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第十三-新月文轩

现存的中国最早的文，是商代的卜辞。这只算是些句子，很少有一章一节的。后来《周易》卦爻辞和《鲁春秋》也是如此，不过经卜官和史官按着卦爻与年月的顺序编纂起来，比卜辞显得整齐些罢了。便是这样，王安石还说《鲁春秋》是「断烂朝报」1.。所谓「断」，正是不成片段，不成章节的意思。卜辞的简略大概是工具的缘故，在脆而狭的甲骨上用刀笔刻字，自然不得不如此。卦爻辞和《鲁春秋》似乎没有能够跳出卜辞的氛围去，虽然写在竹木简上，自由比较多，却依然只跟着卜辞走。《尚书》就不同了。《虞书》、《夏书》大概是后人追记，而且大部份是战国末年的追记，可以不论；但那几篇《商书》，即使有些是追记，也总在商、周之间。那不但有章节，并且成了篇，足以代表当时史的发展，就是叙述文的发展。而议论文也在这里面见了源头。卜辞是「辞」，《尚书》里大部份也是「辞」。这些都是官文书。

记言、记事的辞之外，还有讼辞。打官司的时候，原被告的口供都叫作「辞」；辞原是「讼」的意思2.，是辩解的言语。这种辞关系两造的利害很大，两造都得用心陈说；审判官也得用心听，他得公平的听两面儿的。这种辞也兼有叙述和议论；两造自己办不了，可以请教讼师。这至少是周代的情形。春秋时候，列国交际频繁，外交的言语关系国体和国家的利害更大，不用说更需慎重了。这也称为「辞」，又称为「命」，又合称为「辞命」或「辞令」。郑子产便是个善于辞命的人。郑是个小国，他办外交，却能教大国折服，便靠他的辞命。他的辞引古为证，宛转而有理，他的态度却坚强不屈。孔子赞美他的辞，更赞美他的「慎辞」3.。孔子说当时郑国的辞命，子产先教裨谌创意起草，交给世叔审查，再教行人子羽修改，末了儿他再加润色4.。他的确是很慎重的。辞命得「顺」，就是宛转而有理；还得「文」，就是引古为证。

孔子很注意辞命，他觉得这不是件易事，所以自己谦虚的说是办不了。但教学生却有这一科；他称赞宰我、子贡，擅长言语5.，「言语」就是「辞命」。那时候言文似乎是合一的。辞多指说出的言语，命多指写出的言语；但也可以兼指。各国派使臣，有时只口头指示策略，有时预备下稿子让他带着走。这都是命。使臣受了命，到时候总还得随机应变，自己想说话；因为许多情形是没法预料的。——当时言语，方言之外有「雅言」。「雅言」就是「夏言」，是当时的京话或官话。孔子讲学似乎就用雅言，不用鲁语6.。卜、《尚书》和辞命，大概都是历代的雅言。讼辞也许不同些。雅言用的旣多，所以每字都能写出，而写出的和说出的雅言，大体上是一致的。孔子说「辞」只要「达」就成7.。辞是辞命，「达」是明白，辞多了像背书，少了说不明白，多少要恰如其分。8.辞命的重要，代表议论文的发展。

战国时代，游说之风大盛。游士立谈可以取卿相，所以最重说辞。他们的说辞却不像春秋的辞命那样从容宛转了。他们铺张局势，滔滔不绝，眞像背书似的；他们的话，像天花乱坠，有时夸饰，有时诡曲，不问是非，只图激动人主的心。那时最重辩。墨子是第一个注意辩论方法的人，他主张「言必有三表」。「三表」是「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9.；便是三个标准。不过他究竟是个注重功利的人，不大喜欢文饰，「恐人怀其文，忘其‘用’」，所以楚王说他「言多不辩」10.。——后来有了专以辩论为事的「辩者」，墨家这才更发展了他们的辩论方法，所谓《墨经》便成于那班墨家的手里。——儒家的孟、荀也重辩。孟子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11.荀子也说：「君子必辩。」12.这些都是游士的影响。但道家的老、庄，法家的韩非，却不重辩。《老子》里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13.，「老学」所重的是自然。《庄子》里说：「大辩不言」14.，「庄学」所要的是神秘。韩非也注重功利，主张以法禁辩，说辩「生于上之不明」15.。后来儒家作《易传·文言》，也道：「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这不但是在暗暗的批评着游士好辩的风气，恐怕还在暗暗的批评着后来称为名家的「辩者」呢。《文言》旧传是孔子所作，不足信；但这几句话和「辞达」论倒是合拍的。

孔子开了私人讲学的风气，从此也便有了私家的著作。第一种私家著作是《论语》，却不是孔子自作而是他的弟子们记的他的说话。诸子书大概多是弟子们及后学者所记，自作的极少。《论语》以记言为主，所记的多是很简单的。孔子主张「慎言」，痛恨「巧言」和「利口」；他向弟子们说话，大概是很质直的，弟子们体念他的意思，也只简单的记出。到了墨子和孟子，可就铺排得多。《墨子》大约也是弟子们所记。《孟子》据说是孟子晚年和他的弟子公孙丑、万章等编定的，可也是弟子们记言的体制。那时是个「好辩」的时代。墨子虽不好辩，却也脱不了时代影响。孟子本是个好辩的人。记言体制的恢张，也是自然的趋势。这种记言是直接的对话。由对话而发展为独白，便是「论」。初期的论，言意浑括，《老子》可为代表；后来的《墨经》，《韩非子·储说》的经，《管子》的《经言》，都是这体制。再进一步，便是恢张的论，《庄子·齐物论》等篇以及《荀子》、《韩非子》、《管子》的一部份，都是的。——羣经诸子书里常常夹着一些韵句，大概是为了强调。后世的文也偶尔有这种例子。中国的有韵文和无韵文的界限，是并不怎样严格的。

还有一种「寓言」，藉着神话或历史故事来抒论。《庄子》多用神话，《韩非子》多用历史故事，《庄子》有些神仙家言，《韩非子》是继承《庄子》的寓言而加以变化。战国游士的说辞也好用譬喻。譬喻成了风气，这开了后来辞赋的路。论是进步的体制，但还只以篇为单位，「书」的观念还没有。直到《吕氏春秋》，才成了第一部有系统的书16.。这部书成于吕不韦的门客之手，有十二纪、八览、六论，共三十多万字。十二代表十二月，八是卦数，六是秦代的圣数，这些数目是本书的间架，是外在的系统，并非逻辑的秩序，汉代刘安主编《淮南子》，才按照逻辑的秩序，结构就严密多了。自从有了私家著作，学术日渐平民化。著作越来越多，流传也越来越广。「雅言」便成了凝定的文体了。后世大体采用，言文渐渐分离。战国末期，「雅言」之外，原还有齐语、楚语两种有势力的方言17.。但是齐语只在《春秋公羊传》里留下一些，楚语只在屈原的「辞」里留下几个助词如「羌」、「些」等；这些都让「雅言」压倒了。

伴随着议论文的发展，记事文也有了长足的进步。这里《春秋左氏传》是一座里程碑。在前有分国记言的《国语》，《左传》从它里面取材很多。那是铺排的记言，一面以《尚书》为模板，一面让当时记言体的、恢张的趋势推动着，成了这部书。其中自然免不了记事的文字；《左传》便从这里出发，将那恢张的趋势表现在记事文里。那时游士的说辞也有人分国记载，也是铺排的记言，后来成为《战国策》那部书。《左传》是说明《春秋》的，是中国第一部编年史。它最长于战争的记载；它能够将千头万绪的战事叙得层次分明，它的描写更是栩栩如生。它的记言也异曲同工，不过不算独创罢了。它可还算不得一部有自己的系统的书；它的顺序是依着《春秋》的。《春秋》的编年并不是自觉的系统，而且「断如复断」，也不成一部「书」。

汉代司马迁的《史记》才是第一部有自己的系统的史书。他创造了「纪传」的体制。他的书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五十多万字。十二是十二月，是地支，十是天干，八是卦数，三十取《老子》「三十辐共一毂」的意思，表示那些「辅弼股肱之臣」，「忠信行道以奉主上」18.；七十表示人寿之大齐，因为列传是记载人物的。这也是用数目的哲学作系统，并非逻辑的秩序，和《吕氏春秋》一样。这部书「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以剪裁与组织见长。但是它的文字最大的贡献，还在描写人物。左氏只是描写事，司马迁进一步描写人；写人更需要精细的观察和选择，比较的更难些。班彪论《史记》「善叙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19.，这是说司马迁行文委曲自然。他写人也是如此。他又往往即事寓情，低徊不尽；他的悲愤的襟怀，常流露在字里行间。明代茅坤称他「出《风》入《骚》」20.，是不错的。

汉武帝时候，盛行辞赋；后世说「楚辞汉赋」，眞的，汉代简直可以说是赋的时代。所有的作家几乎都是赋的作家。赋旣有这样压倒的势力，一切的文体，自然都受它的影响。赋的特色是铺张、排偶、用典故。西汉记事记言，都还用散行的文字，语意大抵简明；东汉就在散行里夹排偶，汉、魏之际，排偶更甚。西汉的赋，虽用排偶，却还重自然，并不力求工整；东汉到魏，越来越工整，典故也越用越多。西汉普通文字，句子很短，最短有两个字的。东汉的句子，便长起来，最短的是四个字；魏代更长，往往用上四下六或上六下四的两句以完一意。所谓「骈文」或「骈体」，便这样开始发展。骈体出于辞赋，夹带着不少的抒情的成份；而句读整齐，对偶工丽，可以悦目，声调和谐，又可悦耳，也都助人情韵。因此能够投人所好，成功了不废的体制。

梁昭明太子在《文选》里第一次提出「文」的标准，可以说是骈体发展的指路牌。他不选经、子、史，也不选「辞」。经太尊，不可选；史「褒贬是非，纪别异同」，不算「文」；子「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辞」是子史的支流，也都不算「文」。他所选的只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之作。「事」是「事类」，就是典故；「翰藻」兼指典故和譬喻。典故用得好的，譬喻用得好的，他才选在他的书里。这种作品好像各种乐器，「并为入耳之娱」，好像各种绣衣，「俱为悦目之玩」。这是「文」，和经、子、史及「辞」的作用不同，性质自异。后来梁元帝又说：「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征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21.这是说，用典故、有对偶、谐声调的抒情作品才叫作「文」呢。这种「文」大体上专指诗赋和骈体而言；但应用的骈体如章奏等，却不算在里头。汉代本已称诗赋为「文」，而以「文辞」或「文章」称记言、记事之作。骈体原也是些记言、记事之作，这时候却被提出一部份来，与诗赋并列在「文」的尊称之下，眞是「附庸蔚为大国」了。

这时有两种新文体发展。一是佛典的翻译，一是羣经的义疏。佛典翻译从前不是太直，便是太华；太直的不好懂，太华的简直是魏、晋人讲老、庄之学的文字，不见新义。这些译笔都不能作到「达」的地步。东晋时候，后秦主姚兴聘龟玆僧鸠摩罗什为国师，主持译事。他兼通华语及西域语，所译诸书，一面曲从华语，一面不失本旨。他的译笔可也不完全华化，往往有「天然西域之语趣」22.；他介绍的「西域之语趣」是华语所能容纳的，所以觉得「天然」。新文体这样成立在他的手里。但他的翻译虽能「达」，却还不能尽「信」；他对原文是不太忠实的。到了唐代的玄奘，更求精确，才能「信」、「达」兼尽，集佛典翻译的大成。这种新文体一面增扩了国语的词汇，也增广了国语的句式。词汇的增广，影响最大而易见，如现在口语里还用着的「因果」、「忏悔」、「剎那」等词，便都是佛典的译语。句式的增扩，直接的影响比较小些，但像文言里常用的「所以者何」、「何以故」等也都是佛典的译语。另一面，这种文体是「组织的，解剖的」23.。这直接影响了佛教徒的注疏和「科分」之学24.，间接影响了一般解经和讲学的人。

演释古人的话的有「故」、「解」、「传」、「注」等。用故事来说明或补充原文，叫作「故」。演释原来辞意，叫作「解」。但后来解释字句，也叫作「故」或「解」。「传」，转也，兼有「故」、「解」的各种意义。如《春秋左氏传》补充故事，兼阐明《春秋》辞意。《公羊传》、《谷梁传》只阐明《春秋》辞意——用的是问答式的记言。《易传》推演卦爻辞的意旨，也是铺排的记言。《诗毛氏传》解释字句，并给每篇诗作小序，阐明辞意。「注」原只解释字句，但后来也有推演辞意、补充故事的。用故事来说明或补充原文，以及一般的解释辞意，大抵明白易晓。《春秋》三传和《诗毛氏传》阐明辞意，却是断章取义，甚至断句取义，所以支离破碎，无中生有。注字句的本不该有大出入，但因对于辞意的见解不同，去取字义，也有各别的标准。注辞意的出入更大。像王弼注《周易》，实在是发挥老、庄的哲学；郭象注《庄子》，更是藉了《庄子》发挥他自己的哲学。南北朝人作羣经「义疏」，一面便是王弼等人的影响，一面也是翻译文体的间接影响。这称为「义疏」之学。

汉、晋人作羣经的注，注文简括，时代久了，有些便不容易通晓。南北朝人给这些注作解释，也是补充材料，或推演辞意。「义疏」便是这个。无论补充或推演，都得先解剖文义；这种解剖必然的比注文解剖经文更精细一层。这种精细的确不算是破坏的解剖，似乎是佛典翻译的影响。就中推演辞意的有些也只发挥老、庄之学，虽然也是无中生有，却能自成片段，便比汉人的支离破碎进步。这是王弼等人的衣鉢，也是魏、晋以来哲学发展的表现。这是又一种新文体的分化。到了唐修《五经正义》，削去玄谈，力求切实，只以疏明注义为重。解剖字句的工夫，至此而极详。宋人所谓「注疏」的文体，便成立在这时代。后来清代的精详的考证文，就是从这里变化出来的。

不过佛典只是佛典，义疏只是义疏，当时没有人将这些当作「文」的。「文」只用来称「沉思翰藻」的作品。但「沉思翰藻」的「文」，渐渐有人嫌「浮」「艷」了。「浮」是不直说，不简截说的意思。「艷」正是隋代李谔《上文帝书》中所指斥的：「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那时北周的苏绰是首先提倡复古的人，李谔等纷纷响应。但是他们都没有找到路子，死板的模仿古人到底是行不通的。唐初，陈子昂提倡改革文体，和者尚少。到了中叶，才有一班人「宪章六艺，能探古人述作之旨」25.，而元结、独孤及、梁肃最着。他们作文，主于教化，力避排偶，辞取朴拙。但教化的观念，广泛难以动众，而关于文体，他们不曾积极宣扬，因此未成宗派。开宗派的是韩愈。

韩愈，邓州南阳（今河南南阳）人。唐宪宗时，他作刑部侍郎，因谏迎佛骨被贬；后来官至吏部侍郎，所以称为韩吏部。他很称赞陈子昂、元结复古的功劳，又曾请教过梁肃、独孤及。他的脾气很坏，但提携后进，最是热肠。当时人不愿为师，以避标榜之名；他却不在乎，大收其弟子。他可不愿作章句师，他说师是「传道、授业、解惑」的26.。他实在是以文辞为教的创始者。他所谓「传道」，便是传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的道；所谓「解惑」，便是排斥佛、老。他是以继承孟子自命的；他排佛、老，正和孔子的拒杨、墨一样。当时佛、老的势力极大，他敢公然排斥，而且因此触犯了皇帝27.。这自然足以惊动一世。他并没有传了什么新的道，却指示了道统，给宋儒开了先路。他的重要的贡献，还在他所提倡的「古文」上。

他说他作文取法《尚书》、《春秋》、《左传》、《周易》、《诗经》以及《庄子》、《楚辞》、《史记》、扬雄、司马相如等。《文选》所不收的经、子、史，他都排进「文」里去。这是一个大改革、大解放。他这样建立起文统来。但他并不死板的复古，而以变古为复古。他说：「惟古于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28.，又说：「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29.；他是在创造新语。他力求以散行的句子换去排偶的句子，句逗总弄得参参差差的。但他有他的标准，那就是「气」。他说：「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30.；「气」就是自然的语气，也就是自然的音节。他还不能跳出那定体「雅言」的圈子而采用当时的白话；但有意的将白话的自然音节引到文里去，他是第一个人。在这一点上，所谓「古文」也是不「古」的；不过他提出「语气流畅」（气盛）这个标准，却给后进指点了一条明路。他的弟子本就不少，再加上私淑的，都往这条路上走，文体于是乎大变。这实在是新体的「古文」，宋代又称为「散文」——算成立在他的手里。

柳宗元与韩愈，宋代并称，他们是好朋友。柳作文取法《书》、《诗》、《礼》、《春秋》、《易》、以及《谷梁》、《孟》、《荀》、《庄》、《老》、《国语》、《离骚》、《史记》，也将经、子、史排在「文」里，和韩的文统大同小异。但他不敢为师，「摧陷廓清」的劳绩，比韩差得多。他的学问见解，却在韩之上，并不墨守儒言。他的文深幽精洁，最工游记；他创造了描写景物的新语。韩愈的门下有难、易两派。爱易派主张新而不失自然，李翺是代表。爱难派主张新就不妨奇怪，皇甫湜是代表。当时爱难派的流传盛些。他们矫枉过正，语艰意奥，扭曲了自然的语气、自然的音节，僻涩诡异，不易读诵。所以唐末宋初，骈体文又回光反照了一下。雕琢的骈体文和僻涩的古文先后盘踞着宋初的文坛。直到欧阳修出来，才又回到韩愈与李翱，走上平正通达的古文的路。

韩愈抗颜为人师而提倡古文，形势比较难；欧阳修居高位而提倡古文，形势比较容易。明代所称唐宋八大家31.，韩、柳之外，六家都是宋人。欧阳修为首，以下是曾巩、王安石、苏洵和他的儿子苏轼、苏辙。曾巩、苏轼是欧阳修的门生，别的三个也都是他提拔的。他眞是当时文坛的盟主。韩愈虽然开了宗派，却不曾有意的立宗派；欧、苏是有意的立宗派。他们虽也提倡道，但只促进了并且扩大了古文的发展。欧文主自然。他所作纡徐曲折，而能条达疏畅，无艰难劳苦之态；最以言情见长，评者说是从《史记》脱化而出。曾学问有根柢，他的文确实而谨严；王是政治家，所作以精悍胜人。三苏长于议论，得力于《战国策》、《孟子》；而苏轼才气纵横，并得力于《庄子》。他说他的文「随物赋形」，「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32.；又说他意到笔随，无不尽之处33.。这眞是自然的极致了。他的文，学的人最多。南宋有「苏文熟，秀才足」的俗谚34.，可见影响之大。

欧、苏以后，古文成了正宗。辞赋虽还算在古文里头，可是从辞赋出来的骈体却只拿来作应用文了。骈体声调铿锵，便于宣读，又可铺张词藻不着边际，便于酬酢，作应用文是很相宜的。所以流传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死去。但中间却经过了散文化。自从唐代中叶的陆贽开始。他的奏议切实恳挚，绝不浮夸，而且明白晓畅，用笔如舌。唐末骈体的应用文专称「四六」，却更趋雕琢；宋初还是如此。转移风气的也是欧阳修。他多用虚字和长句，使骈体稍稍近于语气之自然。嗣后羣起仿效，散文化的骈文竟成了定体了。这也是古文运动的大收获。

唐代又有两种新文体发展。一是语录，一是「传奇」，都是佛家的影响。语录起于禅宗。禅宗是革命的宗派，他们只说法而不著书。他们大胆的将师父们的话参用当时的口语记下来。后来称这种体制为语录。他们不但用这种体制纪录演讲，还用来通信和讨论。这是新的记言的体制；里面夹杂着「雅言」和译语。宋儒讲学，也采用这种记言的体制，不过不大夹杂译语。宋儒的影响究竟比禅宗大得多，语录体从此便成立了，盛行了。传奇是有结构的小说。从前只有杂录或琐记的小说，有结构的从传奇起头。传奇记述艷情，也记述神怪，但将神怪人情化。这里面描写的人生，并非全是设想，大抵还是以亲切的观察作底子。这开了后来佳人才子和鬼狐仙侠等小说的先路。它的来源一方面是俳谐的辞赋，一方面是翻译的佛典故事；佛典里长短的寓言所给予的暗示最多。当时文士作传奇，原来只是向科举的主考官介绍自己的一种门路。当时应举的人在考试之前，得请达官将自己姓名介绍给主考官；自己再将文章呈给主考官看。先呈正经文章，过些时再呈杂文如传奇等，传奇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人又爱看，是科举的很好媒介。这样，作者便日见其多了。

到了宋代，又有「话本」。这是白话小说的老祖宗。话本是「说话」的底本；「说话」略同后来的「说书」，也是佛家的影响。唐代佛家向民众宣讲佛典故事，连说带唱，本子夹杂「雅言」和口语，叫作「变文」；「变文」后来也有说唱历史故事及社会故事的。「变文」便是「说话」的源头；「说话」里也还有演说佛典这一派。「说话」是平民的艺术；宋仁宗很爱听，以后便变为专业，大流行起来了。这里面有说历史故事的，有说神怪故事的，有说社会故事的。「说话」渐渐发展，本来由一个或几个同类而不相关联的短故事，引出一个同类而不相关联的长故事的，后来却能将许多关联的故事组织起来，分为「章回」了。这是体制上一个大进步。

话本留存到现在的已经很少，但还足以见出后世的几部小说名著，如元罗贯中的《三国志演义》，明施耐庵的《水浒传》，吴承恩的《西游记》，都是从话本演化出来的；不过这些已是文人的作品，而不是话本了。就中《三国志演义》还夹杂着「雅言」，《水浒传》和《西游记》便都是白话了。这里除《西游记》以设想为主外，别的都可以说是写实的。这种写实的作风在清代曹雪芹的《红楼梦》里得着充分的发展。《三国志演义》等书里的故事虽然是关联的，却不是联贯的。到了《红楼梦》，组织才更严密了；全书只是一个家庭的故事。虽然包罗万象，而能「一以贯之」。这不但是章回小说，而且是近代所谓「长篇小说」了。白话小说到此大成。

明代用八股文取士，一般文人都镂心刻骨的去简炼揣摩，所以极一代之盛。「股」是排偶的意思；这种体制，中间有八排文字互为对偶，所以有此称。——自然也有变化，不过「八股」可以说是一般的标准。——又称为「四书文」，因为考试里最重要的文字，题目都出在四书里。又称为「制艺」，因为这是朝廷法定的体制。又称为「时文」，是对古文而言。八股文也是推演经典辞意的；它的来源，往远处说，可以说是南北朝义疏之学，往近处说，便是宋、元两代的经义。但它的格律，却是从「四六」演化的。宋代定经义为考试科目，是王安石的创制；当时限用他的羣经「新义」，用别说的不录，元代考试，限于四书，规定用朱子的章句和集注。明代制度，主要的部份也是如此。

经义的格式，宋末似乎已有规定的标准，元、明两代大体上递相承袭。但明代有两种大变化：一是排偶，一是代古人语气。因为排偶，所以讲究声调。因为代古人语气，便要描写口吻；圣贤要像圣贤口吻，小人要像小人的。这是八股文的仅有的本领，大概是小说和戏曲的不自觉的影响。八股文格律定得那样严，所以得简炼揣摩，一心用在技巧上。除了口吻、技巧和声调之外，八股文里是空洞无物的。而因为那样难，一般作者大都只能套套滥调，那眞是「每下愈况」了。这原是君主牢笼士人的玩艺儿，但它的影响极大；明、清两代的古文大家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八股文出身的。

清代中叶，古文有桐城派，便是八股文的影响。诗文作家自己标榜宗派，在前只有江西诗派，在后只有桐城文派。桐城派的势力，绵延了二百多年，直到民国初期还残留着；这是江西派比不上的。桐城派的开山祖师是方苞，而姚鼐集其大成。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当时有「天下文章在桐城」的话35.，所以称为桐城派。方苞是八股文大家。他提倡归有光的文章，归也是明代八股文兼古文大家。方是第一个提倡「义法」的人。他论古文以为六经和《论语》、《孟子》是根源，得其枝流而义接最精的是《左传》、《史记》，其次是《公羊传》、《谷梁传》、《国语》、《国策》，两汉的书和疏，唐宋八家文36.——再下怕就要数到归有光了。这是他的，也是桐城派的文统论。「义」是用意，是层次；「法」是求雅、求洁的条目。雅是纯正不杂，如不可用语录中语、骈文中丽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儁语、《南史》《北史》中佻巧语以及佛家语。后来姚鼐又加上注疏语和尺牍语。洁是简省字句。这些「法」其实都是从八股文的格律引伸出来的。方苞论文，也讲「阐道」37.；他是信程、朱之学的，不过所入不深罢了。

方苞受八股文的束缚太甚，他学得的只是《史记》、欧、曾、归的一部份，只是严整而不雄浑，又缺乏情韵。姚鼐所取法的还是这几家，虽然也不雄浑，却能「迂回荡漾，余味曲包」38.，这是他的新境界。《史记》本多含情不尽之处，所谓远神的。欧文颇得此味，归更向这方面发展——最善述哀，姚简直用全力揣摩。他的老师刘大櫆指出作文当讲究音节，音节是神气的迹象，可以从字句下手39.。姚鼐得了这点启示，便从音节上用力，去求得那绵邈的情韵。他的文眞是所谓「阴与柔之美」40.。他最主张诵读，又最讲究虚助字，都是为此。但这分明是八股文讲究声调的转变。刘是雍正副榜，姚是乾隆进士，都是用功八股文的。当时汉学家提倡考据，不免繁琐的毛病。姚鼐因此主张义理、考据、词章三端相济，偏废的就是「陋」儒41.。但他的义理不深，考据多误，所有的还只是词章本领。他选了《古文辞类纂》；序里虽提到「道」，书却只成为古文的典范。书中也不选经、子、史；经也因为太尊，子、史却因为太多。书中也选辞赋。这部选本是桐城派的经典，学文的必由于此，也只须由于此。方苞评归有光的文庶几「有序」，但「有物之言’，太少42.。曾国藩评姚鼐也说一样的话，其实桐城派都是如此。攻击桐城派的人说他们空疏浮浅，说他们范围太窄，全不错；但他们组织的技巧，言情的技巧，也是不可抹杀的。

姚鼐以后，桐城派因为路太窄，渐有中衰之势。这时候仪征阮元提倡骈文正统论。他以《文选序》和南北朝「文」「笔」的分别为根据，又扯上传为孔子作的《易传·文言》。他说用韵用偶的才是文，散行的只是笔，或是「直言」的「言」，「论难」的「语」43.。古文以立意、记事为宗，是子、史正流，终究与文章有别。《文言》多韵语、偶语，所以孔子才题为「文」言。阮元所谓韵，兼指句末的韵与句中的「和」而言44.。原来南北朝所谓「文」、「笔」，本有两义：「有韵为文，无韵为笔」，是当时的常言45.。——韵只是句末韵。阮元根据此语，却将「和」也算是韵，这是曲解一。梁元帝说有对偶、谐声调的抒情作品是文，骈体的章奏与散体的著述都是笔46.。阮元却只以散体为笔，这是曲解二。至于《文言》，固然称「文」，却也称「言」，况且也非孔子所作——这更是附会了。他的主张，虽然也有一些响应的人，但是不成宗派。

曾国藩出来，中兴了桐城派。那时候一般士人，只知作八股文；另一面汉学、宋学的门户之争，却越来越利害，各走偏锋。曾国藩为补偏救弊起见，便就姚鼐义理、考据、词章三端相济之说加以发扬光大。他反对当时一般考证文的芜杂琐碎，也反对当时崇道贬文的议论，以为要明先王之道，非精研文字不可；各家著述的见道多寡，也当以他们的文为衡量的标准。桐城文的病在弱在窄，他却能以深博的学问、弘通的见识、雄直的气势，使它起死回生。他才眞回到韩愈，而且胜过韩愈。他选了《经史百家杂钞》，将经、史、子也收入选本里，让学者知道古文的源流，文统的一贯，眼光便比姚鼐远大得多。他的幕僚和弟子极众，眞是登高一呼，羣山四应。这样延长了桐城派的寿命几十年。

但「古文不宜说理」47.，从韩愈就如此。曾国藩的力量究竟也没有能够补救这个缺陷于一千年之后。而海通以来，世变日亟，事理的繁复，有些决非古文所能表现。因此聪明才智之士渐渐打破古文的格律，放手作去。到了清末，梁启超先生的「新文体」可算登峰造极。他的文「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而「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48.但这种「魔力」也不能持久；中国的变化实在太快，这种「新文体」又不够用了。胡适之先生和他的朋友们这才起来提倡白话文，经过五四运动，白话文是畅行了。这似乎又回到古代言文合一的路。然而不然。这时代是第二回翻译的大时代。白话文不但不全跟着国语的口语走，也不全跟着传统的白话走，却有意的跟着翻译的白话走。这是白话文的现代化，也就是国语的现代化。中国一切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语言的现代化也是自然的趋势，并不足怪的。

【注释】

1.宋周麟之跋孙觉《春秋经解》引王语。「朝报」相当于现在的政府公报。

2.《说文》辛部。

3.均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4.《论语·宪问》。

5.《论语·先进》。

6.《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这里用刘宝楠《论语正义》的解释。

7.《论语·卫灵公》：「子曰：‘辞达而已矣。’」

8.《仪礼·聘礼》：「辞多则史，少则不达，辞苟足以达，义之至也。」

9.《非命》上。

10.《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11.《滕文公》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