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制法度，考祸福。举措悖逆，咎败将至，征兆为之先见。明君恐惧修正，侧身博问，转祸为福；不可救者，即蓄备以待之，故社稷亡忧。
《尚书》说“历象曰月星辰”，这是说可以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观察曰月的运行，望星辰的排列，度量山的变动，考察民谣民俗，用来制定法度，考求祸福。实行政策如果违背这些，灾祸就会降临，相应的征兆会预先出现，圣明的君主发现征兆就恐惧而改正过失，侧身倾听，广泛求问，转祸为福；不可以拯救的，就积蓄储备以等待，所以社稷就没有忧虑了。
窃见往者赤黄四塞，地气大发，动土竭民，天下扰乱之征也。彗星争明，庶雄为桀，大寇之引也。此二者已颇效矣。城中讹言大水，奔走上城，朝廷惊骇，女孽入宫，此独未效。间者重以水泉涌溢，旁宫阙仍出。月、太白入东井，犯积水，缺天渊。日数湛于极阳之色。羽气乘宫，起风积云。又错以山崩地动，河不用其道。盛冬雷电，潜龙为孽。继以陨星流彗，维、填上见，日蚀有背乡。此亦高下易居，洪水之征也。不忧不改，洪水乃欲荡涤，流彗乃欲扫除；改之，则有年亡期。故属者颇有变改，小贬邪猾，日月光精，时雨气应，此皇天右汉亡已也，何况致大改之！
我看到以前到处都是赤气黄气，地气很厉害地发作，震动土地耗尽民力，这是天下大乱的征兆。彗星与曰月争明，平民成为英雄豪杰，这是大乱的开始。这两点已经很有效验了。城中又讹传要发大水，人们都跑到城墙上，朝廷惊骇，女孽进入宫中，这还没有应验。这期间地下水大量涌出，附近的宫殿也频频出水。月亮、太白进入东井，冒犯了积水，擦过天渊。太阳屡次沉没在极阳之色当中，羽气乘到了宫的上面，大风起来云 层积厚。又夹杂有山崩地震，黄河也改道了。隆冬时打雷闪电，潜伏着的龙作怪。接着又出现陨石和彗星，维、填这样的妖星也在上空出现了。日食有不同的方位。这也是高和下要交换地位，发生洪水的征兆。如果不因此而忧虑改变，那么洪水就将冲垮一切，彗星将要为害，如果有改变，就能禳除灾异。所以最近颇有一些变革，贬低邪猾之人，曰月大放光明，雨下得及时天气也来帮助，这是上天保佑漠不灭亡，何况进行大改革呢！
宜急博求幽隐，拔擢天士，任以大职。诸阘茸佞谄，抱虚求进，乃用残贼酷虐闻者，若此之徒，皆嫉善憎忠，坏天文，败地理，涌跃邪阴，湛溺太阳，为主结怨于民，宜以时废退，不当得居位。诚必行之，凶灾销灭，子孙之福不旋日而至。政治感阴阳，犹铁炭之低卬，见效可信者也。及诸蓄水连泉，务通利之。修旧堤防，省池泽税，以助损邪阴之盛。案行事，考变易，讹言之效，未尝不至。请征韩放，掾周敞、王望可与图之。
应该急切地广泛征求幽隐之士，而且选拔破格提升懂得天道的人，使他们担任重要的职位，那些卑贱奸佞谄媚的人，一心想往上爬的人，以及用残酷的手段迫害虐待别人的人，像这些人，都是妒嫉善行憎恨忠良，败坏天象，破坏地理，争着涌入邪阴，而使太阳沉溺，让君主与百姓结下怨恨，应该这时把他们废掉辞退，不能占居官位。如果真的能这么做，凶灾就会消失，子孙的福佑不几时就能到来。政事与阴阳感应，就好像铁和炭的一低一高，效果是可以被相信的。那些蓄水池和连着的水源，务必疏通利导。修理旧的堤防，免去池泽的税收，以此来消耗邪阴的盛行。查考做的事，考求变化，讹传不卜定就不会应验。请征用韩放，掾用周 敞、王望，可以与他们一起谋划事情。
相于是荐寻。哀帝初即位，召寻待诏黄门，使侍中卫尉傅喜问寻曰：“间者水出地动，日月失度，星辰乱行，灾异仍重，极言毋有所讳。”寻对曰：
王根于是推荐李寻。哀帝即位不久，召李寻为待诏黄门，派侍中卫尉傅喜问李寻说：“前些时候地震水涌，日月不按常规运行，星辰紊乱，灾异频频发生，愿您畅所欲言，不要有所顾忌。”李寻回答说：
陛下圣德，尊天敬地，畏命重民，悼惧变异，不忘疏贱之臣，幸使重臣临问，愚臣不足以奉明诏。窃见陛下新即位，开大明，除忌讳，博延名士，靡不并进。臣寻位卑术浅，过随众贤待诏，食太官，衣御府，久污玉堂之署。比得召见，亡以自效。复特见延问至诚，自以逢不世出之命，愿竭愚心，不敢有所避，庶几万分有一可采。唯弃须臾之间，宿留瞽言，考之文理，稽之《五经》，揆之圣意，以参天心。夫变异之来，各应象而至，臣谨条陈所闻。
陛下圣德，尊天敬地，畏命重民，警惕灾变异常之事，不忘记离得很远和地位卑贱的臣子，派遣重臣来询问我，我不足以接奉圣明的诏书。我看到陛下M9即位，就广开言路，免除忌讳，博求名士，无不并进。我地位卑微道术浅薄，却很不好意思地能与众多的贤人一起待诏黄门，吃太官做的饭菜，穿御府做的衣服，长久地在玉堂官署中。等到得到召见，自己却没有什么可效劳。又特别召见我，请教问题实在真诚，我自己认为碰到了不世出的君主的命令，希望能竭尽我的心力，不敢有所逃避，也许其中有万分之一可以被采纳吧。希望您能给出一点时间，听听我的没有见识的胡说八道，参考天象地理，用《五经》核查，测度圣意，以知道天意。灾变异事发生，是各自应验征兆而出现的，我这裹恭谨地呈上我所知道的。
《易》曰：“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夫日者，众阳之长，辉光所烛，万里同晷，人君之表也。故日将旦，清风发，群阴伏，君以临朝，不牵于色。日初出，炎以阳，君登朝，佞不行，忠直进，不蔽障。日中辉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将入，专以一，君就房，有常节。君不修道，则日失其度，暗昧亡光。各有云为：其于东方作，日初出时，阴云邪气起者，法为牵于女谒，有所畏难；日出后，为近臣乱政；日中，为大臣欺诬；日且入，为妻妾役使所营。间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夺失色，邪气珥蜺数作。本起于晨，相连至昏，其日出后至日中间差愈。小臣不知内事，窃以日视陛下志操，衰于始初多矣。其咎恐有以守正直言而得罪者，伤嗣害世，不可不慎也。唯陛下执乾刚之德，强志守度，毋听女谒邪臣之态。诸保阿乳母甘言悲辞之托，断而勿听。勉强大谊，绝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赐以货财，不可私以官位，诚皇天之禁也。日失其光，则星辰放宽。阳不能制阴，阴桀得作。间者太白正昼经天。宜隆德克躬，以执不轨。
《易》上说：“悬象着明，莫大乎曰月。”太阳是众阳之首，阳光所照，万里同辉，是人君的象征。所以曰将要升出时，清风吹起，群阴躲避，人君临朝，不被美色牵累。日出时，炎热如火，人君登朝，奸佞不能出行，忠直之人进奏，不被障碍蒙蔽。曰到了中天光辉灿烂，人君德业盛明，大臣奉公守法。曰将要下山，单纯专一，人君入椒房，不失常礼。如果人君不修习大道，那么曰就会失去法度，暗淡而无光。各有感应表现。当日从东方兴起初升时，阴云邪气也起来了，根据占验常法知道这是君王受妻妾请托，有所畏难之象；日出之后，如发生上述异象，则知其近臣扰乱朝政；曰到当中，如发生上述异象，则知其为大臣欺诬；日将要下山时，被妻妾奴仆所纠缠。近来日尤其不光明，它的光明被侵夺失去了亮色，邪气珥霓几次出现，本来自晨起身，相连一直到黄昏，日出之后到曰在当中这中间差别较大。我不知道朝廷内的事，但私下裹用日来看陛下的志气和节操，日出就有些衰弱的现象比较多。造就会有过错，恐怕有因为持守正道而敢于直言进谏得罪皇上的事，以致伤害他的后嗣子孙，不可以不谨慎啊。希望陛下能坚持干刚的德性，用坚强的意志遵守法度，不要听从女子的请求和奸臣的话。那些守卫之臣和乳母的美言悲哀之辞，断绝而不要听。尽力去做最应该做的事，不要去做小仁小义的事；实在不得已，可以赐给他们一些钱财货物，不可以私下赐给他们官位，这些真正是上天的禁令啊。曰失去了它的光，星辰就放任自流。阳不能制阴，阴中的杰出者就能兴起。这期间太白正定白昼而统治天。应该使德业隆盛而自己努力，以驾驭不合法度之人。
臣闻月者，众阴之长，销息见伏，百里为品，千里立表，万里连纪，妃后大臣诸侯之象也。朔晦正终始，弦为绳墨，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间者，月数以春夏与日同道，过轩辕上后受气，入太微帝廷扬光辉，犯上将近臣，列星皆失色，厌厌如灭，此为母后与政乱朝，阴阳俱伤，两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窃信天文即如此，近臣已不足仗矣。屋大柱小，可为寒心。唯陛下亲求贤士，无强所恶，以崇社稷，尊强本朝。
我听说月是众阴之首，消长盈缺，百里之内数度相同，千里立其影，万里连纪，是妃后大臣诸侯的象征。朔晦确定一个月的始终，月半圆是作为规矩和法度，月圆就成就君王的德性，春天夏天在南边，秋冬在北边。近来，月亮几次在春夏和太阳在同一条轨迹上，经过轩辕上后星宿时受气所染，进入太微皇帝宫廷发扬光辉，冒犯上将和近臣，各星都暗淡，蔫蔫地好像要熄灭了，这是皇帝母后参与政事扰乱朝政，阴阳两者都受损伤，两者不融洽。外臣我不知道朝廷中的事，但我相信天象就是这样的，近臣已经不能够依仗了。屋子很大梁柱却很细，令人担心。希望陛下亲自征求贤能的人，不要因为讨厌而不用他，以国家为重，使本朝尊贵强大。
臣闻五星者，五行之精，五帝司命，应王者号令为之节度。岁星主岁事，为统首，号令所纪，今失度而盛，此君指意欲有所为，未得其节也。又填星不避岁星者，后帝共政，相留于奎、娄，当以义断之。荧惑往来亡常，周历两宫，作态低卬，入天门，上明堂，贯尾乱宫。太白发越犯库，兵寇之应也。贯黄龙，入帝庭，当门而出，随荧惑入天门，至房而分，欲与荧惑为患，不敢当明堂之精。此陛下神灵，故祸乱不成也。荧惑厥弛，佞巧依势，微言毁誉，进类蔽善。太白出端门，臣有不臣者。火入室，金上堂，不以时解，其忧凶。填、岁相守，又主内乱。宜察萧墙之内，毋急亲疏之微，诛放佞人，防绝萌牙，以荡涤浊濊，消散积恶，毋使得成祸乱。辰星主正四时，当效于四仲；四时失序，则辰星作异。今出于岁首之孟，天所以谴告陛下也。政急则出早，政缓则出晚，政绝不行则伏不见而为彗茀。四孟皆出，为易王命；四季皆出，星家所讳。今幸独出寅孟之月，盖皇天所以笃右陛下也，宜深自改。
我听说金、木、水、火、土五星是五行的精华，五帝和司命神回应王者的号令并进行节制调度。岁星主管一年的事，是统领，是王者的号令所依据的准绳，如今失去节度而十分盛行，这表明人君想要有所作为，在l没有得到节制。而且镇星不避开岁星，这表明帝、后共同执政，互相滞留在奎、娄，应当以义来决断。荧惑来去没有一定的规律，经历紫微和太微两宫，故意作势高低起伏，进入天门，登上明堂，贯穿尾而扰乱后宫。太白速度很快冒犯了奎，这是兵灾之象。大白通贯黄龙，进入帝庭，遇到门就出来，跟随荧惑进入天门，到了房就分开，想要和荧惑一起作乱，终于不敢抵挡明堂的精气。这是因为陛下神明，所以祸乱没有形成。荧惑动摇，佞巧之人依势，密谋诽谤善行而称誉恶行，大进其同党而排斥贤良。太白从太微正南门出来，这表明有臣下犯上的事。荧惑进入营室，太白进入房星，如果不及时解开，恐怕有凶灾。填、岁相守，又会有内乱。应该注意内部潜在的祸害，不要疏忽亲疏之间的小事，诛杀流放奸佞之人，预防杜绝事情的萌芽，从而洗尽污秽，消除积累的恶行，不要让它成为祸乱。辰星主管正定四时，应当在四仲上得到应验；四时失去了次序，那么辰星就会作怪。如今出于一年之首的孟，就是上天用来告诫陛下的。政令紧急就出得早，政令宽缓就出得晚，政令不行就隐藏不出现而成为彗星。四孟都出来，就会改变王命；四季都出来，是占星家非常忌讳的。如今幸运的是衹出来了寅孟之月，这大概是皇天厚佑陛下的结果，应该自己好好反省一下了。
治国故不可以戚戚，欲速则不达。经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加以号令不顺四时，既往不咎，来事之师也。间者春三月治大狱，时贼阴立逆，恐岁小收；季夏举兵法，时寒气应，恐后有霜雹之灾；秋月行封爵，其月土湿奥，恐后有雷雹之变。夫以喜怒赏罚，而不顾时禁，虽有尧、舜之心，犹不能致和。善言天者，必有效于人。设上农夫而欲冬田，肉袒深耕，汗出种之，然犹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时不得也。《易》曰：“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书》曰：“敬授民时。”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阴阳，敬四时，严月令。顺之以善政，则和气可立致，犹枹鼓之相应也。今朝廷忽于时月之令，诸侍中、尚书近臣宜皆令通知月令之意，设群下请事；若陛下出令有谬于时者，当知争之，以顺时气。
治国不可急于求成，欲速则不达。经典上说：“三年考察官吏政绩，三次考察之后，决定官吏降职还是升职。”加上号令不顺应四时，对以往的过错不再责备追究，它们是以后做事的借鉴。以前春天三月时治理大的讼案，当时贼阴起来阻隔，恐怕会减少一年的收成；夏末举兵，当时天气寒冷与之相应，恐怕以后会有霜雹之灾；秋月裹实行封爵，那个月裹土气温湿，恐怕以后会有雷雹的灾变。根据喜怒来实行赏罚，却不顾时节的禁令，虽然有尧舜的心，仍然不能使天下和畅。善于论说天的人，一定对人们有益处。假设一个优秀的农民却想在冬天种田，袒着胸精耕细作，汗流浃背地种着，然而仍然不能使庄稼生长，这不是人的心意不到，而是由于不得天时啊。《易》说：“时候到了该停止时就停止，时候到了该进行时就进行，动静不违背天时，这样做前途很光明。”《书》说：“恭敬地授给老百姓四时之命。”所以古代的王者，尊崇天地，重视阴阳，敬重四时，严守月令。顺从时令再加上良好的统治，和畅之气就可以立刻获得，就好像抱鼓那样互相应和。如今朝廷在时令月令上有疏忽，各个侍中尚书以及皇上亲近之臣都应该通晓知道月令的意思，设立臣下请事的制度；如果陛下发出诏令有违背时令的，应当有臣下知道并进谏，从而能顺从时令和节气。
臣闻五行以水为本，其星玄武婺女，天地所纪，终始所生。水为准平，王道公正修明，则百川理，落脉通；偏党失纲，则踊溢为败。《书》云“水曰润下”，阴动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则河出图，洛出书，故河、洛决溢，所为最大。今汝、颍畎澮皆川水漂踊，与雨水并为民害，此《诗》所谓“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者也。其咎在于皇甫卿士之属。唯陛下留意诗人之言，少抑外亲大臣。
我听说五行以水为根本，它的星是玄武的婺女星，它是天地的法度，是阴阳终始所生发的地方。水性平，如王道公正圣明，那么百川就会理顺，经络通畅；如果王道偏爱私党失去纲纪，那么水就会涌出而为灾。《书》说“水能够润下”，阴动而地位卑微，但不迷失其道。天下如果有道，黄河就会出《河图》，洛水就会出《洛书》，如果天下无道，河、洛就会决溢，所以河、洛所做的是最大的。如今汝水水系、颖水水系都水流汹涌，和雨水一起成为老百姓的祸害，造就是《诗》上说的“闪光的雷电，不安宁也不和善，百川沸腾”啊。过错在于我们有皇甫卿士这类人。希望陛下留意讲诗的人的话，稍微抑制外戚大臣。
臣闻地道柔静，阴之常义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位震，应妃、后不顺；中位应大臣作乱；下位应庶民离畔。震或于其国，国君之咎也。四方中央连国历州俱动者，其异最大。间者关东地数震，五星作异，亦未大逆，宜务崇阳抑阴，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闭绝私路，拔进英隽，退不任职，以强本朝。夫本强则精神折冲，本弱则招殃致凶，为邪谋所陵。闻往者淮南王作谋之时，其所难者，独有汲黯，以为公孙弘等不足言也。弘，汉之名相，于今亡比，而尚见轻，何况亡弘之属乎？故曰朝廷亡人，则为贼乱所轻，其道自然也。天下未闻陛下奇策固守之臣也。语曰，何以知朝廷之衰？人人自贤，不务于通人，故世陵夷。
我听说地道柔和宁静，这是阴的常义常理。地有上中下之分，它的上位震动，对应后妃不顺从，中位震动，对应大臣作乱，下位震动，对应百姓背叛。如果国都地震，那就是该国国君的过错。四方中央连绵诸国家以及各州都震动起来，这个灾异是最大的。以前关东几次发生地震，五星也作怪，终究还没有大碍，应该努力崇尚阳抑制阴，以弥补过错；坚定志向建立威，杜绝私路，选拔任用英才，斥退不称职的官吏，从而使本朝强大。如果根本强大那么精神就会去折挫冲突危害，如果根本衰弱就会招致灾殃和祸害，被邪恶欺凌。听说从前淮南王谋反时，他难以对付的，衹有汲黯，认为公孙弘等人不值一提。公孙弘，是汉的名相，到今天也没有人能比得上，尚且显得力量轻微，何况连公孙弘这样的人都没有呢？所以说朝廷上没有贤人就会被作贼为乱之人所轻视，这是很自然的道理。天下人没有听说陛下有用奇策来守国之人。有人问，怎么知道朝廷的衰弱？每个人都自己认为自己很贤能，不向贤达之人请教，所以世道颓靡。
马不伏历，不可以趋道；士不素养，不可以重国。《诗》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非虚言也。陛下秉四海之众，曾亡柱干之固守闻于四境，殆闻之不广，取之不明，劝之不笃，传曰：“土之美者善养禾，君之明者善养士。”中人皆可使为君子。诏书进贤良，赦小过，无求备，以博聚英隽。如近世贡禹，以言事忠切蒙尊荣，当此之时，士厉身立名者多。禹死之后，日日以衰。及京兆尹王章坐言事诛灭，智者结舌，邪伪并兴，外戚颛命，君臣隔塞，至绝继嗣，女宫作乱。此行事之败，诚可畏而悲也。
马如果不吃草，就不可以行路；人如果平时不看重知识分子，就不可以使国家强盛。《诗》说“因为有众多的贤士啊，文王得以安享天下”，孔子说“衹有十家的小邑，也一定有忠信之人”，这些都是实话呀。陛下拥有天下这么广大的领土，怎么会没有栋梁之材可以固守四境呢？原因大概在于人才仕进之路开得不广，选拔任用不明，勉励又不笃厚。传上说：“好的土质善于养育禾苗，圣明的君主善于供养人才。”中等资质的人都可以让他们成为君子。陛下应下诏书选拔贤良，赦免小的过错，不要求全责备，从而广聚英才。如近世的贡禹，因为论事恳切而得到了尊荣，于是这时士人中磨砺自身成就功名的人就有了很多。贡禹死后，就一天天不振了。等到京兆尹王章牵涉议论国事犯罪被诛灭族时，明白的人都结舌不再有言论，所以邪佞奸伪的风气并兴，外戚党徒专权，君臣相互隔绝，直到断了子嗣，终于京城发生赵飞燕姊妹之乱。这件事的失败，实在是可畏可悲。
本在积任母后之家，非一日之渐，往者不可及，来者犹可追也。先帝大圣，深见天意昭然，使陛下奉承天统，欲矫正之也。宜少抑外亲，选练左右，举有德行道术通明之士充备天官，然后可以辅圣德，保帝位，承大宗。下至郎吏从官，行能亡以异，又不通一艺，及博士无文雅者，宜皆使就南亩，以视天下，明朝廷皆贤材君子，于以重朝尊君，灭凶致安，此其本也。臣自知所言害身，不辟死亡之诛，唯财留神，反复复愚臣之言。
根本在于长久放任母亲和皇后之家，这不是一天形成的，过去的事就算了，但将来的事可还要慎重。先帝很圣明，深知天意十分明白，让陛下继承天统，是想要矫正它啊。应该稍微抑制一下外戚，选拔训练左右亲近之人，任用有德行道术的通达之士来充任百官，这样才可以辅佐圣德，永保帝位，继承大宗。下面的郎吏从官，做事没有特别之处，又不通一经的，以及博士中没有文才的，应该都遣归，让他们从事农业，以此昭示天下，表明朝廷上都是贤人君子，从而让百姓重视朝廷尊崇国君，消灭凶灾安宁祥和，这是根本啊。我自己知道我所说的对自己很有害，但我仍然冒死进言，希望您能听进我的意见，反复考虑一下我的话。
是时，哀帝初立，成帝外家王氏未甚抑黜，而帝外家丁、傅新贵，祖母傅太后尤骄恣，欲称尊号。丞相孔光、大司空师丹执政谏争，久之，上不得已，遂免光、丹而尊傅太后。语在《丹传》。上虽不从寻言，然采其语，每有非常，辄问寻。寻对屡中，迁黄门侍郎。以寻言且有水灾，故拜寻为骑都尉，使护河堤。
这时哀帝刚刚即位，成帝外戚王氏还没有被废黜，而哀帝的外戚丁、傅又刚尊贵起来，祖母傅太后尤其骄纵，想要自称尊号。丞相孔光、大司空师丹执政，极力劝谏，过了很久，皇上不得已罢免了孔光、师丹而尊奉傅太后。这件事记在《师丹传》。皇上虽然没有按照李寻的话去做，但采纳了他的话，每当遇到特别的事，就会去询问李寻。李寻的回答屡次被应验，升任黄门侍郎。根据李寻的话将会有水灾，所以拜李寻为骑都尉，让他守护河堤。
初，成帝时，齐人甘忠可诈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以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忠可以教重平夏贺良、容丘丁广世、东郡郭昌等，中垒校尉刘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众，下狱治服，未断病死。贺良等坐挟学忠可书以不敬论，后贺良等复私以相教。哀帝初立，司隶校尉解光亦以明经通灾异得幸，白贺良等所挟忠可书。事下奉车都尉刘歆，歆以为不合《五经》，不可施行。而李寻亦好之。光曰：“前歆父向奏忠可下狱，歆安肯通此道？”时，郭昌为长安令，劝寻宜助贺良等。寻遂白贺良等皆待诏黄门，数诏见，陈说：“汉历中衰，当更受命。成帝不应天命，故绝嗣。今陛下久疾，变异屡数，天所以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号，乃得延年益寿，皇子生，灾异息矣。得道不得行，咎殃且亡，不有洪水将出，灾火且起，涤荡民人。”
当初，成帝时，齐地人甘忠可伪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说“汉家正逢天地的末日，应当重新受命于天，天帝派真人赤精于，下天界来教我逭一道术。”忠可因此教授重平夏贺良、容丘丁广世、东郡郭昌等人，中垒校尉刘向上奏忠可假藉鬼神欺君罔上迷惑众人，于是被投入监狱定为死罪，还未执行时就病死了。贺良等人也受连累，因为学习忠可书而以不敬罪论处，后来贺良等人重又私下里互相讨论讲授。哀帝刚即位，司隶校尉解光也因为精通经术通晓灾异之事而得到宠幸，上书说贺良等人还藏着忠可书。这件事下达奉车都尉刘歆那里，刘歆认为不合《五经》，不可以施行。而李寻也喜好这些。解光说：“以前刘歆的父亲刘向上书使忠可下狱，刘歆怎么肯给他们开这个方便呢？”当时郭昌是长安的县令，劝李寻也帮助贺良等人。李寻于是上书让贺良等人都待韶黄门，几次被召见，陈说“漠的命运中衰，应当重新受命。成帝不合天命，所以绝后。如今陛下已长久地生病，变故灾异也很频繁，这是天在告诫人们啊。应该马上改元易号，才能够延年益寿，皇子一出生，灾异就平息了。知道道而不能实行，一定有殃咎，将会灭亡，不然洪水就将来临，火灾等灾难也将发生，使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哀帝久寝疾，几其有益，遂从贺良等议。于是诏制丞相御史：“盖闻《尚书》‘五曰考终命’，言大运一终，更纪天元人元，考文正理，推历定纪，数如甲子也。朕以眇身入继太祖，承皇天，总百僚，子元元，未有应天心之效。即位出入三年，灾变数降，日月失度，星辰错谬，高下贸易，大异连仍，盗贼并起。朕甚俱焉，战战兢兢，唯恐陵夷。惟汉兴至今二百载，历纪开元，皇天降非材之右，汉国再获受命之符，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受天之元命，必与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为度。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哀帝长期卧病在床，希望它真的有益处，于是听从了贺良等人的议论。于是下诏给丞相御史：“听说《尚书》中有句话‘五日考终命，，这是说天命大运一旦终了，就要重新记载天地之始和人世之始，考之以文献而正之以事理，推求历法制定纪元，其规律就好像六十甲子。朕以微渺之身继承了太祖的大业，承奉皇天之命，统领王侯公卿，抚育黎明百姓，却没有得到顺应天心的效验。即位将近三年，灾异变故多次降临，曰月失去常规，星辰运行紊乱，山崩而水枯竭，大的灾异频频发生，盗贼纷起。朕很是忧惧，战战兢兢，惟恐国家渐渐衰弱灭亡。想到汉从兴起到今天已有二百年，享国之运重新开始，皇天降恩保佑不才我，国家又重新获得承受天命的符瑞，朕虽然没有圣德，怎么敢不顺应接受天之大命。一定和天下臣民一起除旧布新。兹命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作为太初元年，朕的号是陈圣刘太平皇帝。漏壶刻度共分为一百二十度。宣告天下，让大家都清楚知道。”
后月余，上疾自若。贺良等复欲妄变政事，大臣争以为不可许。贺良等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宜退丞相御史，以解光、李寻辅政。上以其言亡验，遂下贺良等吏，而下诏曰：“朕获保宗庙，为政不德，变异屡仍，恐惧战栗，未知所繇。待诏贺良等建言改元易号，增益漏刻，可以永安国家。朕信道不笃，过听其言，几为百姓获福。卒无嘉应，久旱为灾。以问贺良等，对当复改制度，皆背经谊，违圣制，不合时宜。夫过而不改，是为过矣。六月甲子诏书，非赦令，它皆蠲除之。贺良等反道惑众，奸态当穷竟。”皆下狱，光禄勋平当、光禄大夫毛莫如与御史中丞、廷尉杂治，当贺良等执左道，乱朝政，倾覆国家，诬罔主上，不道。贺良等皆伏诛。寻及解光减死一等，徙敦煌郡。
这以后过了一个多月，皇上卧病如故。贺良等人又想乱改政事，大臣们向皇上谏静认为不能允许。贺良等人上奏说大臣们都不知道天命，应当斥退丞相御史，用解光、李寻来辅政。皇上因为他们以前所说的话没有效验，便把贺良等人交给执法官吏，下诏书说：“朕能继位保守宗庙，但为政不善，灾异频频发生，我忧惧害怕，不知如何是好。待诏贺良等人建议说改元易号，增加漏壶刻度，可以使国家长久安定。朕对圣人之道信之不笃，误听了他们的话，期望为百姓求得福佑。但是终于没有好的效验，长久干旱成灾。以此质问贺良等人，回答说应当再改制度，所言都背离经义，违背圣人的制度，不合时宜。犯了过错又不肯改正，才是真正的过错。六月甲子日所下的诏书除了大赦天下令以外其他各项都废除。贺良等人离经叛道，妖言惑众，其作奸犯科之事要彻底追究。”他们都被关进了监狱，光禄勋平当、光禄大夫毛莫如和御史中丞、廷尉共同审理此案，判决贺良等人使用邪门歪道，扰乱朝政，颠覆国家，欺君罔上，大逆不道。贺良等人都被杀了。李寻和解光罪减一等，流放到敦煌郡。
赞曰：幽赞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乎《易》、《春秋》。然子赣犹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已矣。汉兴，推阴阳言灾异者，孝武时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则眭孟、夏侯胜；元、成则京房、翼奉、刘向、谷永；哀、平则李寻、田终术。此其纳说时君著明者也。察其所言，仿佛一端。假经设谊，依托象类，或不免乎“亿则屡中”。仲舒下吏，夏侯囚执，眭孟诛戮，李寻流放，此学者之大戒也。京房区区，不量浅深，危言刺讥，枢怨强臣，罪辜不旋踵，亦不密以失身，悲夫！
赞曰：能够深刻阐明神祇灵异，贯通天人之道的，当首推《周易》、《春秋》。然而子贡还是说：“夫子的文章我们能够听到，夫子关于性与天道的言论我们却听不到”。汉建立以来推究阴阳谈论灾异的人，孝武帝时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帝时则有眭孟、夏侯胜，元、成帝时则有京房、翼奉、刘向、谷永，哀、平帝时则有李寻、田终术。这是其中其说被当时君主采纳的一些著名人物。考察他们所讲的那一套，仿佛如出一辙。假藉经书，依托天象异常附会政事得失，有时也不免“猜度屡中”。仲舒曾入狱吏之手，夏侯被关进监狱，眭孟惨遭杀戮，李寻被流放，这些都是学者要引为大戒的。京房以小小郎官，不顾深浅安危，直言讽刺时政，得罪当权奸臣，杀身之祸固然迅速降临，也是由于他说话不周密而致惨死，真是可悲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