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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习录 第2页

《传习录》由王阳明弟子所记,是王阳明问答语录和论学书信的简集,包含了王阳明的主要观点,是儒家一部具有代表性的哲学著作,“传习”一词源出自《论语》中的“传不习乎”一语。

爱问:“昨闻先生‘止至善’之教,已觉功夫有用力处,但与朱子‘格物’之训,思之终不能合。” 先生曰:“‘格物’是‘止至善’之功,既知‘至善’,即知‘格物’矣。” 爱曰:“昨以先生之教,推之‘格物’之说,似亦见得大略。但朱子之训,其于《书》之‘精一’,《论语》之‘博约’,《孟子》之‘尽心知性’,皆有所证据,以是未能释然。” 先生曰:“子夏笃信圣人。曾子反求诸己。 笃信固亦是,然不如反求之切。今既不得于心,安可狃于旧闻,不求是当?就如朱子亦尊信程子,至其不得于心处,亦何尝苟从?‘精一’、‘博约’、‘尽心’,本自与吾说吻合,但未之思耳。朱子‘格物’之训,未免牵强合附会,非其本旨。‘精’是‘一’之功,‘博’是‘约’之功。曰仁既明知行合一之说,此可一言而喻。‘尽心知性知天’,是‘生知安行’事;‘存心养性事天’,是‘学知利行’事;‘夭寿不贰,修身以俟’,是‘困知勉行’事。朱子错训‘格物’。只为倒看了此意,以‘尽心知性’为‘物格知至’,要初学便去做‘生知安行’事。如何做得?” 爱问:“‘尽心知性’何以为‘生知安行’?” 先生曰:“性是心之体,天是性之原,尽心即是尽性。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知天地之化育。‘存心’者,心有未尽也。‘知天’,如知州、知县之‘知’,是自己分上事,己与天为一。‘事天’,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须是恭敬奉承,然后能无失,尚与天为二。此便是圣贤之别。至于‘夭寿不贰’其心,乃是教学者一心为善,不可以穷通夭寿之故,便把为善的心变动了,只去修身以俟命。见得穷通寿夭有个命在,我亦不必以此动心。‘事天’虽与天为二,已自见得个天在面前;‘俟命’便是未曾见面,在此等候相似。此便是初学立心之始,有个困勉的意在。今却倒做了,所以使学者无下手处。” 爱曰:“昨闻先生之教。亦影影见得功夫须是如此。今闻此说,益无可疑。爱昨晓思,格物的‘物’字,即是‘事’字。皆从心上说。” 先生曰:“然。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于仁民爱物,即仁民爱物便是一物。意在于视听言动,即视听言动便是一物。所以某说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中庸》言‘不诚无物’,《大学》‘明明德’之功,只是个‘诚意’。‘诚意’之功,只是个‘格物’。” 先生又曰:“‘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

【原文】   爱问:“昨闻先生‘止至善’①之教,已觉功夫有用力处,但与朱子‘格物’之训②,思之终不能合。”   先生曰:“‘格物’是‘止至善’之功,既知‘至善’,即知‘格物’矣。”   爱曰:“昨以先生之教,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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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问:“先生以‘博文’为‘约礼’功夫,深思之未能得,略请开示。” 先生曰:“‘礼’字即是‘理’字。‘理’之发见可见者谓之‘文’,‘文’之隐微不可见者谓之‘理’,只是一物。‘约礼’只是要此心纯是一个天理。要此心纯是天理,须就‘理’之发见处用功。如发见于事亲时,就在事亲上学存此天理;发见于事君时,就在事君上学存此天理;发见于处富贵贫贱时,就在处富贵贫贱上学存此天理;发见于处患难、夷狄时,就在处患难、夷狄上学存此天理。至于作止、语默,无处不然,随他发见处,即就那上面学个存天理。这便是‘博学之于文’,便是‘约礼’的功夫。‘博文’即是‘惟精’。‘约礼’即是‘惟一’。”

【原文】   爱问:“先生以‘博文’为‘约礼’功夫①,深思之未能得,略请开示。”   先生曰:“‘礼’字即是‘理’字。‘理’之发见可见者谓之‘文’,‘文’之隐微不可见者谓之‘理’,只是一物。‘约礼’只是要此心纯是一个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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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问:“‘道心常为一心之主,而人心每听命’,以先生‘精一’之训推之,此语似有弊。” 先生曰:“然。心一也,未杂于人谓之道心,杂以人伪谓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初非有二心也。程子谓:‘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语若分析,而意实得之。今曰‘道心为主而人心听命’,是二心也。‘天理’‘人欲’不并立,安有‘天理’为主,‘人欲’又从而听命者?”

【原文】   爱问:“‘道心常为一心之主,而人心每听命’①,以先生‘精一’之训推之,此语似有弊。”   先生曰:“然。心一也,未杂于人谓之道心,杂以人伪谓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初非有二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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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问文中子、韩退之。 先生曰:“退之,文人之雄耳。文中子,贤儒也。后人徒以文词之故,推尊退之,其实退之去文中子远甚。” 爱问:“何以有拟经之失?” 先生曰:“拟经恐未可尽非。且说后世儒者著述之意,与拟经如何?” 爱曰:“世儒著述,近名之意不无,然期以明道;拟经纯若为名。” 先生曰:“著述以明道,亦何所效法?” 曰:“孔子删述《六经》,以明道也。” 先生曰:“然则拟经独非效法孔子乎?” 爱曰:“著述即于道有所发明,拟经似徒拟其迹,恐于道无补。” 先生曰:“子以明道者,使其反朴还淳而见诸行事之实乎,抑将美其言辞而徒以于世也?天下之大乱,由虚文胜而实行衰也。使道明于天下则《六经》不必述,删述《六经》,孔子不得已也。自伏羲画卦至于文王、周公,其间言《易》如《连山》《归藏》之属,纷纷籍籍,不知其几,《易》道大乱。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风日盛,知其说之将无纪极,于是取文王、周公之说而赞之,以为惟此为得其宗。于是纷纷之说尽废,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书》《诗》《礼》《乐》《春秋》皆然。《书》自《典》《谟》以后,《诗》自《二南》以降,如《九丘》《八索》,一切淫哇逸荡之词,盖不知其几千百篇。《礼》《乐》之名物度数,至是亦不可胜穷,孔子皆删削而述正之,然后其说始废。如《书》《诗》《礼》《乐》中,孔子何尝加一语?今之《礼记》诸说,皆后儒附会而成,已非孔子之旧。至于《春秋》,虽称孔子作之,其实皆鲁史旧文;所谓‘笔’者,笔其书,所谓‘削’者,削其繁,是有减无增。孔子述《六经》,惧繁文之乱天下,惟简之而不得,使天下务去其文以求其实,非以文教之也。《春秋》以后繁文益盛,天下益乱。始皇焚书得罪,是出于私意,又不合焚《六经》,若当时志在明道,其诸反经叛理之说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删述之意。自秦汉以降,文又日盛,若欲尽去之,断不能去,只宜取法孔子,录其近是者而表章之,则其诸怪悖之说亦宜渐渐自废。不知文中子当时拟经之意如何,某切深有取于其事,以为圣人复起不能易也。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实衰,人出己见,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誉,徒以乱天下之聪明,涂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争务修饰文词以求知于世,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反朴还淳之行。是皆著述者有以启之。”

【原文】   爱问文中子、韩退之。 ①   先生曰:“退之,文人之雄耳。文中子,贤儒也。后人徒以文词之故,推尊退之,其实退之去文中子远甚。”   爱问:“何以有拟经之失?”   先生曰:“拟经恐未可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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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曰:“著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经,若无《左传》,恐亦难晓。” 先生曰:“《春秋》必待《传》而后明,是歇后谜语矣,圣人何苦为此艰深隐晦之词?《左传》多是鲁史旧文,若《春秋》须此而后明,孔子何必削之?” 爱曰:“伊川亦云:‘《传》是案,《经》是断。’如书某君,伐某国,若不明其事,恐亦难断。” 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说,未得圣人作经之意。如书‘君’,即君便是罪,何必更问其君之详?征伐当自天子出,书‘伐国’,即伐国便是罪,何必更问其伐国之详?圣人述《六经》,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于存天理去人欲之事,则尝言之,或因人请问,各随分量而说,亦不肯多道,恐人专求之言语,故曰‘予欲无言’。若是一切纵人欲、灭天理的事,又安肯详以示人?是长乱导奸也。故孟子云:‘仲尼之门,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此便是孔门家法。世儒只讲得一个伯者的学问,所以要知得许多阴谋诡计,纯是一片功利的心,与圣人作经的意思正相反,如何思量得通!”因叹曰:“此非达天德者,未易与言此也!” 又曰:“孔子云:‘吾犹及史之阙文也。’孟子云:‘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孔子删书,于唐虞夏四五百年间,不过数篇。岂更无一事,而所述止此?圣人之意可知矣。圣人只是要删去繁文,后儒却只要添上。”

【原文】   爱曰:“著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经,若无《左传》,恐亦难晓。”   先生曰:“《春秋》必待《传》①而后明,是歇后谜语矣,圣人何苦为此艰深隐晦之词?《左传》多是鲁史旧文,若《春秋》须此而后明,孔子何必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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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曰:“圣人作经,只是要去人欲,存天理。如五伯以下事,圣人不欲详以示人,则诚然矣,至如尧舜以前事,如何略不少见?” 先生曰:“羲黄之世,其事阔疏,传之者鲜矣。此亦可以想见,其时全是淳庞朴素,略无文采的气象,此便是太古之治,非后世可及。” 爱曰:“如《三坟》之类,亦有传者,孔子何以删之?” 先生曰:“纵有传者,亦于世变渐非所宜。风气益开,文采日盛,至于周末,虽欲变以夏商之俗,已不可挽,况唐虞乎?又况羲黄之世乎?然其治不同,其道则一。孔子于尧舜则祖述之,于文武则宪章之。文武之法即是尧舜之道,但因时致治,其设施政令已自不同。即夏商事业施之于周,已有不合,故‘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况太古之治,岂复能行?斯固圣人之所可略也。” 又曰:“专事无为,不能如三王之因时致治,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即是佛老的学术;因时致治,不能如三王之一本于道,而以功利之心行之,即是伯者以下事业。后世儒者许多讲来讲去,只是讲得个伯术。” 又曰:“唐虞以上之治,后世不可复也,略之可也。三代以下之治,后世不可法也,削之可也。惟三代之治可行,然而世之论三代者,不明其本而徒事其末,则亦不可复矣。”

【原文】   爱曰:“圣人作经,只是要去人欲,存天理。如五伯以下事,圣人不欲详以示人,则诚然矣,至如尧舜以前事,如何略不少见?”   先生曰:“羲黄之世,其事阔疏,传之者鲜矣。此亦可以想见,其时全是淳庞朴素,略无文采的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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