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城》读后感:恐怖与唯美的命运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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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奇怪,余华在我印象里,似乎一直是个稍显颓废的中年男人。其实他今年61岁了。 他的新作《文城》,这几天非常热闹。我去附近书城,紫色封面的《文城》满坑满谷,摆在最醒目的位置。
当然是要看的。但我看完之后有点恍惚,觉得这个作者可以是余华,又似乎不是余华。 也许作品的风格也像人一样,会在气血、精神、力度还有心态上,发生改变。前段时间读莫言的新作《晚熟的人》,虽是短篇小说集,但看的过程就很笃定——这就是莫言。尤其是现场听过他演讲说话之后,会觉得书里那种宾白短句、刀削斧斫、民间幽默,是他是他就是他…… 不是说《文城》不好,只是,如果告诉我说,这个作者是江南三部曲、望春风的格非,或者是爱写南京、擅写民国的葛亮,我也会短时间混淆。 当然,只是短时间。
余华的某些锋利和貌似无情的“狠劲”,在书里一定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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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城》是一个民间传奇故事,时间在兵荒马乱的民国初期,地点主要在一个叫做“溪镇”的南方村庄。
主角林祥福,抱着女儿从北方跋涉至此,他在一场龙卷风中路过溪镇,又在一场暴雪之后留在溪镇。他要找寻一个叫“小美”的女人,他的妻子,他女儿的母亲,她离家出走了两次,第二次失踪之后,林祥福根据记忆中妻子的南方口音,一路来到溪镇。 这个寻妻的缘由,是个引子,也就此停止。
更加温情和残酷的故事,才算正式开始。 林祥福在溪镇遇到情同手足的知己,彼此托付儿女和身家性命,遇到颇有乡绅风度的商会会长,遇到溃败流窜的北洋军,遇到真正心狠手辣、屠村杀人的土匪,遇到各种残暴,也遇到各种淸刚侠义之人——他溪镇的朋友,他北方家乡的管家,实际上也包括他的妻子,失踪的小美。 很多人说这是一部讲“情义”的传奇小说,故事里无论是主角之间,还是更多普通人之间,都表现出一种纯粹的、令人感佩的神话般善意——连十几岁的孩子都是,陈耀武在母亲的忍痛催促下,自己追上土匪,机智地换回林祥福的女儿林百家。 耀武被割了耳朵,但被另一个叫做“和尚”的土匪所救。 从这里开始,那个擅长以“无情、白描”写暴力的余华,开始出现。 土匪头子张一斧,是全书里令人胆丧的人物。书里其他人物的“情义”有多朴素挚诚,张一斧的残暴和屠杀就有多细致和恐怖。 余华不余遗力,描写了很多暴力场景,和他以前一样——我到现在还记得他在一个短篇里,写一个大人如何置一个孩子于死地。读者看了,不仅是心理上,甚至会感到生理上的不适。 莫言的《檀香刑》,也曾详细描写一种刑法的残酷和窒息。我在夏天读的这本书,看得脊背一阵阵发凉。 然而严肃文学中的暴力描写,是毫无意义吗?是作者的噱头或“隐疾”吗?是完全不必要吗? 正好相反。 在严肃文学中,这是一种摇醒人们眼睛,唤醒人们良知,要求人们记忆的手段。鲁迅说,“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打碎给人看”。纯文学中有节制的、客观呈现的暴力,实际暗含一种记录和谴责,它是让人们睁开眼睛看看,人这个物种,会做出什么事情让你感到战栗可怕,进而产生畏惧警惕,“丧钟长鸣”。 因为,历史和现实永远比文学真实和恐怖。
无论东方西方,人们都是一路踏着战争和暴力走过来,且现在依然阴魂不散。电影艺术同理,包括《拯救大兵瑞恩》、《血战钢锯岭》、《1917》等经典战争场面,也是一种“恐怖心理”的打捞和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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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风格变得有些枝叶繁茂的余华,在《文城》里制造了两种对比,截然分明。 

  • 一种是,人们之间的纯良、情义与无畏,与土匪毫无人性的残暴的对比。
  • 一种是,动荡社会的不安与恐怖,与世事和命运烟雾般飘渺的对比。

余华的成名作,是非常年轻时的一个短篇,《十八岁出门远行》。在这个先锋怪诞又意味无限的短篇里,18岁的“我”要远行却不知方向,遭遇人世击打和薄凉。61岁的余华,显然温和了许多。虽然故事仍不失残酷,但《文城》的“补”这一部分,让命运的迷雾更加凄清和柔美。林祥福和小美,实际上在溪镇相遇了——虽然林祥福并不知道。 直到最后,他的灵柩在返回北方故乡时,短暂地停留在小美的墓碑前。 最后的写法也很美,作者仿佛停留在了溪镇西山这个隐蔽之处,不再跟随主角,而是看着护送灵柩的人们离去,听着他们的交谈声越来越远,直至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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