不够，违反了地方长官的意旨，于是就遭到疏远。为地位而争斗的人不可能树立功绩和名声，贪图爵位俸禄的人不可能对长吏进谏。文吏贪图爵位俸禄，一旦当官，就想谋取私利以作自己享受，就想凭着权势掠夺榨取别人的财物，而不替地方长官显扬仁义，即使看见滔天的罪恶，怎么又肯揭发出有点滴罪行的话来呢？他们像这样处理事务，凭什么把自己从“尸位素餐”的指责中解脱出来呢？儒生学习大道理，用先王之道来帮助地方长官，要是不能这样就辞官退隐，他们有重臣的志向，用经书上的道理勉励自己要有公正的操行，是敢于进谏的人，但其地位又离地方长官很远。地位疏远却硬要接近并谏阻地方长官，《礼记·表记》上说这种人是在巴结、奉承，这就是郡县官府中常常空无贤人的缘故。 有人说：“文吏有写文书、章奏的能力，而且能处理好公文，研究和处理烦杂的事务，即使没有学习先王之道，但筋力才能都为朝廷用尽，这也是报答长吏的证明。”我说：这有点像穷人欠了官府很多债，由于贫穷无法偿还，就亲自去为官府服劳役来抵债，这样债才能还清。给官府服劳役，不是盖房子就是筑墙壁。盖房子则用斧斤，筑墙壁则用筑锸。扛斤斧，把筑锸，与那握刀拿笔有什么两样呢？假如说能处理文书就是报答长吏的证明，那么这些建造房屋墙壁的人也算报答了长吏。都是替官府服役，刀笔、斧斤、筑锸的作用是一样的。用布换丝，交换有无，各自得到希望的东西。儒生用先王之道换俸禄，文吏没有交换的东西，拿什么来交换呢？农、商是不同的行业，所积储的货物，不应该一样，盘算下它们的精粗，计算下它们的多少，要是它们远远超出别人就被称叫富人。富人在社会上，同乡的人都很羡慕他们。其实先王之道，不仅仅是农商那点货物，它能帮助长吏建立功绩和进行教化，不仅仅是财富多能远远超过别人的那点荣誉。况且儒生的事业，岂只是在数量上超过别人呢！他们自身锻炼，心地光明，看得清是非，这些特别值得珍贵。 “蒸”与山上的树干是同样东西，伐木做蒸，拿火来烤，用烟火的热量把它全部烤透，于是光泽色润，在堂屋里点亮它，光芒照耀得很广阔，这是火灶的效用施加于它的缘故。绣没有刺，锦还没有织，跟普通的丝帛，有什么两样呢？刺上五颜六色精致的花纹，用针和丝线绣上各种装饰图案，花纹图案绚丽多彩，有斧形、“亚”形、野鸡以及山、龙、日、月等许多图案。学士有文采，就像丝帛刺上五颜六色精致的花纹一样。其实学士的本质不会超过一般人，但学问积累以后，就超过很多了。植物的果实没有内核叫做郁，没有用刀斧加工过的木材叫做朴。文吏不学经书上教的东西，就跟果实没有内核一样。这种像“郁朴”的人，能与谁比呢？制骨器要切，作像牙器要瑳，造玉器要琢，做石器要磨，经过切磋琢磨加工，才能成为珍贵的器物。人学问知识才能的形成，就像骨器、象牙器、玉器、石器要经过切、切、琢，磨加工才能成就一样。有了这种才能，即使自己想不被任用，贤明的君主又怎么肯舍弃他呢？孙武与吴王阖庐，都是世上善于用兵的人，如果有人学会了他们的兵法，打仗一定会胜利。不懂得列队摆阵，不知道搏击刺杀方法的人，强行让他指挥军队，军队就会失败覆灭，这不是孙武、阖庐的用兵方法。 谷类开始成熟叫粟。把它放在臼里舂，簸去瘪谷和糠壳，再放到甑里蒸，下面用火烧，蒸熟成饭，才香甜可吃。能吃的东西吃了，才味美长出肌肉显得丰满。粟没有舂成米，米没有蒸成饭，气味是生的还没有成熟，吃了会伤人。人不学习，就像谷类没有长成粟，米没有蒸成饭一样。知识和思想混乱贫乏，就像吃了生的谷类，气损伤人一样。学士在学问上下功夫磨炼，在老师教导下成熟起来，本身才变得对社会有好处，这就跟谷类最后蒸熟成饭，吃了能长出丰满的肌肉一样。铜和锡没有开采出来，在石头中间，经过工匠的开凿挖掘，炉火风箱的冶炼和铸造，才成为器具。没有经过炉火风箱的冶炼，称作积石。积石跟那路边的瓦片、山里的碎石，实际上是一样的。所以谷类没有舂过、蒸过叫粟，铜没有冶炼和铸造过叫积石，人没有学问叫矇。没有学问愚昧的人，就是竹木之类，竹子长在山上，树木生在树林，不知道要被用到那里。截断竹子做成竹筒，花破竹子可以做成竹简，用笔墨在上面书写，才成为文章，长的竹简写经，短的竹简作传记。断开木头做成椠，剖开椠做成板，用力加工刮削，才能成为写奏章的木简。竹子与木头都是粗糙的东西，经过雕琢刻削，才能成为器物使用。何况人怀有天地给的本性，是最可贵的呢！ 不入老师门下，没有经传的教导，就像郁朴样的东西，不懂得礼义，站在朝廷上，就像树根竹竿，立根木柱之类一样，那有什么好处呢？山野的草很茂密，用镰刀割掉，才能成为道路。读书人没有熟悉先王之道的时候，邪恶还没有除去，就像山野的杂草乱木还没有砍去割掉，不能成为道路一样。染煮过的布帛，叫做采，是高贵吉祥服装的材料。没有染煮加工过的，叫縠粗，縠粗不吉祥，是死了人才穿的。人没有学习先王之道，在朝廷做官，他不会给朝廷带来益处，就像死了人穿粗糙的衣服不会带来吉祥一样。 能加工房柱屋梁的，叫做木匠。会凿穴打洞的，叫做土匠。能修饰文书的，叫做史匠。文吏的学问，只是学习办理公文，应该和木匠、土匠同类，怎么能跟儒生相比呢？御史办理文书，不出一点差错。主管祭祀的官吏陈列祭品，不会摆错行列。那些办理公文，摆祭品很熟悉的人，也是事先学过的，可是人们看不起他们，因为他们掌握的是低贱的本领，担任的不是人们尊重的重要职务。没有经学的根基，只有耍笔杆微不足道的本事，这就是大道理懂得不够而小伎俩太多，即使说我的学问多，有御史的智慧，主管祭祀官吏的聪明也罢。吃黍粱饱与吃糟糠饱，虽然都说吃饱了，但对人起的滋养作用不同。儒生和文吏，学到的东西都声称很熟练，但他们对于朝廷，好处是不一样的。 郑国子皮让尹何治理政治，子产以一个人不会拿刀而让他去割东西常常会割伤自己作比喻。子路让子羔做费邑的地方长官，孔子说：“害了别人的子弟。”这都是因为他们年轻没有学习，不懂得先王之道。就像医师没有医术，说：“我能治病。”别人问他：“用什么来治病呢？”回答：“用心意。”病人一定不会相信他。官吏不懂经学，说：“我能治理老百姓。”别人问他：“拿什么来治理老百姓呢？”回答：“用才能。”这跟医师没有医术，用心意来治病一样，老百姓怎么肯信赖，君主怎么能信任和使用他呢？手里没有钱，到市场上去，假使老板问：“钱在哪里呢？”回答说：“没有钱。”老板一定不肯给东西。看来，心中没学问，就像手里没有钱，想要君主信任、使用，老百姓信赖，怎么行呢？参考资料：
儒者评论说：“天地有意识地创造了人。”这话荒诞不实。认为天上与地上的气相结合，人就偶然地自己产生了，如同丈夫与妻子的气相结合，孩子就自己出生一样。其实，丈夫与妻子的气相结合，并不是当时想生孩子，而是情欲冲动在一起，在一起就生下了孩子。夫妻尚且不有意识地生孩子，由此可知天地也不会有意识地创造人。这样说来，人生在天地之间，就像鱼生在深水里，虱子下蛋长在人身上一样，是凭借气而出生，是同种类东西相繁殖。万物产生于天地之间，都是同样的情况。 有人说：“天地不是有意识地创造人，而是人偶然自己产生的。若是这样，议论这类事情的人为什么说‘天地像熔炉，万物像炼出来的铜，阴阳二气像炭火，自然变化像冶炼工人’呢？考察一下，制陶和冶炼工人他们是用火冶炼锻烧器物，器物是有意做成的。现在却说天地不是有意识地创造人，而是人偶然自己产生的，难道说制陶和冶炼工人不有意做器物，器物会偶然自己形成吗？可见，打比方与事实不相应，不能算讲清楚了；写文章与事实不符合，也不能说是正确的。”我以为：上面这些比喻只能说明人承受自然之气是不可能完全一样，就像熔化的铜注进模子，烧制的陶器所得到的火一样各不相同，而并不是说天地创造人跟制陶器和冶炼铜一样是有意识的。打比方，人们都是引用人和事作比喻。每个人、每件事，都是一个整体，不能把它们截然分开来作片面理解。用眼睛看头顶的东西，头不能不动；用手量脚底的长短，脚不能不动。因为眼睛跟头同在一个身体上，手与脚也同在一个身体上都是相互关联的。现今制陶和冶炼工人最初用水搅拌粘土作器物，一定要把坯子或模子做成器形，这是有意作的；然后烧炭生火，一定要管好炉灶，掌握好火候，这也是有意识做的。至于铜器冶炼不能都成功，陶器烧制不能都精美，这是因为它们不能都完全由人有意识地生产出来。天不能有意识地创造出人，那么它创造万物，也不可能是有意识的。天上与地上的气相互结合，万物便偶然地自己产生了。翻土，除草，播种，是有意识这样做的，至于庄稼成熟不成熟，则是偶然由自然决定的。拿什么来证明？如果天是有意识地创造万物，应当叫它们相亲相爱，不应当让它们相互残害。 有人说：“金、木、水、火、土五种气体，是天用来创造万物的。因此万物中包含了这五种气体，这五种气体相互循环克制所以万物间也相互残害。”我以为：如果天能有意识地创造万物，天就应当只用一种气体造就万物，叫它们之间相亲相爱，不应当让五种气体，反复使之相互克制伤害。 有人说：“天想使万物成为可用的东西，所以才让它们互相残害。使万物互相残害，正是为了让它们相互依存。因此天用五行之气造就万物，人又用万物做成各种各样的事。可见不能互相制约，就不能互相有用；不能相互残害，就不能各自成为有用的东西。金不伤害木，木不能成为有用之物；火不冶炼金，金不会成为器皿。所以各种物体相互残害又相互产生有利效果。有血的动物，互相取胜，制服对方，互相对咬，互相吞食，这都是五行之气使它们如此的。”我要问：天造就万物想使它们相互成为有用的东西，不能不互相残害，于是就产生虎、狼、蝮蛇以及蜂、虿之类动物，全都来残害人，那么天是不是又想让人成为它们享用之物呢？一个人的身体里，有五行之气，所以一个人的行为，有仁、义、礼、智、信五种操行。仁、义、礼、智、信五种道德规范，也是金、木、水、火、土五行的道义。五脏在人体内，所以人体五行之气都具备。照议论者的说法，有血的动物，都有五行之气，就相互残害。那么一个人的身体，具有五脏，难道它们各自也要互相伤害吗？一个人的操行中，具有仁和义两个道德观念，难道也要自相危害吗？再说，金、木、水、火、土五种气相互残害，有血动物相互取胜，制服对方，又在什么地方有过验证呢？ 有人说：“寅属木，其动物属虎。戌属土，其动物属犬（狗）。丑、未也属土，丑的动物属牛，未的动物属羊。木克制土，所以犬与牛羊都被虎所制服。亥属水，其动物属猪。巳属火，其动物属蛇。子也属水，其动物属鼠。午也属火，其动物属马。水克制火，所以猪吃蛇。火被水害，所以马吃鼠屎就腹胀。我以为：果真像议论者说的，有血的动物，也有相互争斗取胜的证明。午属马。子属鼠。酉属鸡。卯属兔。水克制火，鼠为什么不去追赶马？金克制木，鸡为什么不去啄食兔子？亥属牛。未属羊。丑属牛。土克制水，牛羊为什么不杀死猪？巳属蛇。申属猴。火克制金，蛇为什么不吃猕猴？猕猴怕鼠。鼠属水，猕猴属金。水不能克制金，那猕猴为什么害怕老鼠？咬猕猴的是狗。戌属土。申属金。土不能克制金，猴又为什么怕狗呢？东方属木，其星属苍龙。西方属金，其星属白虎。南方属火，其星属朱鸟。北方属水，其星属玄武。天有苍龙、白虎、朱鸟、玄武“四星”的精气，所以在地上造就出龙、虎、鸟、龟“四兽”的身体。有血动物，以四兽为头领，因为四兽所具有五行之气最显著。考察龙与虎相遇不会相互残害，鸟与龟碰上也不会相互伤害。用四兽来验证，用十二地支代表的动物来考察，所谓具有五行之气的动物按五行的性质要相互克制，就更加不符合事实。 凡是万物都互相克制残害，有血动物则相互争斗取胜，至于它们互相吞食，是由于因牙齿的锋利与不锋利，体力的强弱，动作的灵巧敏捷，气焰声势勇猛凶暴的缘故。像人在社会上，势力不相等，力量不平均，自然要互相争斗取胜，互相制服。以力量相互制服，于是用刀相互残害。人用刀相互残害，就像动物用齿、角、爪、牙互相争斗刺杀一样。那力量强大犄（j9基）角锋利，气势猛烈牙齿很长的，就能取胜；气势弱小脚爪很短，胆量小的脚爪不锋利的，就只好屈服，恐惧。人有勇敢的有怯懦的，所以打仗有胜利的有失败的，胜利的不一定禀受过金气，失败的不一定承受了木气。孔子害怕阳虎，据说见了他汗流浃背要向后退着走，阳虎未必脸白属金，孔子也未必面青属木。鹰隼（s（n损）之攻击斑鸠麻雀，鸱鸮之啄食天鹅大雁，未必鹰隼、鸱鸮生在南方属火而斑鸠、麻雀、天鹅、大雁产在西方属金，而是由于这些飞禽体力凶猛与怯弱相互争斗取胜，制服的结果。 在一间堂屋里，必定有争论的人。在一乡之中，必定有打官司的人。打官司肯定有曲直，争论一定有是非。错误的理亏的算失败，正确的有道理的算胜利。也可能有的以口才好，擅长辩论，言辞清楚流畅而取胜；有的则因言辞无力表达迟钝，口吃语言不连贯而遭失败。以口舌争论、打官司，就像用剑戟争斗一样。锋利的剑长柄的戟，加上手脚有力敏捷肯定取胜；钝刀短矛，加之手脚缓慢迟钝肯定要失败。万物相互争斗取胜，有的靠身体力量，有的靠气焰声势，有的靠动作灵巧敏捷。动物小而有气势，口脚又敏捷，就能以小而制大；动物大而没有骨力，犄角、翅膀又没有力量，就只好以大而顺服小。喜鹊能吃刺猬的皮，博劳能吃掉蛇，是因为刺猬和蛇的行动不敏捷。蚊虻的力量不如牛马，牛马反而被蚊虻困惑，是因为蚊虻如此有气势。鹿的犄角，足够用来触伤狗；猕猴的手，足够用来捕捉鼠。然而鹿却被狗制服，猕猴却被鼠制服，是由于它们的角和爪不锐利的缘故。所以十围大的牛，被牧童所驱使；几仞长的象，被越族儿童所管束，都是因为它们身体不灵活的缘故。因此身体能灵便，就可以以小胜大；不灵便，就会以强壮被瘦弱制服。参考资料：
操行有常贤，仕宦无常遇。贤不贤，才也；遇不遇，时也。才高行洁，不可保以必尊贵；能薄操浊，不可保以必卑贱。或高才洁行，不遇退在下流；薄能浊操，遇，在众上。世各自有以取士，士亦各自得以进。进在遇，退在不遇。处尊居显，未必贤，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故遇，或抱洿行，尊於桀之朝；不遇，或持洁节，卑於尧之廷。所以遇不遇非一也：或时贤而辅恶；或以大才从於小才；或俱大才，道有清浊；或无道德而以技合；或无技能，而以色幸。 伍员、帛喜，俱事夫差，帛喜尊重，伍员诛死。此异操而同主也。或操同而主异，亦有遇不遇，伊尹、箕子，是也。伊尹、箕子才俱也，伊尹为相，箕子为奴；伊尹遇成汤，箕子遇商纣也。夫以贤事贤君，君欲为治，臣以贤才辅之，趋舍偶合，其遇固宜；以贤事恶君，君不欲为治，臣以忠行佐之，操志乖忤，不遇固宜。 或以贤圣之臣，遭欲为治之君，而终有不遇，孔子、孟轲是也。孔子绝粮陈、蔡，孟轲困於齐、梁，非时君主不用善也，才下知浅，不能用大才也。夫能御骥騄者，必王良也；能臣禹、稷、皋陶者，必尧、舜也。御百里之手，而以调千里之足，必摧衡折轭之患；有接具臣之才，而以御大臣之知，必有闭心塞意之变。故至言弃捐，圣贤距逆，非憎圣贤，不甘至言也。圣贤务高，至言难行也。夫以大才干小才，小才不能受，不遇固宜。 或以大才之臣，遇大才之主，乃有遇不遇，虞舜、许由、太公、伯夷是也。虞舜、许由俱圣人也，并生唐世，俱面於尧。虞舜绍帝统，许由入山林。太公、伯夷俱贤也，并出周国，皆见武王；太公受封，伯夷饿死。夫贤圣道同，志合趋齐，虞舜、太公行耦，许由、伯夷操违者，生非其世。出非其时也。道虽同，同中有异，志虽合，合中有离。何则？道有精粗，志有清浊也。许由，皇者之辅也，生於帝者之时；伯夷，帝者之佐也，出於王者之世，并由道德，俱发仁义，主行道德，不清不留；主为仁义，不高不止，此其所以不遇也。尧溷，舜浊；武王诛残，太公讨暴，同浊皆粗，举措均齐，此其所以为遇者也。故舜王天下，皋陶佐政，北人无择深隐不见；禹王天下，伯益辅治，伯成子高委位而耕。非皋陶才愈无择，伯益能出子高也，然而皋陶、伯益进用，无择、子高退隐，进用行耦，退隐操违也。退隐势异，身虽屈，不愿进；人主不须其言，废之，意亦不恨，是两不相慕也。 商鞅三说秦孝公，前二说不听，後一说用者：前二，帝王之论；後一，霸者之议也。夫持帝王之论，说霸者之主，虽精见距；更调霸说，虽粗见受。何则？精遇孝公所不欲得，粗遇孝公所欲行也。故说者不在善，在所说者善之；才不待贤，在所事者贤之。马圄之说无方，而野人说之;子贡之说有义，野人不听。吹籁工为善声，因越王不喜，更为野声，越王大说。故为善於不欲得善之主，虽善不见爱；为不善於欲得不善之主，虽不善不见憎。此以曲伎合，合则遇，不合则不遇。 或无伎，妄以奸巧合上志，亦有以遇者，窃簪之臣，鸡鸣之客是。窃簪之臣，亲於子反，鸡鸣之客，幸於孟尝。子反好偷臣，孟尝爱伪客也。以有补於人君，人君赖之，其遇固宜。或无补益，为上所好，籍孺、邓通是也。籍孺幸於孝惠，邓通爱於孝文，无细简之才，微薄之能，偶以形佳骨娴，皮媚色称。夫好容，人所好也，其遇固宜。或以丑面恶色，称媚於上，嫫母、无盐是也。嫫母进於黄帝，无盐纳於齐王。故贤不肖可豫知，遇难先图。何则？人主好恶无常，人臣所进无豫，偶合为是，适可为上。进者未必贤，退者未必愚；合幸得进，不幸失之。 世俗之议曰：“贤人可遇，不遇，亦自其咎也：生不希世准主，观鉴治内，调能定说，审词际会。能进有补赡主，何不遇之有？今则不然，作无益之能，纳无补之说，以夏进炉，以冬奏扇，为所不欲得之事，献所不欲闻之语，其不遇祸幸矣，何福佑之有乎？” 进能有益，纳说有补，人之所知也；或以不补而得佑，或以有益而获罪。且夏时炉以炙湿，冬时扇以火。世可希，主不可准也；说可转，能不可易也。世主好文，己为文则遇；主好武，己则不遇。主好辩，有口则遇；主不好辩，己则不遇。文主不好武，武主不好文；辩主不好行，行主不好辩。文与言，尚可暴习；行与能，不可卒成。学不宿习，无以明名。名不素著，无以遇主。仓猝之业，须臾之名，日力不足。不预闻，何以准主而纳其说，进身而托其能哉？昔周人有仕数不遇，年老白首，泣涕於涂者。人或问之：“何为泣乎？”对曰：“吾仕数不遇，自伤年老失时，是以泣也。”人曰：“仕奈何不一遇也？”对曰：“吾年少之时，学为文。文德成就，始欲仕宦，人君好用老。用老主亡，後主又用武，吾更为武。武节始就，武主又亡。少主始立，好用少年，吾年又老，是以未尝一遇。”仕宦有时，不可求也。夫希世准主，尚不可为，况节高志妙，不为利动，性定质成，不为主顾者乎？ 且夫遇也，能不预设，说不宿具，邂逅逢喜，遭触上意，故谓之遇。如准主调说，以取尊贵，是名为揣，不名曰遇。春种谷生，秋刈谷收，求物物得，作事事成，不名为遇。不求自至，不作自成，是名为遇。犹拾遗於涂，摭弃於野，若天授地生，鬼助神辅，禽息之精阴庆，鲍叔之魂默举，若是者，乃遇耳。今俗人即不能定遇不遇之论，又就遇而誉之，因不遇而毁之，是据见效，案成事，不能量操审才能也。
凡人仕宦有稽留不进，行节有毁伤不全，罪过有累积不除，声名有暗昧不明，才非下，行非悖也；又知非昬，策非昧也；逢遭外祸，累害之也。非唯人行，凡物皆然，生动之类，咸被累害。累害自外，不由其内。夫不本累害所从生起，而徒归责於被累害者，智不明，暗塞於理者也.物以春生，人保之；以秋成，人必不能保之。卒然牛马践根，刀镰割茎，生者不育，至秋不成。不成之类，遇害不遂，不得生也。夫鼠涉饭中，捐而不食。捐饭之味，与彼不污者钧，以鼠为害，弃而不御。君子之累害，与彼不育之物，不御之饭，同一实也，俱由外来，故为累害。 修身正行，不能来福；战栗戒慎，不能避祸。祸福之至，幸不幸也。故曰：得非己力，故谓之福；来不由我，故谓之祸。不由我者，谓之何由？由乡里与朝廷也。夫乡里有三累，朝廷有三害。累生於乡里，害发於朝廷，古今才洪行淑之人遇此多矣。 何谓三累三害？ 凡人操行，不能慎择友，友同心恩笃，异心疏薄，疏薄怨恨，毁伤其行，一累也。人才高下，不能钧同，同时并进，高者得荣，下者惭恚，毁伤其行，二累也。人之交游，不能常欢，欢则相亲，忿则疏远，疏远怨恨，毁伤其行，三累也。位少人众，仕者争进，进者争位，见将相毁，增加傅致，将昧不明，然纳其言，一害也。将吏异好，清浊殊操，清吏增郁郁之白，举涓涓之言，浊吏怀恚恨，徐求其过，因纤微之谤，被以罪罚，二害也。将或幸佐吏之身，纳信其言，佐吏非清节，必拔人越次。迕失其意，毁之过度；清正之仕，抗行伸志，遂为所憎，毁伤於将，三害也。夫未进也，身被三累；已用也，身蒙三害，虽孔丘、墨翟不能自免，颜回、曾参不能全身也。 动百行，作万事，嫉妒之人，随而云起，枳棘钩挂容体，蜂虿之党，啄螫怀操岂徒六哉！六者章章，世曾不见。夫不原士之操行有三累，仕宦有三害，身完全者谓之洁，被毁谤者谓之辱；官升进者谓之善，位废退者谓之恶。完全升进，幸也，而称之；毁谤废退，不遇也，而訾之：用心若此，必为三累三害也。 论者既不知累害（所从生，又不知被累害）者行贤洁也，以涂博泥，以黑点缯，孰有知之？清受尘，白取垢，青蝇所污，常在练素。处颠者危，势丰者亏，颓坠之类，常在悬垂。屈平洁白，邑犬群吠，吠所怪也，非俊疑杰，固庸能也。伟士坐以俊杰之才，招致群吠之声。夫如是，岂宜更勉奴下，循不肖哉？不肖奴下，非所勉也，岂宜更偶俗全身以弭谤哉？偶俗全身，则乡原也。乡原之人，行全无阙，非之无举，刺之无刺也。此又孔子之所罪，孟轲之所愆也。 古贤美极，无以卫身。故循性行以俟累害者，果贤洁之人也！极累害之谤，而贤洁之实见焉。立贤洁之迹，毁谤之尘安得不生？弦者思折伯牙之指，御者愿摧王良之手。何则？欲专良善之名，恶彼之胜己也。是故魏女色艳，郑袖劓之；朝吴忠贞，无忌逐之。戚施弥妒，蘧除多佞。是故湿堂不洒尘，卑屋不蔽风；风冲之物不得育，水湍之岸不得峭。如是，牖里、陈蔡可得知，而沉江蹈河也。以轶才取容媚於俗，求全功名於将，不遭邓析之祸，取子胥之诛，幸矣。孟贲之尸，人不刃者，气绝也。死灰百斛，人不沃者，光灭也。动身章智，显光气於世；奋志敖党，立卓异於俗，固常通人所谗嫉也。以方心偶俗之累，求益反损，盖孔子所以忧心，孟轲所以惆怅也。 德鸿者招谤，为士者多口。以休炽之声，弥口舌之患，求无危倾之害，远矣。臧仓之毁未尝绝也，公伯寮之溯未尝灭也。垤成丘山，污为江河矣。夫如是市虎之讹，投杼之误，不足怪，则玉变为石，珠化为砾，不足诡也。何则？昧心冥冥之知使之然也。文王所以为粪土，而恶来所以为金玉也，非纣憎圣而好恶也，心知惑蔽。蔽惑不能审，则微子十去，比干五剖，未足痛也。故三监谗圣人，周公奔楚。後母毁孝子，伯奇放流。当时周世孰有不惑乎？後《鸱鸮》作，而《黍离》兴，讽咏之者，乃悲伤之。故无雷风之变，周公之恶不灭；当夏不陨霜，邹衍之罪不除。德不能感天，诚不能动变，君子笃信审己也，安能遏累害於人？ 圣贤不治名，害至不免辟，形章墨短，掩匿白长；不理身冤，不弭流言，受垢取毁，不求洁完，故恶见而善不彰，行缺而迹不显。邪伪之人，治身以巧俗，修诈以偶众。犹漆盘盂之工，穿墙不见；弄丸剑之倡，手指不知也。世不见短，故共称之；将不闻恶，故显用之。夫如是，世俗之所谓贤洁者，未必非恶；所谓邪污者，未必非善也。 或曰：“言有招患，行有召耻，所在常由小人。”夫小人性患耻者也，含邪而生，怀伪而游，沐浴累害之中，何招召之有？故夫火生者不伤湿，水居者无溺患。火不苦热，水不痛寒，气性自然焉，招之？君子也，以忠言招患，以高行招耻，何世不然？ 然而太山之恶，君子不得名；毛发之善，小人不得有也。以玷污言之，清受尘而白取垢；以毁谤言之，贞良见妒，高奇见噪；以遇罪言之，忠言招患，高行招耻；以不纯言之，玉有瑕而珠有毁。焦陈留君兄，名称兗州，行完迹洁，无纤芥之毁；及其当为从事，刺史焦康绌而不用。何则？众好纯誉之人，非真贤也。公侯已下，玉石杂糅。贤士之行，善恶相苞。夫采玉者破石拔玉，选士者弃恶取善。夫如是，累害之人负世以行，指击之者从何往哉？
凡人遇偶及遭累害，皆由命也。有死生寿夭之命，亦有贵贱贫富之命。自王公逮庶人，圣贤及下愚，凡有首目之类，含血之属，莫不有命。命当贫贱，虽富贵之，犹涉祸患矣。命当富贵，虽贫贱之，犹逢福善矣。故命贵从贱地自达，命贱从富位自危。故夫富贵若有神助，贫贱若有鬼祸。命贵之人，俱学独达，并仕独迁；命富之人，俱求独得，并为独成。贫贱反此，难达，难迁，难得，难成；获过受罪，疾病亡遗，失其富贵，贫贱矣。是故才高行厚，未必保其必富贵；智寡德薄，未可信其必贫贱。或时才高行厚，命恶，废而不进；知寡德薄，命善，兴而超逾。故夫临事知愚，操行清浊，性与才也；仕宦贵贱，治产贫富，命与时也。命则不可勉，时则不可力，知者归之於天，故坦荡恬忽。虽其贫贱。 使富贵若凿沟伐薪，加勉力之趋，致强健之势，凿不休则沟深，斧不止则薪多，无命之人，皆得所愿，安得贫贱凶危之患哉？然则，或时沟未通而遇湛，薪未多而遇虎。仕宦不贵，治产之富，凿沟遇湛、伐薪逢虎之类也。 有才不得施，有智不得行，或施而功不立，或行而事不成，虽才智如孔子，犹无成立之功。世俗见人节行高，则曰：“贤哲如此，何不贵？”见人谋虑深，则曰：“辩慧如此，何不富？”贵富有命禄，不在贤哲与辩慧。故曰：富不可以筹策得，贵不可以才能成。智虑深而无财，才能高而无官。怀银纾紫，未必稷、契之才；积金累玉，未必陶硃之智。或时下愚而千金，顽鲁而典城。故官御同才，其贵殊命；治生钧知，其富异禄。禄命有贫富，知不能丰杀；命有贵贱，才不能进退。成王之才不如周公，桓公之知不若管仲，然成、桓受尊命，而周、管禀卑秩也。案古人君希有不学於人臣，知博希有不为父师。然而人君犹以无能处主位，人臣犹以鸿才为厮役。故贵贱在命，不在智愚；贫富在禄，不在顽慧。世之论事者以才高当为将相，能下者宜为农商，见智能之士官位不至，怪而訾之曰：“是必毁於行操。”行操之士亦怪毁之曰：“是必乏於才知。”殊不知才知行操虽高，官位富禄有命。才智之人，以吉盛时举事而福至，人谓才智明审；凶哀祸来，谓愚暗。不知吉凶之命，盛衰之禄也。 白圭、子贡，转货致富，积累金玉，人谓术善学明。主父偃辱贱於齐，排摈不用；赴阙举疏，遂用於汉，官至齐相。赵人徐乐亦上书，与偃章会，上善其言，征拜为郎。人谓偃之才，乐之慧，非也。儒者明说一经，习之京师，明如匡稚圭，深如赵子都，初阶甲乙之科，迁转至郎博士，人谓经明才高所得，非也。而说若范雎之干秦明，封为应侯；蔡泽之说范雎，拜为客卿，人谓雎、泽美善所致，非也。皆命禄贵富善至之时也。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鲁平公欲见孟子，嬖人臧仓毁孟子而止。孟子曰：“天也！”孔子圣人，孟子贤者，诲人安道，不失是非，称言命者，有命审也。 《淮南书》曰：“仁鄙在时不在行，利害在命黥不在智。”贾生曰：“天不可与期，道不可与谋，迟速有命，焉识其时？”高祖击布，为流矢所中，疾甚。吕后迎良医，医曰：“可治。”高祖骂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韩信与帝论兵，谓高祖曰：“陛下所谓天授，非智力所得。”扬子云曰：“遇不遇，命也。”太史公曰：“富贵不违贫贱，贫贱不违富贵。”是谓从富贵为贫贱，从贫贱为富贵也。 夫富贵不欲为贫贱，贫贱自至；贫贱不求为富贵，富贵自得也。春夏囚死，秋冬王相，非能为之也；日朝出而暮入，非求之也，天道自然。代王自代入为文帝，周亚夫以庶子为条侯，此时代王非太子，亚夫非适嗣，逢时遇会，卓然卒至。命贫以力勤致富，富至而死；命贱以才能取贵，贵至而免。才力而致富贵，命禄不能奉持，犹器之盈量，手之持重也。器受一升，以一升则平，受之如过一升，则满溢也；手举一钧，以一钧则平，举之过一钧，则踬仆矣。前世明是非归之於命也，命审然也。 信命者，则可幽居俟时，不须劳精苦形求索之也。犹珠玉之在山泽，天命难知，人不耐审，虽有厚命，犹不自信，故必求之也。如自知，虽逃富避贵，终不得离。故曰：力胜贫，慎胜祸。勉力勤事以致富，砥才明操以取贵；废时失务，欲望富贵，不可得也。虽云有命，当须索之。如信命不求，谓当自至，可不假而自得，不作而自成，不行而自至？夫命富之人，筋力自强；命贵之人，才智自高，若千里之马，头目蹄足自相副也。有求而不得者矣，未必不求而得之者也。精学不求贵，贵自至矣：力作不求富，富自到矣。富贵之福，不可求致；贫贱之祸，不可苟除也。由此言之，有富贵之命，不求自得。 信命者曰：“自知吉，不待求也。天命吉厚，不求自得；天命凶厚，求之无益。”夫物不求而自生，则人亦有不求贵而贵者矣。人情有不教而自善者，有教而终不善者矣，天性，犹命也。越王翳逃山中，至诚不愿。自冀得代。越人熏其穴，遂不得免，强立为君。而天命当然，虽逃避之，终不得离。故夫不求自得之贵欤！
凡人禀命有二品，一曰所当触值之命，二曰强弱寿夭之命。所当触值，谓兵烧压溺也。强寿弱夭，谓禀气渥薄也。兵烧压溺，遭以所禀为命，未必有审期也。若夫强弱夭寿以百为数，不至百者，气自不足也。夫禀气渥则其体强，体强则其命长；气薄则其体弱，体弱则命短。命短则多病，寿短。始生而死，未产而伤，禀之薄弱也。渥强之人，不卒其寿，若夫无所遭遇，虚居困劣，短气而死，此禀之薄，用之竭也。此与始生而死，未产而伤，一命也，皆由禀气不足，不自致於百也。 人之禀气，或充实而坚强，或虚劣而软弱。充实坚强，其年寿；虚劣软弱，失弃其身。天地生物，物有不遂；父母生子，子有不就。物有为实，枯死而堕；人有为兒，夭命而伤。使实不枯，亦至满岁；使兒不伤，亦至百年。然为实、兒而死枯者，禀气薄，则虽形体完，其虚劣气少，不能充也。兒生，号啼之声鸿朗高暢者寿，嘶喝湿下者夭。何则？禀寿夭之命，以气多少为主性也。妇人疏字者子活，数乳者子死。何则？疏而气渥，子坚强；数而气薄，子软弱也。怀子而前已产子死，则谓所怀不活。名之曰怀，其意以为已产之子死，故感伤之子失其性矣。所产子死、所怀子凶者，字乳亟数，气薄不能成也；虽成人形体，则易感伤，独先疾病，病独不治。 百岁之命，是其正也。不能满百者，虽非正，犹为命也。譬犹人形一丈，正形也，名男子为丈夫，尊公妪为丈人。不满丈者，失其正也，虽失其正，犹乃为形也。夫形不可以不满丈之故谓之非形，犹命不可以不满百之故谓之非命也。非天有长短之命，而人各有禀受也。由此言之，人受气命於天，卒与不卒，同也。语曰：“图王不成，其弊可以霸。”霸者，王之弊也。霸本当至於王，犹寿当至於百也。不能成王，退而为霸；不能至百，消而为夭。王霸同一业，优劣异名；寿夭或一气，长短殊数。何以知不满百为夭者百岁之命也？以其形体小大长短同一等也。百岁之身，五十之体，无以异也；身体不异，血气不殊；鸟兽与人异形，故其年寿与人殊数。 何以明人年以百为寿也？世间有矣。儒者说曰：太平之时，人民侗长，百岁左右，气和之所生也。《尧典》曰：“朕在位七十载。”求禅得舜，舜征三十岁在位。尧退而老，八岁而终，至殂落，九十八岁。未在位之时，必已成人，今计数百有余矣。又曰：“舜生三十，征用三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适百岁矣。文王谓武王曰：“我百，尔九十。吾与尔三焉。”文王九十七而薨，武王九十三而崩。周公，武王之弟也，兄弟相差，不过十年。武王崩，周公居摄七年，复政退老，出入百岁矣。邵公，周公之兄也，至康王之时，尚为太保，出入百有余岁矣。圣人禀和气，故年命得正数。气和为治平，故太平之世多长寿人。百岁之寿，盖人年之正数也，犹物至秋而死，物命之正期也。物先秋後秋，则亦如人死或增百岁，或减百也；先秋後秋为期，增百减百为数。物或出地而死，犹人始生而夭也；物或逾秋不死，亦如人年多度百至於三百也。传称：老子二百余岁，邵公百八十。高宗享国百年，周穆王享国百年，并未享国之时，皆出百三十四十岁矣。
凡人操行，有贤有愚，及遭祸福，有幸有不幸；举事有是有非，及触赏罚，有偶有不偶。并时遭兵，隐者不中。同日被霜，蔽者不伤。中伤未必恶，隐蔽未必善。隐蔽幸，中伤不幸。俱欲纳忠，或赏或罚；并欲有益，或信或疑。赏而信者未必真，罚而疑者未必伪。赏信者偶，罚疑不偶也。 孔子门徒七十有余，颜回蚤夭。孔子曰：“不幸短命死矣！”短命称不幸，则知长命者幸也，短命者不幸也。服圣贤之道，讲仁义之业，宜蒙福佑。伯牛有疾，亦复颜回之类，俱不幸也。蝼蚁行於地，人举足而涉之。足所履，蝼蚁荏笮死；足所不蹈，全活不伤。火燔野草，车轹所致，火所不燔，俗或喜之，名曰幸草。夫足所不蹈，火所不及，未必善也，举火行有适然也。由是以论，痈疽之发，亦一实也。气结阏积，聚为痈；溃为疽创，流血出脓，岂痈疽所发，身之善穴哉？营卫之行，遇不通也。蜘蛛结网，蜚虫过之，或脱或获；猎者张罗，百兽群扰，或得或失。渔者罾江河之鱼，或存或亡。或奸盗大辟而不知，或罚赎小罪而发觉：灾气加人，亦此类也。不幸遭触而死，幸者免脱而生，不幸者，不侥幸也。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则夫顺道而触者，为不幸矣。立岩墙之下，为坏所压；蹈圻岸之上，为崩所坠，轻遇无端，故为不幸。鲁城门久朽欲顿，孔子过之，趋而疾行。左右曰：“久矣。”孔子曰：“恶其久也。”孔子戒慎已甚，如过遭坏，可谓不幸也。故孔子曰：“君子有不幸而无有幸，小人有幸而无不幸。”又曰：“君子处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 佞幸之徒，闳孺、籍孺之辈，无德薄才，以色称媚，不宜爱而受宠，不当亲而得附，非道理之宜。故太史公为之作传，邪人反道而受恩宠，与此同科，故合其名谓之《佞幸》。无德受恩，无过遇祸，同一实也。俱禀元气，或独为人，或为禽兽。并为人，或贵或贱，或贫或富。富或累金，贫或乞食；贵至封侯，贱至奴仆。非天禀施有左右也，人物受性有厚薄也。俱行道德，祸福不钧；并为仁义，利害不同。晋文修文德，徐偃行仁义，文公以赏赐，偃王以破灭。鲁人为父报仇，安行不走，追者舍之；牛缺为盗所夺，和意不恐，盗还杀之。文德与仁义同，不走与不恐等，然文公、鲁人得福，偃王、牛缺得祸者，文公、鲁人幸，而偃王、牛缺不幸也。韩昭侯醉卧而寒，典冠加之以衣，觉而问之，知典冠爱己也，以越职之故，加之以罪。卫之骖乘者，见御者之过，从後呼车，有救危之义，不被其罪。夫骖乘之呼车，典冠之加衣，同一意也。加衣恐主之寒，呼车恐君之危，仁惠之情，俱发於心。然而於韩有罪，於卫为忠，骖乘偶，典冠不偶也。 非唯人行，物亦有之。长数仞之竹，大连抱之木，工技之人，裁而用之，或成器而见举持，或遗材而遭废弃。非工技之人有爱憎也，刀斧如有偶然也。蒸谷为饭，酿饭为酒。酒之成也，甘苦异味；饭之熟也，刚柔殊和。非庖厨酒人有意异也，手指之调有偶适也。调饭也殊筐而居，甘酒也异器而处，虫堕一器，酒弃不饮；鼠涉一筐，饭捐不食。夫百草之类，皆有补益，遭医人采掇，成为良药；或遗枯泽，为火所烁。等之金也，或为剑戟，或为锋钴。同之木也，或梁於宫，或柱於桥。俱之火也，或烁脂烛，或燔枯草。均之土也，或基殿堂，或涂轩户。皆之水也，或溉鼎釜，或澡腐臭。物善恶同，遭为人用，其不幸偶，犹可伤痛，况含精气之徒乎！ 虞舜圣人也，在世宜蒙全安之福。父顽母，弟象敖狂，无过见憎，不恶而嚚得罪，不幸甚矣！孔子，舜之次也。生无尺土，周流应聘，削迹绝粮。俱以圣才，并不幸偶。舜尚遭尧受禅，孔子已死於阙里。以圣人之才，犹不幸偶，庸人之中，被不幸偶，祸必众多矣！
墨家之论，以为人死无命；儒家之议，以为人死有命。言有命者，见子夏言“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言无命者，闻历阳之都，一宿沉而为湖；秦将白起坑赵降卒於长平之下，四十万众，同时皆死；春秋之时，败绩之军，死者蔽草，尸且万数；饥馑之岁，饿者满道；温气疫疬，千户灭门，如必有命，何其秦、齐同也？言有命者曰：夫天下之大，人民之众，一历阳之都，一长平之坑，同命俱死，未可怪也。命当溺死，故相聚於历阳；命当压死，故相积於长平。犹高祖初起，相工入丰、沛之邦，多封侯之人矣，未必老少男女俱贵而有相也，卓砾时见，往往皆然。而历阳之都，男女俱没，长平之坑，老少并陷，万数之中，必有长命未当死之人。遭时衰微，兵革并起，不得终其寿。人命有长短，时有盛衰，衰则疾病，被灾蒙祸之验也。” 宋、卫、陈、郑同日并灾，四国之民，必有禄盛未当衰之人，然而俱灭，国祸陵之也。故国命胜人命，寿命胜禄命。人有寿夭之相，亦有贫富贵贱之法，俱见於体。故寿命修短，皆禀於天；骨法善恶，皆见於体。命当夭折，虽禀异行，终不得长；禄当贫贱，虽有善性，终不得遂。项羽且死，顾谓其徒曰：“吾败乃命，非用兵之过。”此言实也。实者项羽用兵过於高祖，高祖之起，有天命焉。国命系於众星，列宿吉凶，国有祸福；众星推移，人有盛衰。人之有吉凶，犹岁之有丰耗，命有衰盛，物有贵贱。一岁之中，一贵一贱；一寿之间，一衰一盛。物之贵贱，不在丰耗；人之衰盛，不在贤愚。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而不曰“死生在天，富贵有命”者，何则？死生者，无象在天，以性为主。禀得坚强之性，则气渥厚而体坚强，坚强则寿命长，寿命长则不夭死。禀性软弱者，气少泊而性羸窳，羸窳则寿命短，短则蚤死。故言“有命”，命则性也。至於富贵所禀，犹性所禀之气，得众星之精。众星在天，天有其象。得富贵象则富贵，得贫贱象则贫贱，故曰“在天”。在天如何？天有百官，有众星。天施气而众星布精，天所施气，众星之气在其中矣。人禀气而生，含气而长，得贵则贵，得贱则贱；贵或秩有高下，富或资有多少，皆星位尊卑小大之所授也。故天有百官，天有众星，地有万民，五帝、三王之精。天有王梁、造父，人亦有之，禀受其气，故巧於御。 传曰：“说命有三，一曰正命，二曰随命，三曰遭命。”正命，谓本禀之自得吉也。性然骨善，故不假操行以求福而吉自至，故曰正命。随命者，戳力操行而吉福至，纵情施欲而凶祸到，故曰随命。遭命者，行善得恶，非所冀望，逢遭於外而得凶祸，故曰遭命。凡人受命，在父母施气之时，已得吉凶矣。夫性与命异，或性善而命凶，或性恶而命吉。操行善恶者，性也；祸福吉凶者，命也。或行善而得祸，是性善而命凶；或行恶而得福，是性恶而命吉也。性自有善恶，命自有吉凶。使命吉之人，虽不行善，未必无福；凶命之人，虽勉操行，未必无祸。孟子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性善乃能求之，命善乃能得之。性善命凶，求之不能得也。行恶者祸随而至。而盗跖、庄蹻横行天下，聚党数千，攻夺人物，断斩人身，无道甚矣，宜遇其祸，乃以寿终。夫如是，随命之说，安所验乎？遭命者，行善於内，遭凶於外也。若颜渊、伯牛之徒，如何遭凶？颜渊、伯牛，行善者也，当得随命，福佑随至，何故遭凶？颜渊困於学，以才自杀；伯牛空居而遭恶疾。及屈平、伍员之徒，尽忠辅上，竭王臣之节，而楚放其身，吴烹其尸。行善当得随命之福，乃触遭命之祸，何哉？言随命则无遭命，言遭命则无随命，儒者三命之说，竟何所定？且命在初生，骨表著见。今言随操行而至，此命在末，不在本也。则富贵贫贱皆在初禀之时，不在长大之後，随操行而至也。正命者，至百而死；随命者，五十而死。遭命者，初禀气时遭凶恶也，谓妊娠之时遭得恶也，或遭雷雨之变，长大夭死。此谓三命。 亦有三性：有正，有随，有遭。正者，禀五常之性也；随者，随父母之性；遭者，遭得恶物象之故也。故妊妇食兔，子生缺脣。《月令》曰：“是月也，雷将发声。”有不戒其容者，生子不备，必有大凶，喑聋跛盲。气遭胎伤，故受性狂悖。羊舌似我初生之时，声似豺狼，长大性恶，被祸而死。在母身时，遭受此性，丹硃、商均之类是也。性命在本，故《礼》有胎教之法：子在身时，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非正色目不视，非正声耳不听。及长，置以贤师良傅，教君臣父子之道，贤不肖在此时矣。受气时，母不谨慎，心妄虑邪，则子长大，狂悖不善，形体丑恶。素女对黄帝陈五女之法，非徒伤父母之身，乃又贼男女之性。 人有命，有禄，有遭遇，有幸偶。命者，贫富贵贱也；禄者，盛衰兴废也。以命当富贵，遭当盛之禄，常安不危；以命当贫贱，遇当衰之禄，则祸殃乃至，常苦不乐。遭者，遭逢非常之变，若成汤囚夏台，文王厄牖里矣。以圣明之德，而有囚厄之变，可谓遭矣。变虽甚大，命善禄盛，变不为害，故称遭逢之祸。晏子所遭，可谓大矣。直兵指胸，白刃如颈，蹈死亡之地，当剑戟之锋，执死得生还。命善禄盛，遭逢之祸，不能害也。历阳之都，长平之坑，其中必有命善禄盛之人，一宿同填而死。遭逢之祸大，命善禄盛不能却也。譬犹水火相更也，水盛胜火，火盛胜水。遇者，遇其主而用也。虽有善命盛禄，不遇知己之主，不得效验。幸者，谓所遭触得善恶也。获罪得脱，幸也。无罪见拘，不幸也。执拘未久，蒙令得出，命善禄盛，夭灾之祸不能伤也。偶者，谓事君也。以道事君，君善其言，遂用其身，偶也。行与主乖，退而远，不偶也。退远未久，上官录召，命善禄盛，不偶之害不能留也。 故夫遭遇幸偶，或与命禄并，或与命离。遭遇幸偶，遂以成完；遭遇不幸偶，遂以败伤，是与命并者也。中不遂成，善转为恶，是与命禄离者也。故人之在世，有吉凶之命，有盛衰之，重以遭遇幸偶之逢，获从生死而卒其善恶之行，得其胸中之志，希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