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脸已经撕破了,夏言也就顾不得什么了,他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找到了后台老板,大声怒斥:“张璁,都是你搞的鬼,你到底想怎么样?!”
这算是以下犯上了,张首辅也不含糊,清清嗓门准备反击,可还没等他做好热身,一句响亮的话突然横空出世:
“请张首辅即刻回避此案!”
说这话的人是给事中孙应奎、曹卞。
应该说孙、曹二位仁兄是很有点法律修养的,因为他们的话放在今天,是有特定法律称谓的――“当事人回避”。
可惜他们虽有律师的天分,张首辅却没有法官的气度,准备送出去的骂人话被退了货,张璁气得眼珠都要蹦出来了,你们存心捣乱是吧!
可张璁站在原地憋了半天,才发现竟然无话可说!掐架估计掐不过夏言,**律也讲不过这两个突然跳出来的二愣子。
百般无奈之下,张大人只好走人,临走时抛下一句愤怒的留言:
“你们等着瞧吧!”
老板都走了,大家也别傻呆着了,一起撤吧!这场奇特的庭审就此结束。
但张璁已经决定把小人做到底了,他一刻也不敢耽搁,立刻向皇帝打了小报告,说他发现了一个反动团伙,此团伙组织严密,除夏言外,申请回避的两位法律专家也是资深的团伙成员。
嘉靖表扬了张璁,把这三位仁兄一股脑儿关进了监狱。
张璁闻言大喜,这事情看来就算解决了,可惜张璁先生忘了,嘉靖先生的智商比他要高得多,于是就多了下面这句:
“让他们从速审讯,把供词给我,我要亲自过目!”
这下子玩不转了。
冤枉到家的法律专家孙应奎、曹卞自不必说,夏言更不是好惹的,想从他们口中得到供词,只怕要等到清军入关。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这几个人还打不得,毕竟他们目前还不能划入敌我矛盾,这种领导主抓的案子,如果搞刑讯逼供,最后只会得不偿失。
该怎么办?没有办法。
就这样,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的多位同志们搞了几天几夜,绞尽脑汁,终于得出了一个上报结果:
薛侃的奏折是自己写的,彭泽指认夏言指使,纯属诬陷(泽诬以言所引)。
这是一个极其悲惨的结论,对张璁而言。
很快,嘉靖就做出了反应,他释放了夏言、孙应奎和曹卞,并给予亲切的慰问。
但事情没有那么容易了结,嘉靖又一次发火了,他这辈子最恨的不是小人,而是敢于利用他的小人。
张璁先生要倒霉了,这回不是降职就是处分,没准还要罢官,可他没有想到,嘉靖并没有这样做。作为一个聪明的皇帝,他用了更为狠毒、别出心裁的一招。
不久之后的朝堂上,在文武大臣的面前,嘉靖突然拿出了一份文稿,面无表情地对张璁说道:
“这是你交给我的,现在还给你!”
大家都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于是张璁先生准备找个地缝钻进去了,这件事情办到现在,终于光荣谢幕。
最后我们陈述一下此事的最终结果:
张璁,因所设陷阱被揭穿,人格尽失,前途尽毁。
彭泽,因参与挖坑,获准光荣参军(充军),为国家边防事业继续奋斗。
薛侃,虽说并非受人指使,但是骂皇帝没有儿子,犯罪证据确凿,免官贬为庶民(黜为民)。
夏言,监狱免费参观数日(包食宿),出狱,最终的胜利者(独言勿问)。
第二个木偶
张璁算是废了,虽说他四肢俱全,没啥明显缺陷,但从政治角度上看,他却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残疾人。
皇帝不喜欢,大臣不拥护,连他的同党都纷纷转做了地下党,唯恐被人知道和张大人的关系。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夏言先生却正红得发紫,热得发烫,但凡是个人,就知道这哥们儿了不得了,张首辅都不在话下,还有谁敢挡路?
于是一时之间,夏言的家门庭若市,前来拜访者络绎不绝,什么堂兄表弟、远房亲戚、同年同门、旧时邻居一股脑儿全都找上了门,弯来绕去只为了说明一个古老的命题――苟富贵,莫相忘。
而在朝廷之中,深夜(白天实在不便)上门攀谈,指天赌咒、发誓效忠者更是不计其数。
这一切都被张璁看在眼里,抱着临死也要蹬两腿的决心,他使出了最后一招――致仕。
这招通俗说来就是避避风头,等待时机,是一个极为古老的招数,无数先辈曾反复使用,这也充分说明了其可靠性和有效性。
遗憾的是,这招对夏言并不管用。
因为面对大好形势,夏言并没有被冲昏头脑,他始终牢记自己的打工仔身份,全心全意为领导服务,早请示晚汇报,从不结党,嘉靖先生十分满意他的服务态度,一高兴,大笔一挥就给了他一个部长――礼部尚书。
于是张璁的希望彻底破灭了,嘉靖十年(1531)他退休回家,不久之后又跑了回来,几年之间来来去去,忙得不亦乐乎。
可惜的是,无论他怎么闹腾,却始终没人理他,正所谓:不怕骂,只怕无人骂。混到了骂无可骂的地步,也着实该滚蛋了。
嘉靖十四年(1535),张璁申请退休(真心实意,童叟无欺),经过反复挽留(一次),由于本人态度坚决(不想混了),皇帝陛下终于批准,并加以表彰,发给路费。
黯然离京的张璁踏上了回家的路,十一年前(嘉靖三年1524),他正是沿着这条道路春风得意地迈入京城,十余年的风雨飘摇,由小人物而起,却也因小人物而落,世道变化,反复无常,不过如此而已。
但张璁并不知道,其实他是一个十分幸运的人,对比后来几位继任者,这位仁兄已经算是功德圆满了,他亲手燃起了嘉靖朝的斗争火焰,却没有被烧死,实在是阿弥陀佛,上帝保佑。
当然了,张璁先生能够得到善终,还要怪他自己不争气,和即将上台的那几位大腕级权臣比起来,他的智商和权谋水平完全不在同一档次。
张璁离开了,想起当年争爹的功劳,嘉靖也有几分伤感,但我们有理由相信,皇帝大人的感情是丰富的,心理承受力是很强的,而为了国家大计,要忘记一个人也是很容易的。
所谓以天下为己任,通俗解释就是天下都是老子的,天下事就是本人的私事。
所以对于胸怀天下、公私合营的皇帝而言,张璁不过是个木偶而已,现在第一个木偶已经用废了,应该寻找下一个了。
嘉靖十五年(1536),皇帝下谕:礼部尚书夏言正式升任太子太傅兼少傅(从一品),授武英殿大学士,进入内阁。
第二个木偶就此登上戏台。
夏言其实很清楚自己的身份,他成为了第二个木偶,并且自觉自愿甘于担当木偶的角色,从这一点上说,他实在是个不折不扣的机灵人。
夏言的确比张璁聪明,所以他的下场也比张璁惨,因为嘉靖先生似乎一直以来都坚守着一个人生信条:
活着是我的人,死了是我的死人,化成了灰还要拿去肥田!
当然,在当时,夏言先生还没有变成饲料的危险,因为他还有很多活要干。
成为内阁学士的夏言并没有辜负皇帝的希望,他确实是个好官,干得相当不错,至少比张璁强,虽说他的提升也有迎合皇帝、投机取胜的成分,但能混到今天这个地步,还是靠本事吃饭的。
夏言是一个十分清廉的人,而且不畏权贵,干跑腿的时候就曾提议裁减富余人员,压制宦官,那时他虽然官小,却干过一件震惊天下的事情――痛骂张延龄。
说起这位张延龄同志,实在是个了不得的人物,横行天下二十多年,比螃蟹还横。当然,嚣张绝非偶然,他是有资本的――孝宗皇帝的小舅子。
凭着这个身份,他在弘治、正德年间很吃得开,无人敢惹。
然而夏言惹他了,他上奏章弹劾张小舅子侵吞老百姓的田产,送上去后没人理,连皇帝都不管,要知道,当时是嘉靖初年(1522),皇帝大人自顾不暇,连爹都弄没了,哪有时间管这事。
张延龄是个十分凶狠的人,准备搞打击报复,可他没想到,夏言比他更为凶悍。
还没等张国舅缓过劲来,朝中的内线就告诉了他一个不幸的消息:夏言又上了第二封弹劾奏折,而且比上一封骂得更狠。
张延龄气疯了,恨不得活劈了这个不识时务的家伙,不过对于夏言的攻击,他并不担心,毕竟此人人微言轻,无人理会,翻不起多大的浪。
如他所料,第二封奏折依旧没有回音。然而没过多久,他又得到消息:夏言上了第三封奏折!
这人莫不是发疯了吧!
夏言并没有发疯,但张延龄却真的快被逼疯了,因为夏先生的奏章并不只是上中下三集,而是长篇连载。
之后,夏言又陆续出版了奏章系列之痛骂张延龄第四、五、六、七部,这才就此打住。
之所以打住,绝不是夏言半路放弃,而是因为这事解决了,奏折一封接着一封,连皇帝陛下也被搞烦了,于是他在忙于争爹的斗争之中,还专门抽出时间料理了张延龄,退回了霸占的田地。他宁可得罪张国舅,也不敢再惹夏先生。
这就是夏言的光辉历史,当日的夏行人就敢动朝廷高干,现在成了夏尚书、夏大学士,估计除了阎王之类的传说人物,天地之间已然没有他搞不定的人了。
除了刚正不阿外,夏先生还有一个特点――廉洁,对官员们而言,这可算是要了老命了,领导不下水,问题就难办了。偏偏夏学士反贪力度又格外凶猛,于是一时之间,朝廷风气大变,哭穷叫苦声不绝于耳。
综合说来,夏言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人,这个人不贪财,干实事,心系黎民百姓,国家社稷,他的才干不亚于杨廷和,而个人道德操守却要远远高于前者。
在他的管理下,大明王朝兴旺发达、蒸蒸日上,发展前景十分看好。
但夏言毕竟不是雷锋叔叔,他也有一个致命的软肋。
夏先生这辈子不抽烟,少喝酒,不贪钱,不好女色,除了干活还是干活,但他竟然十分享受这种郁闷得冒烟的生活。
因为在枯燥单调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诱惑――权力。
征服所有的人,掌控他们的命运,以实现自己的抱负。这大概就是夏言最原始的工作动力。
不过我们还是应该赞扬夏言的,他虽然追逐权力,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干活,事实上,他的权力之路十分顺利,嘉靖十五年(1536),他接替李时,成为了内阁首辅,走到了权力的顶峰。
然而夏先生刚刚爬到山顶,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发现那里还站立着另外一个人,很明显,这个人并不打算做他的朋友。
夏言已经是内阁首领,文官的第一号人物,却偏偏管不了那位仁兄,因为这个人叫做郭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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